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名叫“中国大学”的大学，你知道吗？

【千问解读】

过去，曾经有一所大学叫“中国大学”，现在停办了，可能有很多人都不晓得它。

我的一个长辈就是这所大学毕业的。

长辈生于1915年，家里距北京很近。

他在这所大学读书的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是30年代末期，专业是经济学。

据他老人家说，他参加过“12.9”上街游行。

一二·九运动发生‬在‬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

按‬年龄‬说‬，长辈‬那年‬刚好‬20岁，但是‬在‬大学‬几年级‬，我就‬不清楚‬了。

长辈告诉我，那时中国大学的校址就在北京郑王府。

这个地方我就清楚了，因为我多次到国家教委（教育部）出差。

郑王府在西单大木仓胡同，西面紧邻国家教委办公大楼，它本身也是教育部的一部分，挂着教育部一些部门的牌子，比如教育基金会、教育部老干部局等等。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还没有实行刚性退休制度时，长辈70多岁的年龄了，依然在中学教英语。

要评定高级职称了，但长辈的大学毕业证书早就丢失了。

组织方面也很负责，在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找到了长辈的中国大学学籍，完整记录着长辈的大学成绩和毕业时间。

学籍里面的类似鉴定一样的评语很让我出乎意料，不是老师或校方写的，而是同学。

这个复印件长辈给我看过开头是“吾友某君”，然后是如何如何，纯粹的同学口吻。

下面我借助网上的有关资料，简单介绍一下中国大学。

　1912年民国肇始，孙中山先生为培养革命人才，仿照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模式在北京创办“国民大学”，这便是中国大学的前身。

当年冬天，宋教仁报请北京政府批准办学，并由政府拨给八万四千五百两白银用作开办经费，孙中山先生是学校校董之一，宋教仁出任首任校长。

　　国民大学最初的校址，是位于前门内西城根的“愿学堂”。

该址原为清末一义塾，1906年改设公立愿学堂，现为北京第二十九中学校址。

就在学校准备开学之时，首任校长宋教仁于1913年3月19日在上海遇刺身亡，只好改由另一位校董、革命元老黄兴出任第二任校长。

因黄兴时在上海，暂由身在北京的同盟会元老彭允彝代行校长职务。

下图为黄兴所书“国民大学”，下面的小字是：

“此即本校旧额也，乃黄克强（黄兴）宋渔父（宋教仁别号）两君与诸同志于民国二年所创。

初名国民大学，中经种种危险困难以有今日。

前后学子都千七百余人。

校名再更精神犹昔。

原额为克强君所题，今始影出，以作纪念。

（小字不清楚）

民国六年四月 姚憾志（印章）”

【姚憾（1873—1924年），字恨吾，安徽桐城人，壮年时曾游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法政之学。

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协助其创办同盟会，鼓吹革命不遗余力。

1916年10月，以得票最多当选第六任校长。

】

　1913年4月13日，国民大学及附属中学正式开学。

国民大学的宗旨，是以公办的标准培养中国青年，发展中国教育，不以培养“两院一堂”（指参、众两院与京师大学堂）式的官僚为目标，而是要将其办成培养“模范国民”的民主共和建设人才的基地。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黄兴以及其他校董因此受到袁世凯政府的通缉迫害，相继离开北京。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于11月下令解散国民党，又以“国民大学”创办人多为国民党人的缘故，想要予以封闭。

同时收回了开办经费，学校由官办改为民办。

1914年1月，经袁世凯政府国务总理熊希龄从中斡旋接洽，重新组织校董会。

同时与当时几乎陷于停顿的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合并，改称中国公学大学部。

董事会推举进步党知名人士林长民为第四任校长。

1916年3月，袁世凯在国人抗议中取消帝制，6月病逝，9月学校发起及创办人多数回到北京。

10月20日，王印川辞去校长职务，新旧董事集合开会，推举当时为学校贡献颇多的姚憾为第六任校长。

1917年3月5日，以吴淞中国公学“校务状况日坏，已告停顿”，经改组后的校董会决议与之分离，并于3月9日正式改名为“中国大学”。

1925年‬，当时正值前清郑亲王绍勋因与北京西什库天主堂发生债务纠纷。

学校管理层认为，郑王府“府第宽敞，房宇伟丽，适于校舍之用”，所以与‬双方达成共识，于1925年6月，向比利时营业公司付息借款十五万五千元，购置占地面积80余亩，房屋900余间的二龙坑郑王府作为新校址。

并于同年9月2日，正式迁入新校址办公，原校址前门内西城根愿学堂，成为中国大学附中校舍。

尽管中国大学的创办与孙中山先生息息相关，但孙中山一直没能亲眼见到这所学校的样貌。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中国大学定于13日停课一日，并下半旗设奠追悼，随后，学生们还参加了吊唁、公葬活动。

中国大学进驻郑王府‬后，王府建筑多被用于教学及宿舍。

正殿作为讲演厅，后殿作为大礼堂，改名“逸仙堂”，以纪念孙中山先生，神殿、西配殿等则被用作演习厅等。

王府中路、西路南侧被扩出很大的场地作为操场，并在南端新修建了一座大门，作为学校正门。

此时中国大学声誉渐隆，吸引了当时不少知名学者来校演讲，1921年10月22日，胡适来校讲演《好政府主义》；11月3日，李大钊来校演讲《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11月10日，马寅初来校讲演《太平洋会议与吾国关税问题》，均受到中大学生热烈欢迎。

王正廷（1882—1961年），字儒堂，浙江奉化人。

1896年就读于天津北洋西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

1905年赴日本筹设中华基督教青年学会分会，并加入同盟会。

中华民国成立后任参议院副议长，一度代理议长。

袁世凯强行解散国民党后，曾被驱逐出北京，袁死后，国会恢复，继任参议院副议长。

1919年，作为北洋政府全权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坚持拒签《对德和约》，获得舆论好评。

1921年8月至1936年10月和1947年至1949年，曾两度担任中国大学校长，成为中国大学任期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

1937年北平沦陷后，中国大学受国民政府令留在北平继续办学。

由于政府拨款中断，学校只能靠学费来维持。

许多失学的河北、东北三省的学生都插入中国大学学习，在校生最多时达3000多人，还掩护了许多抗日地下工作者。

1937年8月后，留居平津各大专院校的一批坚持民族气节、不与日伪合作的教师，纷纷被何其巩延聘至中国大学任教。

燕京大学的齐思和、张东荪、严孟群、袁贤能、李汝祺，协和医学院的裴文中、冯兰州、臧玉淦等名教授均到中国大学执教。

其他如清华大学的褚圣麟、刘明越，北大的俞平伯、蔡镏生、严东生，北平师范大学的陆宗达、王桐龄，天津南开大学的温公颐、翁独健、王之相、唐纪翔、孟昭威、孙人和、邸维周、王静如等，他们宁肯以微薄工薪应聘到中国大学任教，拒绝到有丰厚待遇的日伪主办的学校任职。

为使国难当头的学生增强民族意识，学校还鼓舞学生热爱中华文化，奋起救国，对学生进行了大量弘扬民族气节方面的教育，第八任‬何其巩校长在中国大学图书馆的正厅墙壁上，亲自书写“读古今中外之书志其大者，以国家民族之任勉我学人”的楹联。

1949年3月，中国大学因经费匮乏停办，部分院系合并到北平师范大学、山西大学、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一部分‬学生‬参加‬了‬“南下‬工作‬团‬，校舍成为教育部办公场所。

至此，由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大学完成历史使命，其与中国革命风雨相随、艰苦奋斗的36年校史，也历史性的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这所以“中国”命名的大学，历经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革命军北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始终与时代、民族、国家命运相牵连，那并不悠久但却足够厚重的36年校史，注定已成为国家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大学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一直走在前列，以李大钊、李达、吴承仕、杨秀峰等为代表的一批“红色教授”在学校传播马克思主义，学校培养出一大批革命英烈和国家栋梁。

据初步统计，中大及附中革命英烈有30人之多，如1927年4月与李大钊一起被军阀张作霖逮捕杀害的姚彦、抗日名将李兆麟、抗日英雄白乙化等。

老一辈革命家有段君毅、任仲夷、崔月犁、杨秀峰等。

中国大学及附中在解放前的30多年历史中，先后培养出两万多名学生，他们分布于大陆各地和台港澳等地以及世界五大洲。

附录一：

郑亲王‬王府，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大木仓胡同35号，始建于清顺治元年至五年（1644—1648年），原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的王府，民国时期作为中国大学校址，1949年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使用，是北京规模较大的王府。

1984年5月24日，郑王府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北京市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21年3月27日，中国大学旧址（郑王府）被北京市文物局公布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附录二：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中山东路，简称“二史馆”，是负责收集管理民国时期中央机构档案的中央级国家档案馆，与负责收集管理明清两朝及以前各朝代中央机构形成档案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相对。

建成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原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1951年2月命名为南京史料整理处，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年改隶中国国家档案局，并易现名，集中保管中华民国时期（1912年-1949年）各个中央政权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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