4000余亿元大案，破了！

历朝历代，都有贪污腐败的现象，在位的当权者也会实行相应的政策，来惩治贪官污吏，以显示其清明的统治。

可是，再严谨的政策也会有遗漏的地方，更有甚者，统治者会根据贪污犯的多少来修改法律，以减少贪污犯的数量，从而，使得贪污之风更加的猖獗。

康乾盛世，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在他们共同的励精图治下发展出了中国史上的最后一个巅峰时期。

乾隆二十五岁当上皇帝，在其祖父和父亲身体力行的教导下，成就了他的政治抱负，也预示着乾隆将是一个大有作为的皇帝。

在乾隆统治期间，学习和摒弃了康熙与雍正的优点和不足。

年轻时的他，事必躬亲，处事果断，勤于政事，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大清朝有了空前的统一，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天下更是呈现出一片祥和之气。

面对如此丰功伟绩，乾隆难免会自我膨胀。

以至于，到老年时期，他就变得，生活奢靡。

为了南巡游玩，特地在当地修了一座塔，却不觉得劳财伤民，还管自己叫“”。

而社会上下的风气，更是以皇帝的生活为指导，皇帝都如此豪奢，王公贵族可想而知，纷纷模仿。

一时间，整个社会奢侈成风，追求享乐，纸醉金迷，夜夜笙歌。

所以，在乾隆晚年的时候，大清朝的贪官污吏、腐败之风也达到了整个大清王朝的巅峰状态。

史书记载，当时的情况是“上下关通，营私欺罔”;“督抚藩臬，朋比为奸”，字里行间都是痛惜无奈之情。

连乾隆自己都承认，所有的省级都督中，真正廉洁自爱的人是寥寥无几的。

带了乾隆四十六年，发生了大清朝开国以来最大的一起贪污案——。

当时，被直接判处死刑的就有一百多人，连也惊呼，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这起贪污案的主要人物，就是乾隆曾十分倚重和信任的王亶望。

当时，甘肃地区土地贫瘠，气候恶劣，百常颗粒无收，朝廷每年都要拨款购买粮食，以供灾民生活。

后来，为了节约国库开支，朝廷决定准许甘肃以外省份的商民捐粮食，捐了粮食你就可以当监生，类似于捐官。

捐来的监生不用千里迢迢来到京城读书，就可以直接享有和一样的身份地位，可以参加乡试后直接当官，这是富家子弟入仕的捷径，大家自然是。

然而，这个方法有很大的弊端，就是十分方便经手的官员借机贪污，并且，挪用捐来的粮食或者直接让富商捐钱，以便自己中饱私囊。

富商钱捐了，官当了，但是，甘肃的老百姓却依然饿着肚子，叫苦连天。

乾隆便指派自己最信任的王亶望任职，专门来管理这件事。

谁料，王亶望当着乾隆的面，拍着胸脯保证一定会把这件事办好，背地里却和贪官们狼狈为奸，甚至，让富商把钱全部交到他那里。

但是，这样的事情，迟早是会露馅的，王亶望便和当地官员合计，为了“合理开销”掉捐来的银两，他们便决定向朝廷谎报灾情。

有了王亶望带头，其他官员的胆子也慢慢大了起来，致使甘肃所有的官员几乎都是，上下向蒙。

另外，王亶望还因为捐监有功，升了官，当了浙江巡抚。

人们见王亶望如此欺上瞒下，还能升官，于是，他们更加变本加厉的搜刮民脂民膏。

从宁夏调来的王廷赞，在大趋势之下，不得不同流合污。

在王亶望逍遥法外七年后，终于露出了马脚，甘肃爆发了叛乱。

朝廷派出军队去镇压，需要大笔军饷，而王延赞认为：如果自己用贪污来的钱充当军饷，说不定在以后时，还可以将功赎罪。

于是，王廷赞很大手笔，一次就捐了四万两白银。

但是，这件事很快引起了乾隆的怀疑，以当时王廷赞的俸禄，四万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数字。

于是，乾隆命人彻查当年的所有捐款，不久，就有胆小的甘肃官员和盘托出了王亶望是如何玩法营私、冒赈贪赃的内情。

乾隆大怒，收集证据后发现：整个甘肃官场竟无一幸免，共追缴赃款高达二百八十多万两。

在几个月后，乾隆对他们几个贪污集团作出判决。

然而，该如何处置，却成了一个难事。

按照祖制，贪污超过一千两银钱就要问斩，但是，这个标准太低了，按着一千两这个标准来的话，甘肃官员几乎全部都要被砍头，到时候官场就没人了。

于是，乾隆不得不修改法律，把一千两的标准上升到了两万两，贪污两万两以上直接砍头，超过一万两万的惩罚。

但是，即便是这样要被砍的官员还是多的吓人，于是，乾隆就再改贪污达到两万及以上的，如果之前政绩考核优秀可以免死。

就这样，一改再改之下，本来有一百多个官员被处死，结果，只有五十二名官员被处死了，还有一百九十四名被抄家撤职，甘肃省的官员几乎“为之一空”，刽子手砍头的刀钝了。

乾隆对腐败深恶痛绝，曾多次放话说要严加惩治，谁知道，这次竟然为了贪污腐败的官员而修改律法。

而本案的处理结果，甚至，激励了官场的腐败。

乾隆自己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次自己的纵容，不仅没有起到的作用，反而是越反越腐。

经查，至乾隆四十六年初，甘肃省共有274450名报捐监生，收银15094750两，合计侵贪赈银2915600两，所谓监粮有名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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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昌元年(1620年)，病重，进献红丸，自称仙丹。

泰昌帝服后死去，而在当天，首辅拟遗旨赏了进献红丸的李可灼。

有人怀疑是唆使下毒，旋即展开了一系列的追查元凶的举动。

其间，党争与私仇夹杂其中，连坐罪死者众多。

泰昌元年八月初一，中战战兢兢、太子生涯中如履薄冰的继位，是为。

然而，仅仅十日之后，明光宗朱常洛就一病不起。

匪夷所思的是，得了病的明光宗并没有像我们通常在影视剧中看到的那样“宣太医”，居然找了一个名叫崔文升的给自己诊治。

崔文升明显是个神经大条的“”，面对陛下的病，不仅没有小心谨慎地“望、闻、问、切”，反而直接开了大量大黄。

明光宗朱常洛服下崔文升开的“药”后，一日夜腹泻竟达三四十次，直接被搞成了病危。

泰昌元年八月底，明光宗朱常洛听闻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能治百病的“红丸”，便命方从哲引其入宫。

服食一粒“红丸”后，明光宗朱常洛感到身体有了明显好转，便于九月初又服食一粒“红丸”，结果当日晚明光宗朱常洛突然驾崩。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明光宗朱常洛驾崩后，内阁首辅方从哲居然在同其他几位内阁辅臣商议后拟遗旨赏了李可灼白银五十两。

对此，大多数朝臣除了指责方从哲、李可灼“弑君”之外，“严加审问李可灼”等该做的事却一件都没有做。

明光宗朱常洛驾崩两个月后，方从哲上疏请辞抽身于“红丸案”的漩涡之外;明光宗朱常洛驾崩两年后，李可灼才被判“遣戍”保住了一条命。

这就很耐人寻味了。

按理说，方从哲身为“红丸案”的见证者，虽不至于被“大刑伺候”，但也应该在案件水落石出之前留在京师;李可灼进献的“红丸”直接导致明光宗朱常洛驾崩，纵使他是无心之失，也应被严加审问，最后不死也得脱层皮。

那么，“红丸案”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一切还得从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党争说起。

万历十四年，最宠爱的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明神宗有意废长立幼，长达数十年的国本之争就此拉开帷幕。

万历十五年，企图借助“丁亥京察”打压齐楚浙等党，贯穿整个明末历史的党争就此拉开帷幕。

当国本之争遇到党争，万历年间政治斗争的实质就是郑贵妃势力、齐楚浙等党、东林党之间的斗争。

斗争初期，三个势力尚能恪守底线、遵循规则，但是随着斗争的日趋激烈，万历年间的政治斗争在“”发生后转变为毫无底线、混乱无序。

万历四十三年，一个名叫的“疯癫之徒”突然闯入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意图行刺朱常洛，因张差手持一截枣木梃，故此案在历史上被称为“梃击案”。

皇宫大内戒备森严、结构复杂，普通人即使侥幸能混进去，也很难准确找到慈庆宫，所以，必定有一个强大的势力在背后策划、实施“梃击案”。

无论这个势力是郑贵妃势力、齐楚浙等党、东林党中的哪一个，“让‘疯癫之徒’张差手持枣木梃行刺皇太子朱常洛”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发生在万历年间的政治斗争中都意味着底线和规则被打破。

底线和规则被打破还意味着郑贵妃势力、齐楚浙等党、东林党之间的矛盾已经变得不可调和。

所以，万历四十五年的“丁巳京察”中，齐楚浙等党大肆清洗朝中的东林党。

所以，万历四十七年前，东林党各种上蹿下跳，逼得浙党内阁首辅方从哲不得不一再催促杨镐速战速决。

这种情况下，除非东林党等三个势力决出了获胜者或是它们均无力再斗，否则万历年间的政治斗争只能愈加激烈。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明神宗驾崩，郑贵妃势力、齐楚浙等党、东林党都在为决战做准备。

郑贵妃想当皇、齐楚浙等党想阻止东林党在朝中再度崛起、东林党想成为政治斗争的唯一获胜者。

此时，任何人想要给决战按下“暂停键”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深知愈加激烈的政治斗争会危及大明江山社稷的明光宗朱常洛却想按一按“暂停键”。

从继位到一病不起的十日内，明光宗朱常洛下诏进封郑贵妃为皇太后(被东林党阻止)、选调数位东林党骨干入阁、继续任用浙党方从哲为内阁首辅。

明光宗朱常洛的本意是想缓和郑贵妃势力、齐楚浙等党、东林党之间的矛盾，但结果却是它们都对明光宗朱常洛的十分不满。

这种情况下，郑贵妃势力、齐楚浙等党、东林党斗争的焦点就转移到了明光宗朱常洛身上。

如果此时明光宗朱常洛旗帜鲜明地支持三个势力中的一个或是放任三个势力决战，那么他还能活得久一点，但是出于对大明江山社稷的考虑，明光宗朱常洛还是想努力缓和三个势力之间的矛盾。

结果，郑贵妃势力、齐楚浙等党、东林党这三个势力都将明光宗朱常洛当成了绊脚石，于是，两粒“红丸”要了明光宗朱常洛的命。

也就是说，郑贵妃势力、齐楚浙等党、东林党都是“红丸案”中导致明光宗朱常洛驾崩的幕后真凶。

可悲的是，当郑贵妃势力、齐楚浙等党、东林党都成了幕后真凶，“红丸案”就没有了幕后真凶，只能变成一个永远的迷案、沦为党争的工具。

这就是“红丸案”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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