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且偷安成语解析

马镫的出现，是古代冷兵器战争中的重要转折点。

它决定了骑兵作战方式的革命性转变。

由此，骑兵在战争中的地位逐步上升，在战争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骑兵冲击战术的成熟：马镫与马槊 从单马镫到双马镫的历程 在吴赤乌二年(239 年)，东吴交州牧平定一场叛乱，当时他年已八十，有人写信恭维他：“又知上马辄自超乘，不由跨蹑，如此足下过也”。

从信件行文判断，当时上马应当有了某种辅助工具，可以帮助骑手“跨蹑”，吕岱不服老而故意不用，才直接跳上马背。

信中引用老年廉颇被甲上马的典故，但战国时代尚无单马镫，廉颇展示的只是一名普通骑手的必备技能，而吕岱是有辅助手段而不用，才引起了时人的惊异。

联系成果可以推测，在吕岱的时期，辅助骑士上马的单马镫可能已经出现。

目前考古所见较早的单马镫造型，是西晋永宁二年(302 年)长沙墓葬的随葬马俑，在吕岱平乱之后六十三年，其中有四尊陶马俑的左侧都塑有一个三角形马镫，骑者的脚也未在镫中，所以发掘报告作者推测“是供上马时踏足之用，骑上之后则不用镫了”。

考古实物并不代表这种技术出现的最早年代，现在出土的也未必是制作最早的单镫陶俑作品，这中间存在几十年的时间差很正常。

所以可以推测，在公元240 年代的三国鼎立时期，用于辅助上马的单马镫已开始运用。

从长沙西晋墓的陶俑可见，这个时期马鞍的鞍桥极高，前后鞍桥之间非常狭窄。

这种结构可以给骑手提供较稳定的依托，但确实也给上马造成了极大不便。

出土陶俑的单马镫都在马体左侧，人都习惯从马匹左侧上马，这也可以旁证单马镫为辅助上马的工具。

吕岱所在的交州和出土陶马的长沙都在长江以南，并非战马原产地和骑兵战术普及之地，对这个现象可以用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一说它们更能证明单马镫在整个中国文化圈的广泛运用;也可以说，是对骑马并不熟悉的地区首先发明了这种辅助上马工具，然后才向其他地区扩散。

由于出土材料尚比较有限，目前难以做出定论。

但可以确定的是：从三国后期到西晋时，正是高桥马鞍与单马镫组合的盛行时期。

骑手在驰骋时将一只脚放在单马镫中，也可以获得一些支撑。

当骑手意识到这一点时，双马镫便顺理成章地出现并普及了。

罗宗真先生对此的解释非常有见地：“到魏晋时为了更好的骑坐稳当，马鞍才前后起桥，鞍桥直立，称‘两桥垂直鞍’……到了这个时候，马具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部件，随着高桥马鞍的出现而产生，这就是镫。

” 考古材料提供的双马镫普及时代，也是4 世纪的东晋十六国时。

南京象山东晋墓7 号墓出土一尊陶马俑，“两侧有镫”，应是双马镫的较早代表。

1954 年西安草场坡1 号墓出土了一组铠马陶俑，明确塑有双马镫造型，以前考古学者认为是北朝墓葬，现在逐渐改为十六国的前后秦时期。

至于较早的双马镫实物，则是辽宁北票出土的北燕太平七年(415 年)冯素弗墓。

至于马镫最早见诸史籍，学界一般认为是359 年东晋豫州刺史谢尚事：“谢中郎在寿春败，临奔走，犹求玉帖镫。

”然《太平御览》引此条作“橙”，则谢万当时所求未必是马镫，而可能是上马时脚踩的木凳(这也是东晋名士舒缓风度的体现)。

文献中关于马镫的最早确切记载应是《太平御览》引《南燕录》，在399 年的南燕朝，王銮“贯甲跨马，不据鞍由镫”，即手不扶鞍、足不踩镫而跳上马背，这更反映出早期马镫作为上马辅助工具的性质。

能否在更小的范围内确定马镫的起源地?王铁英认为东北地区的鲜卑人首先采用了马镫。

但通过上文可见，中国南方也有西晋时期的单马镫和东晋时期双马镫陶俑，它们在时代上不晚于甚至早于东北地区的考古发现。

限于目前的材料，尚难以做更深入的讨论。

德国考古学家冯· 勒科克曾推测：“马镫或许起源于骑马民族，他们想要骑乘时不那么疲劳;或者起源于非骑马民族，他们有必要快速掌握骑马战斗的技能。

”这代表了思考马镫起源问题时的两个切入点，而且技术的发展也未必是绝对单线的。

不过，我们可以尝试总结中国马镫发明的脉络：骑兵采用冲击战术后，用戟或矛作战需要加高马鞍保持稳定;马鞍变高后，上马困难，导致长沙西晋墓陶俑三角形单马镫的出现;这种作为上马辅助工具的单镫，到十六国时进化为双马镫，使骑兵拥有了比高马鞍更能保障其稳定性的手段。

至此骑兵冲击战术也完全定型，骑兵正式成为压倒步兵的陆战主力兵种。

到隋唐时期以至今日，因为双马镫早已普及，马鞍的造型反而又变得较浅，因为马镫已经为骑手提供了足够的稳定，不再需要过于高且笨重的鞍桥了。

从制造工艺的层面看，马镫本身并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但它经历了数百年的孕育过程。

对于中世纪的西亚、欧洲，马镫是和骑兵冲击战术同步传入的，所以西方史学界未能注意两者间的先后关系，而只有从中国的文献和考古材料中，才能梳理出这一发展脉络。

以上是马鞍、马镫的作用与器型层面变迁的研究。

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为什么只有中国的士兵需要加高马鞍并导致马镫的出现，难道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骑兵就没有这种需要?或者像C. S. 古德里奇提出的疑问，就是高马鞍配合矛戟的战术是否真正有效?因为如果这种战术根本无效，我们很难想象，从两汉到三国直到西晋的军人们都愚蠢地保留着非常不便利的高马鞍，好像高马鞍的唯一作用就是呼唤马镫的出现。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探讨中国骑兵在不同时期的军事职能和地位，特别是中国古代骑兵面临的与其他民族文化中的骑兵完全不同的战争目的和环境，以及由此决定的骑兵战术手段，正是这种战术需要导致了鞍具、镫具的出现和变化。

马槊的普及 4 世纪初，冲击作战已经成为骑兵最主要的战术，骑兵的武器也从戟进化为马槊。

从前引汉代文献和画像石、随葬俑等文物看，两汉时期骑兵的近战冲击武器主要是长戟(孝堂山、孙家村画像石，武威雷台汉墓)，到三国时代文献中，骑兵使用长矛的记载已经比较多见。

汉魏时习惯将长一丈八尺的长矛称为“矟”或“槊”(皆音朔)，其长度约为今天4 米左右。

故从逻辑上讲，槊本属于矛，但只有较长的矛才能称为槊。

槊和戟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取消了前部横向的戈刃，从而专用于刺杀。

杨泓先生总结了马矟取代戟的技术原因，认为是戟横向的枝妨碍了穿透效果，造成戟对穿铠甲敌人的杀伤力不如矛槊。

他举了《· 传》中的记载：李肃用戟刺董卓，“衷甲不入，伤臂堕车”，随之用矛刺杀了董卓，以此证明戟的刺杀效果不如矛槊。

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但细寻戟、矛、槊三者的区别，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即骑兵刺杀武器应当在保证穿透力的同时，还要满足两个因素： 一是避免对骑手形成太强大的反冲力。

戟的横刃顶撞到敌军后，显然会增加骑士落马的危险。

当然，骑士可以避免用很大的力量抓握兵器，就如林恩· 怀特所言，不是将戟紧夹在腋下，而是灵活地抓握在手中，以便随时可以脱手(孝堂山画像石中的汉军骑士似乎也有这种特征)。

但这样做的负面作用就是冲击杀伤力降低，特别是对穿铠甲的对手可能起不到足够的杀伤效果。

二是避免兵器的长杆完全贯穿敌军身体而难以拔出。

对于高速奔驰的骑士来说，这样也会带来跌落马背的危险，且无异于丧失了自己的兵器。

这可以称为武器刺中对手后的“停止作用”。

怀特在讨论马镫骑兵的武器时说： 马镫骑兵用长矛冲击时，长矛可能完全戳穿对手的身体，使攻击者难以掌握。

如果敌人众多时，这种情况会很危险。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有必要在矛锋后面增加一个横档以方便拔出。

为此许多中亚人将马尾毛绑在矛锋之后。

其他人则在矛锋后的木杆上钉上一块布，或者燕尾旗的造型…… 怀特所言的马尾或者“燕尾旗”，在中国十六国到南北朝时代的马槊上也有体现，时称“眊”和“幡”。

518 年柔然可汗阿那瑰失势被迫朝拜北魏，魏朝赐其人、马铠甲七套，此外还有“露丝银缠槊二张并白眊，赤漆槊十张并白眊，黑漆槊十张并幡”，此处槊上装的白眊和幡，就类似怀特讨论的马尾和燕尾旗功用。

比槊上的眊、幡实用性更强的，则是金属丝的“缠”。

前述西晋时，关中军队开入洛阳，五千名骑士都手持“铁缠槊”。

古代注释家和类书编辑者都没有对马槊的“缠”做出归纳解释。

从文献来看，这种“缠”是用 金属丝缠裹在槊锋之后的木杆上。

南朝的第四子长沙王萧晃有武力，他曾“以马槊刺道边枯蘖，上令左右数人引之，银缠皆卷聚，而槊不出。

乃令晃复驰马拔之，应手便去”。

可见银缠能增加马槊和目标间的摩擦力，这和怀特所论燕尾旗的作用相似。

但在实战中，“缠”的作用尚无直接文献记载。

冲锋刺杀动作要领：交、合 林恩· 怀特对骑兵战术的探讨，其知识背景是欧洲中世纪以来非常普遍的骑士战争。

就在法国学者德诺埃特和怀特读军校的时代，使用冷兵器的骑兵仍然存在，所以欧美人对这些骑兵战术并不陌生。

而在中国，以后文、武官员分途，有实战经验的军人很少能用文章记载详细的战斗过程，有文化的士大夫又极少接触真实战争，使得全社会普遍缺乏对战争的细致了解。

在这个基础上，元明以来的流行的市井说唱文学，尤其是以《》为代表的历史演义小说，又对冷兵器战争进行了很多脱离实际的虚构，形成了一整套程式化的战争叙事模式，使得中国大众对冷兵器战争有诸多误解。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骑马的武将之间的对打。

在《三国演义》等作品中，所谓战争就是两员大将在阵前交锋，其他将士都是观众，两员大将的胜负就标志着整场战争的结局。

而两人之间的对打又充满了虚构，两人往往可以大战数百“回合”，甚至要等到第二天继续较量。

根据演义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也往往照搬这些描写，造成古代骑兵战争的真相如同沉入迷雾，难以还原。

所以，本书将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骑兵具体战术进行一些讨论，努力还原真实的历史现象，再由此探索当时的战争规律。

和步兵相比，骑兵的优势在于速度。

马匹的奔跑速度远远高于人。

所以使用戟、矛、槊等兵器的骑兵要靠马匹的高速冲击来刺杀对手。

根据物理学的动量公式E = mv2(冲击力= 1/2 物体质量 速度的平方)，对于冲锋的骑士，这个质量m 是人和马相加的重量，速度v 则是马匹奔驰的速度，其动量远比手持长矛进行刺杀的步兵高，所以骑兵在战斗中必须高速奔驰以便进行刺杀。

反之，如果骑兵处在静止状态就不具有动量优势，且战马是远比骑手明显的目标，很容易招致杀伤，所以骑兵战术的本质就是运动。

当骑兵互相作战时，最常见的是双方相对冲锋，在接近的瞬间用马槊瞄准、刺杀对手，同时试图躲避对手的刺杀。

由于战马冲击的速度快，一次交会之后，双方距离会拉开。

这样交会一次，便是一“合”，或称“交”。

如刘孝武帝初年的内战中，两名骑兵军官单独决斗：“幢主樊僧整与台马军主、骠骑中兵参军段僧爱交槊斗，僧整刺僧爱，杀之。

”当然，在实战中这种军官两人单打独斗的场面比较少见，骑士面对的往往是敌步兵或骑兵集群，所以在一次冲击中可能要先后与多名敌军交手(如果他还幸运地活着的话)。

在东晋攻灭南燕的战斗中，一支晋军骑兵击败了燕军骑兵，晋军官孟龙符追击速度太快，单独与大量敌骑兵交战：“贼数千骑围绕攻之，龙符奋槊接战，每一合辄杀数人，众寡不敌，遂见害”。

当骑士冲过敌军阵列后没有伤亡，且仍有战斗意志的话，可以让战马掉头再次冲锋，再进行一“合”。

南齐将领张敬儿曾担任骑兵队主，为掩护主力撤退而与数千敌军交战，“敬儿单马在后，冲突贼军，数十合，杀数十人，箭中左腋”。

这样往复多“合”，伤亡概率极高，而所谓“数十合”显然也有夸张的成分。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将士一般都靠斩获敌军的首级记功。

如北魏宗室可悉陵参与攻灭沮渠氏的北凉政权，“沮渠茂虔令一骁将与陵相击，两槊皆折。

陵抽箭射之，坠马。

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剑，以刀子戾其颈，使身首异处”。

由于骑兵战斗都是在奔跑中进行的，骑士下马斩首往往很不方便，有时斩首工作需要别人代劳。

刘宋朝的一次内战中，叛军将领鲁爽和朝廷骑兵军官薛安都相遇，“安都望见爽，便跃马大呼，直往刺之，应手而倒，左右范双斩爽首”。

南齐的一次内战，叛军首领王敬则被朝廷一方的骑将崔恭祖刺杀，但崔未能及时斩首，另一名军官袁文旷斩获了这个首级，被授予功赏，引起崔、袁二人争讼。

最后齐明帝批准给崔恭祖二百户封赏，才予了结。

近距离刺杀对手比较容易，和在颠簸的马背上射箭相比，马槊对骑士的技术要求显然低了许多。

但两名骑士相对冲刺时的伤亡率显然大大增加了。

另外，除了用马槊刺杀对手，骑士同时还要注意躲避开对手的马槊，攻击与防守几乎同时完成，要在成功刺杀对手的同时保障自己的安全，也需要高超的技术。

南朝宋、齐之间，一名骑兵军官陈天福就以善用马槊著称，他趁作战时掳掠百姓，被齐武帝处死，但其总结的马槊技艺在南朝骑兵中传承，直到萧子显在梁朝作《南齐书》时还在盛行不衰。

当时骑兵进行模拟训练时，也以在奔驰中运用马槊为要点。

比如北魏将领傅永擅长骑战，年老时“尝登北邙，于平坦处奋槊跃马，盘旋瞻望，有终焉之志”;东晋清谈不胜，曾驰马持槊做出威胁别人的动作：“桓宣武与殷、刘谈，不如甚，唤左右取黄皮袴褶，上马持槊，数回，或向刘，或拟殷，意气始得雄。

”文宣帝酗酒昏乱，也曾用这种方式威胁老将斛律金：“尝持槊走马以拟金胸者三，金立不动，于是赐物千段。

”要“走马”，即让马跑起来才方便做刺杀动作，这和骑兵冲击作战的方式是一致的。

骑兵冲杀动作也可以进行双人(马)模拟对练。

刘宋末年，荆州刺史沈攸之和另一名军官高道庆练习马上对战，结果因失手造成反目：“于听事前合马槊，道庆槊中破攸之马鞍，攸之怒，索刃槊”。

沈攸之发怒后要找“刃槊”，说明两人对练用的是没有装刃的槊杆，但即使这样还是将马鞍撞碎，也可见冲击力之大。

这种情景可以联想《传》第十三回，在北平府和周瑾比武，双方为避免误伤也要“把两根枪去了枪头，各用毡片包裹，地下蘸了石灰，再各上马，都让他们穿着黑色衣衫。

这样，两人用枪杆厮拼，身上白点多的，就当是输了”。

不过小说中两人连斗“四五十合”、周瑾身上“好像打翻了豆腐似的，身上斑斑点点，约有三五十处”却不真实，因为高速奔驰中即使被包毡的枪杆刺中，也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没有这么轻松愉快。

骑兵对战中，有技艺高超者会在两骑交会时抓住对手马槊抢夺过来。

十六国初期，陇城陈安擅用“丈八蛇矛”，前赵骑将平先“亦壮健绝人，勇捷如飞，与安搏战，三交，夺其蛇矛而退”。

初唐时的尉迟敬德也以这种技艺著称，他曾和李世民的弟弟李元吉演练： 太宗问曰：“夺矟、避矟，何者难易?”对曰：“夺矟难。

”乃命敬德夺元吉矟。

元吉执矟跃马，志在刺之，敬德俄顷三夺其矟。

元吉素骁勇，虽相叹异，甚以为耻。

“执矟跃马”也生动表现了骑士必须借助战马的奔驰杀敌。

演义小说和国产影视作品中，多有两位骑将驻马对打的场景，是完全脱离实际的。

冲击骑兵的战术运用特征 骑兵对步阵的冲击战术 和骑兵相比，步兵军阵的特点是行列严整、密集，几乎没有机动性可言。

装备马镫和马槊的骑兵与步兵交战时，也习惯采用冲击的战术，直接冲入敌军密集步兵队列之中，即古人习称的“陷阵”。

在汉末三国时代，这种骑兵战术就已经基本普及，到十六国和南北朝时，马镫普遍应用，脚踩马镫的骑兵在马背上更加稳定，对步兵的威胁更大。

骑兵冲击、分割步兵队列后，会打乱步阵原有指挥序列，造成混乱失控，特别是步兵指挥官伤亡后，普通士兵很容易在惊恐中溃散，造成整体失败。

如东晋桓温北伐前秦时，就遭到了秦军苻生率领的骑兵冲击，苻生只带少数骑兵冲入桓温的步兵军阵中，给晋军造成大量杀伤。

这次战斗虽然没有彻底击败晋军，但给桓温和晋军上下造成了很大压力，使其再不敢与秦军决战，直到粮食耗尽而撤退。

十余年后，前秦进攻慕前燕，两军决战，秦将“与张蚝、徐成等跨马运矛，驰入(慕容)评军，出入数四，旁若无人，搴旗斩将，杀伤甚众”，燕军因而大败，直接导致其亡国。

东魏丞相倾国攻入西魏，西魏以劣势兵力在沙苑设伏，右军统帅李弼率六十名骑兵冲击东魏中军队列，将其冲断为两截，引发军阵混乱，西魏军乘机全线攻击，东魏几乎。

西魏李檦身高不满五尺(五尺约今1.3 米)，但在与东魏战争中表现勇猛，“跨马运矛，冲锋陷阵，隐身鞍甲之中。

敌人见之，皆曰‘避此小儿’”。

567 年北齐与会战洛阳，齐宗室率五百骑兵两次冲入周军阵中，军人将其事迹传唱为《兰陵王入阵曲》，并用乐舞表现其冲杀情形，也可见时人对这种行为的推崇(此曲在隋唐两代还被列入宫廷典礼的舞曲)。

当集群骑兵高速冲向步兵军阵时，对站在前列的步兵造成的心理压力非常大，缺乏战斗经验、纪律松弛的步兵会四散逃命，造成军阵在瞬间溃败。

所以时代的骑兵军官谈到河北地方武装，轻蔑地称之为“乌合之众”，认为用骑兵摧毁他们如同“摧枯折腐”(已见前章)。

但如果步兵部队有坚定的纪律和对抗骑兵的经验，敢于面对正面冲来的敌军骑兵，就能用弩箭和长矛给骑兵造成很大伤亡。

所以并非所有的骑兵“陷阵”冲击都能成功。

328 年东晋叛将苏峻占领建康，与勤王的军队展开激战，苏峻部队战马较多，他本人也擅长骑战，只带四名部属发起冲击，但晋军步阵严密，苏峻无法冲开，试图掉头返回，几名晋军步兵投出了手里的长矛将苏峻刺落马下，旋即斩首。

东晋末，太尉派蒯恩进攻占据襄阳的鲁宗之、鲁轨父子，“恩整厉将士，置阵坚严。

轨屡冲之不动，知不可攻，乃退”。

这都是骑兵冲击步阵未果的战例。

对冲入己方阵列中的敌骑兵，有经验的步兵也会做坚强的抵抗，给骑兵造成杀伤，如383 年，晋军趁秦军主动后撤之机发动进攻，苻坚之弟苻融带骑兵冲入晋军，希望阻止其攻势，但在冲击中战马摔倒，苻融被杀，秦军因而大败。

刘宋明帝初年内战中，台军主帅刘沙弥轻骑深入，冲到敌统帅刘胡麾下，被敌军杀死。

刘胡一方也有五名具装骑兵冲入台军，试图攻击台军统帅刘亮，但遭到台军弓箭手的密集射击，落马被斩首。

北周在讨伐氐羌军队时，将领田弘多次冲击敌阵，“身被一百余箭，破骨者九”，战马也被敌槊刺中十处。

田弘和战能都披挂了铠甲具装，所以仍能幸存下来，但也可见陷阵的危险之大。

另，东魏骑将尉兴庆每次陷阵之前，都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军装背后，最后在洛阳城外与西魏军作战而死，靠衣服上的名字才辨认出尸体，亦可见骑兵冲击敌阵之危险。

在冲击严阵以待的步兵时，骑兵统帅会注意避开敌战斗力最强、防范最严密的正面，选择敌战斗力较差的侧翼或后方进行冲击。

但当时骑兵更习惯于多次冲击、穿越敌步阵，比较常见的是从正面穿过敌阵之后，掉头从后方再次冲击。

如西晋末进攻荆州的杜曾武装， “时曾军多骑，而侃兵无马，曾密开门，突侃阵，出其后，反击其背，侃师遂败，投水死者数百人”。

北魏末，高欢与尔朱兆兄弟诸人决裂，双方决战于韩陵，尔朱兆首先率领一支具装骑兵从正面冲开了高欢军阵，准备从阵后再行冲锋。

尔其他将领却忌惮尔朱兆骄悍，突然易帜投降高欢，或者带部属离开战场，使高欢逃脱了一场劫难，转而击败了尔朱兆。

当步兵军阵的抵抗非常顽强时，骑兵往往要从多个方向进行试探冲击，才能找到步阵的薄弱环节。

在刘宋孝武帝与叛乱的南郡王刘义宣的一次会战中，台军骑兵就反复冲击叛军步阵：双方在芜湖城外展开会战，台军将领薛安都、谭金都率骑兵参战，他们最初受命攻击叛军军阵右侧，但未能成功。

谭金部在叛军步阵外围往返奔驰，多次尝试冲击，才在敌阵左翼找到薄弱部位，“乘其隙纵骑突之”，“战良久，贼阵小拔，骑得入”。

台军步兵也开始重点攻击这个突破口，双方进入激战。

当时一支叛军骑兵曾开到战场附近，但慑于台军骑兵而不敢投入战斗。

叛军右翼战斗力依旧较强，薛安都部再次强行冲锋，“横击陷之”，造成叛军全面大败。

叛军将领刘湛之逃奔到江边战舰中，仍被薛安都所部骑兵追上斩首。

可见骑兵突击对这次战役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南朝的骑兵数量不是很多，能取得这样的战果，更可见骑兵在战斗中的重要意义。

在骑兵攻击敌主力步阵时，都希望能直接斩、俘敌主帅。

543 年，东、西魏会战于洛阳城下。

东魏将领彭乐统领右翼骑兵，直接冲入西魏军左翼。

恰好西魏指挥中心设在左翼，彭乐骑兵俘获五名西魏宗王及督将僚佐四十八人，将其反绑双手在阵前巡游，同时大声念诵被俘者的名字，引起西魏军心涣散溃败。

东魏乘机追杀，斩首三万多人。

次日，双方整军再战，有东魏士兵叛逃至西魏军中，将东魏统帅高欢的旗帜告知西魏军。

西魏遂“募敢勇三千人”，由贺拔胜率领，只持马槊不带弓箭，直冲高欢所在位置，引起东魏军溃败，贺拔胜旋即带领十三名骑兵紧追高欢： 胜适与齐神武(高欢)相遇，因字呼之曰：“贺六浑，贺拔破胡必杀汝也。

”时募士皆用短兵接战，胜持槊追齐神武数里，刃垂及之。

会胜马为流矢所中，死，比副骑至，齐神武已逸去。

胜叹曰：“今日之事，吾不执弓矢者，天也!” 此战射死贺拔胜战马的是东魏名将段孝先。

尽管贺拔胜感叹未执弓箭，其实如果贺拔胜能像东晋对阵苏峻的士兵一样“投之以矛”，历史也许会很不一样。

特殊情况：骑兵的步战与传统骑射技艺 骑兵杀伤敌人主要靠马匹奔驰的冲击力。

但当骑兵冲入敌军阵后，往往因为敌步兵密集队列的阻挡而降低冲击速度。

这种情况下即使战马并未伤亡，骑兵也要下马徒步作战，因为战马如果没有“助跑”空间以再度提高速度，骑在马上也就没有意义了。

东、西魏和北齐、北周之间曾在洛阳数次大会战，双方投入兵力众多，且都习惯使用骑兵冲击对方步阵，所以这种在敌阵中下马作战的事例也比较多见。

538 年东、西魏在洛阳城外的“河桥之战”，双方军阵绵延十余里，步、骑兵踩踏起的尘埃遮天蔽日，双方统帅和下属部队失去联系，各部队都处在各自为战状态。

西魏主帅率骑兵冲入东魏部军阵中，宇文泰战马中箭倒地，其部属以为主帅阵亡纷纷逃散，宇文泰装作俘虏才得以逃生。

西魏将领王思政在敌军包围中下马作战，“用长槊左右横击，一击踣数人”，最后受伤昏厥倒在尸堆中被部下救回。

另一名将领蔡祐也率领十余名部属“下马步斗，手杀数人”，又用弓箭四面射击，才得以突围而归;“独从两骑为敌人所追”，被围逼到邙山之下，只能下马徒步而战，他两名部属的弓甚至都被敌射断，窦炽一人连续射死多名敌军，迫使敌后撤才寻机突围而出。

564 年，北齐、北周会战洛阳，齐将段韶率左翼骑兵迎战周军步兵。

他看到周军先抢占了邙山险要地形，遂故意率部下缓慢撤退吸引北周步兵追击，待敌追击疲乏后，段韶才率部属下马展开进攻，“短兵始交，周人大溃”。

这种骑兵面临众多敌步兵、不得已下马步战的情况，在其他战场也有发生。

如553 年西魏军伐蜀，一百名西魏骑兵前往平定氐人叛乱武装，途中被三千多敌军包围，西魏骑兵看敌军众多，遂“各弃马短兵接战”，阵斩敌首领，击败了敌军。

不过在魏晋南北朝的史书中，骑兵下马作战的记载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东西魏和北齐北周时期，可能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军人素质较高，且富有作战主动性。

在4—6 世纪，骑兵的主要战术虽然是用马槊冲击，但仍保留着传统的骑射技艺。

如311 年，骑兵在谯郡追上了晋军主力部队，“分骑围而射之”，十余万晋军和朝贵都被射死。

东西魏到北齐北周时期擅长骑射的将领也很多。

周齐洛阳之战中，数名周军士兵被齐人俘获。

周将梁台“望见之，愤怒，单马突入，射杀两人，敌皆披靡，执者遂得还”。

值得注意的是，梁台年过六十岁还喜欢披甲上马，“足不蹑镫”，保留着传统骑射时代的遗风。

当时马槊虽是骑兵主战武器，但在一些战斗的关键时刻，骑射仍能发挥重要作用。

如前述东魏统帅高欢战败，被西魏将领贺拔胜等十三骑紧追，“(东魏)河州刺史刘丰射中其二。

胜槊将中神武，段孝先横射胜马殪，遂免”。

东魏北齐最以骑射著称的，是出身敕勒族的斛律金、父子。

斛律金早年就以骑射赢得了柔然可汗的尊敬，他的本传记载了斛律父擅长骑马射猎。

周齐洛阳之战中，斛律光(明月)被周将王雄持槊追击： 唯余一奴一矢在焉。

(王)雄案矟不及明月者丈余，曰：“惜尔，不得杀，但生将尔见天子。

”明月反射雄，中额，抱马退走，至营而薨。

王雄阵亡对周军士气打击极大，直接导致主帅下令撤退。

斛律金、光父子对游牧族的骑射技艺极为推重，斛律金“行兵用匈奴法，望尘识马步多少，嗅地知军度远近”，他还经常命子孙骑马射猎，并亲自检查其射击猎物的手法。

这种对骑射技艺的坚持，和前述骑士下马作战的战例，都表现出当时北朝骑兵技艺、战术形态的灵活性和多样化。

在东西魏和北齐北周时代短短三十年间，战争之激烈、战略战术之丰富，要远远超过魏晋南北朝时的其他政权。

究其根源，这一代将帅都是从北魏末的六镇之乱中锻炼崛起的武人，军事素养和经验较高。

经过这一代人才走向了隋唐的统一辉煌时代，并非历史的偶然。

本文选自《南北战争三百年》马镫：古代战争史中的重要转折点 李硕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随机文章中流击楫，祖逖遗恨皇帝在国外宣布退位、国内政客那着权力博弈⋯百年前的德国，从混乱中长出了什么？隋炀帝杨广：历史上曾是才华横溢的翩翩美男子美国NASA不敢公布的照片，登月期间惊现外星人宇宙飞船揭秘英国恐怖骷髅头洞穴，不少潜水员被骷髅头吞噬（魔鬼之地）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历史上的今天为你盘点康熙在位时的四大暴行—— 暴行之一：平三藩屠杀平民 且不提与康熙尚无关系的、，只说康熙在平定三藩时，清军对平民的屠杀，从许多记载来看也是相当惊人。

这里不必，就引两则相关史料也可见一斑。

《.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

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这份上疏是什么时候写的?所谓当年运粮行间是什么，荡平是指什么时候的荡平?这些问题我们继续查一下《清史稿》的原文就知道了。

“王骘，字辰岳，山东福山人，……康熙五年，典试广东。

历刑部郎中。

十九年，出为四川松威道。

时征云南，骘督运军粮，覆舟坠马，屡经险阻，师赖以济。

” “时以太和殿工，命采蜀中木。

骘入觐，疏言：四川祸变相踵……” 可见这份上疏就是在康熙平定以后，所谓“当年运粮行间”，就是指康熙十九年“出为四川松威道。

时征云南，骘督运军粮”，那么这个所谓的荡平自然就是指康熙时期清军镇压反抗，荡平四川云南了。

荡平之后，“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这个时期四川人口的损失，平民的死亡显然和清军是脱不了干系的。

其实不仅是四川，其他相关地区也遭受类似的厄运，比如江西百姓遭受屠戮的数量就不少，康熙十八年，浏阳县知县曹鼎新说“自甲寅吴逆倡乱，……以至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

这里说的就更明确了“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联系到清军一向有屠杀平民的传统，再加上方面的官员也不会故意抹黑清朝自己，所以这类记载的真实性是没有疑问的。

无论以什么理由作为借口，如果一个皇帝手下的军队有大肆屠杀平民的行径，那么这样的皇帝再将其称为仁爱，那也是很不妥当了吧。

暴行之二：迁海残民十余年 首先值得一提的沿海迁界在康熙时期的强化，沿海迁界造成的惨重后果前面已经部分叙述。

沿海迁界可以看《南》中的相关记载。

究竟什么是沿海迁界呢?简单来说，它就是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让中国从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

具体点，满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

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

在这期间，如果清廷统治者觉得迁海的距离太近，还会继续下令，迁的更远一点，他们对海洋的恐惧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按照《南明史》的记载： “广东迁徙沿海居民在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尔坤、介山二大臣巡视海疆，“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

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

康熙二年“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

“甲寅(康熙三年)春月，续迁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之民”。

“初立界犹以为近也，再远之，又再远之，凡三迁而界始定”。

当时人的描述是“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

民死过半，枕藉道涂。

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

……” 也就是迁的时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过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够到内地，离饿死也不远了。

迁的同时，就是烧。

“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火累月不熄。

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

’” 不仅烧房子，杀人民，就连树木青草也不放过“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

至是一望荒芜矣。

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

……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 至于为什么要砍树，要对果树松柏都，大约意思也是为了防止海上的反清复明力量利用吧。

屈大均《广东新语》说广东省的情况，“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

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

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

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阮锡《海上见闻录》中说“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

这些描写可能有夸张的地方，但也可以想见惨况确实空前了。

这一政策实施了二十多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康熙的统治之下，如果说开头几年，和康熙没有关系，那么剩下的时间，以及其间的一些强化措施，康熙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个能够允许这样残酷的政策继续存在了十几年并且还一度采取措施进行强化的人，说他是仁爱，这似乎令人难以接受。

沿海迁界区的修筑界墙是从康熙统治下进行的，可以看顾诚的相关记述“福建和广东的情况差不多，开初以插旗、木栅、篱笆为界。

后来就越来越严格，或是“浚以深沟”，或是“筑土墙为界”;再后来干脆征发民夫，把土墙改筑为界墙，并且沿界建立寨、墩，派设官兵扼守。

“(康熙七年)正月奉文，着南北洋百姓砌筑界墙，从江口至枫亭。

墙阔四尺，高六尺，每户计筑二丈一尺。

界口起了望楼一座，遇海另筑界堤。

” “关于沿边设兵戍守的堡塞，福建称之为寨、墩，广东称之为台、墩。

大致情况是：‘界畛既截，虑出入者之无禁也，于是就沿边扼塞建寨四，墩十数，置兵守之。

城外乡民按户征银，照丁往役。

……一寨之成，费至三四千金，一墩半之。

拷掠鞭捶，死于奔命者不知凡几矣。

’‘寨周阔百六十丈，墩周阔十丈不等”。

“五里一墩，十里一台，墩置五兵，台置六兵，禁民外出’。

” 推行过这样一种政策的皇帝，不称之为暴虐也就罢了，称为仁爱终究是有些不太合适的。

暴行之三：屠戮学者 再来说康熙时期的文字狱，客观的说，康熙制造的文字狱和其他两个相比并不算多，但也并非没有，而且有些案件的性质也还是很恶劣的。

比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发生的朱方旦案，值得一提。

时期的史学大家孟森专门写过一篇《朱方旦案》的文章，其中说： “士大夫谈轶事者，往往及朱方旦之名，然首尾不详，但以妖人目之，若王好贤、徐鸿儒之类。

此缘专制时代官文书所束缚，又政教不分，学问中禁阏自由思想，动辄以大逆不道戮人。

一经遭戮，传者遂加甚其词，印定耳目，无能言其真相者矣。

清末如四川井研之廖平，经学臣吴郁生奏参，几罹于法，尚是专制束缚之余习。

迹朱方旦之所犯，并无罪名。

当时侍讲王鸿绪所参三大罪：一则谈传教信仰，具出世法，略去帝王臣庶之阶级也;二则信徒之多也;三则发明记忆在脑不在心，以为立说新异也。

由今观之，前二者皆宗教家面目，而其后一端，所谓新发明之脑力作用，尤为生理之定义，学界之雅言，略以为大罪，则今日之书籍皆当焚禁，学校皆当封毁矣。

” 在《清代禁书总述》一书内的《清代文字狱纪略》也有对此案的介绍，不妨简略摘录如下“朱方旦之狱——康熙十九年(1680年)，湖广有朱方旦者，自号二眉山人，聚徒横议，撰《中说补》，谓中道在两眉间山根上，……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侍讲王鸿绪得方旦所刻《中质秘书》，指摘其中有诬枉君上，悖逆圣道，蛊惑民心之处，次年二月，九卿议复‘乞正典刑，以维世道’。

结果朱方旦被斩，弟子陆光旭、翟凤彩、顾齐宏亦被判为斩监秋后处决” 按照孟森总结的朱方旦罪状，前两条的话，那估计的王艮甚至在康熙统治下都免不了被杀头的命运，王艮不必说了，出身盐丁的平民思想家，狂妄自大，以圣人自居，门徒无数，仅仅这就足够在他在清朝康熙统治下被杀头了，至于王阳明，那光他说“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可得而私也。

”在康熙统治下，得一个离经叛道的罪名不在话下，更何况他也是聚徒讲学，轰动四方，被门徒拥戴成圣人。

如果论最后一条“记忆在脑不在心，以为立说新异也”，这其实也是康熙和他的大臣无知，这个观点其实并不新鲜，早在明末许多知识分子那里就已经流传开来了，何以到了他这里变成立说新异，以至成为杀头的罪名。

这本身也是康熙和他的大臣愚昧专制的表现。

如吴伯娅的《朱方旦》中说“表现清朝统治者愚昧无知，顽固落后，以致臣民因持一些科学和进步观点而遭到杀害的典型事例。

” 还有康熙统治下发生的戴名世之狱，也称《南山集》案。

戴名世仅仅因为赞同方孝标给南明正名的观点，结果就被斩首，家人好友等也被牵连为奴。

这个案件广为人知，这里也就不必浪费篇幅多介绍了。

还是那句话，对于制造这些文字狱的皇帝，不谴责其暴虐也就罢了，若称颂其为仁爱，则似于事实偏离太大。

暴行之四：文过饰非也杀人 另外一个事情也可以说明阎教授称颂康熙仁爱似乎不尽符合事实，这件事情可以看《从陈四案管窥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控制》一文。

根据该文介绍“陈四，山西太原人，因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十五年(1706)山西省歉收不能度日，遂于四十六年(1707)带领妻子儿女及亲戚一百三十余口外出逃荒，卖艺被人诬告抢劫。

经过审理，办案官员得出的结论是‘伊等无军械，且于地方并无滋事，至于班汉杰等人衣服，亦未抢取’” 结果这个案件被康熙得知后，大为不满，康熙不满的最关键一条理由就是陈四言康熙四十四、四十五年歉收，而康熙在四十二年西巡陕西以来，“每年督抚俱报丰稔，陈四显然出语欺讹”，于是“令刑部再议’”。

康熙既然让再议，那些办理案件的官员，自然再不敢得出陈四无罪的结论，结果十月，刑部议定“陈四等因‘鸩党抢夺’被判斩立决，其他陈四的家人俱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原任督抚，以及一大批相关官员以“纵容滋蔓”，溺职等罪过，降五级，降四级不等。

” 而康熙之所以要来对付一个卖艺人家庭，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陈四等人成群结队，“即使无谋反之行，未必无谋反之心”。

这种逻辑自然比莫须有还要高明，你这个陈四既然敢给我康熙盛世抹黑，那我说你“未必无谋反之心”自然不是冤枉你。

那么是否真的是陈四，明明是丰稔，他偏要说成是歉收呢，硬要抹黑康熙盛世么?同文中列举了一些雍正时期的纪录，我们从中可以对康熙时期人民生活窥见一二。

“雍正二年(1724)汪景祺西行山陕曾经记述‘(山西)安邑、夏县、临晋、蒲州素称富饶，三十年来，有司民以奉上官，取之闾左者十倍正供，桁杨桎梏至卖儿贴妇己偿还，此人事之害也。

此邦不见雨雪者数年矣，岁歉无收，。

弱者转沟壑，强者率流亡，，流离无告，此天时之灾也。

不但贫者饥寒切身，不能延旦夕之命，虽富家亦岌岌无以自保’” “雍正初年，任川陕总督时，其《请减丁银疏》曾道：‘皇上御极以来，比年丰收，从前逃荒之民，到处皆渐次复业，而惟延安府不敢来归，抑且现在者皆云思去’” 虽然是雍正初期一些官员的记述，但汪景祺所谓的“三十年来”自然要前推到康熙时期，而岳钟琪所谓的“从前逃荒之民”自然也是康熙时期逃荒的。

由事实可见，那个被康熙杀头的陈四并没有“出语欺讹”，倒是康熙和他的那些大臣“出语欺讹”了。

从这一件事情来看，说康熙仁爱，似乎也很勉强。

还是王成兰说得比较客观，陈四案件“另一方面又暴露了统治者一贯的恐惧，……于是不惜采用屠戮手段进行震慑企图以此来维护‘盛世’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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