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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的绿营军无法控制日益混乱的社会秩序,最终导致了整个皖北基层政权松散,整个皖北社会处于一种无序化状态。

至五十年代,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地方社会处于失控状态。

捻军起义的中心———亳县、蒙城、宿县、阜阳一带地处当时安徽、河南、江苏三省交界处。

当时清政府各地方统治者对这一带都置之不管,即使在安徽省各县之间也是互相推诿。

曾任颍州知府的左辅说过:“查红胡、捻匪多在两省边界,以地称`两不管\‘、`三不管\‘之间,离州县较远,易起玩心;及既犯法,此孥彼窜,随处窝藏,往往漏网,遂至肆无忌惮,批猖至此。

” 陶澍曾记述“亳州接壤豫省,… …地方广野,离城遥远,不足以资弹压”;“地偏俗悍,匪徒出没期间,尤难防范”。

因政风日下,清朝当局也无法有效地统治乡村,捻党取代了其部分司法职能。

捻首常常为人们判断是非,解决纠纷。

每当地方发生争执时,捻首往往出面仲裁,仗义执言,排难解纠,因此他们被当地人尊称为“响老”。

“响老者人有不平事辄为之平。

久之,赴诉者众,赞口洋溢轰远近,如风鼓雷鸣,则成乡捻子也。

因问其主人曰:`国家为民设官,其百里一县,若等有事,胡不之官而必之捻子为?\‘士人颦蹙曰:`难言也,官衙如神庙然,神不可得而见,司阍之威,狞於鬼卒。

无钱不能投一辞也,投矣而官或不准,准矣而胥或不传,传矣而质或无期,质矣,而曲直又不能尽明;然已胥有费,吏有费,传卷有费,谱堂有费,守侯之费又不可以数计:故中人之产,一讼破家者有之。

何如诉诸乡老,不费一钱,而曲直立判,弱者伸,强者抑,即在一日之间乎?”。

此述论表明了官方法制权威机构不能解决社会的矛盾,社会的正义得不到伸张,公平得不到保障,响老成了官方法制机构的替代者,大量的弱者只有通过响老来维护其最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

这种社会环境为捻军的滋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所以捻军不断壮大发展。

随着捻军的发展,清廷逐渐重视加强对这一带的管理,1865年,实施“重点布防”、“布置河防”和“查圩”的政策以后,整个捻军的社会生存环境彻底改变。

“查圩”的实施控制了整个基层。

一方面,命令地主民团,在捻军活动地区普遍修筑圩寨,实行坚壁清野。

捻军一到,即将所有壮丁、粮草、牲畜等集中进圩寨,由民团守圩,捻军不得进入,利用地方绅士掌控了地方权力,为国家权力服务。

另一方面,在捻军活动地区实施户口调查,凡地主绅士入良民册,与捻军有过联系,而愿意“归正”者叫做“自新良民”也入良民册,凡坚决抗清,与捻军密切合作者,则入莠民册,在外者“追剿”,在家者“法办”。

曾国藩的“查圩”加强了绅士对地方的统治,弱化了当地的宗族势力,基层社会秩序重新回到国家权力和地方绅士双重控制中。

1865年,清廷在皖北地区捻军原活动地区中心雉河集附近“蒙、亳、宿、阜四邑土壤相接者”,增设了涡阳县,意欲“奸匿秉其厄塞,地利遏绝乱盟,庶几谋久安毖后患” 。

涡阳县的增设,反映了上层统治者在皖北基层社会重建双重政权和统治秩序的努力。

可以说,清廷已经加强了社会控制,建立起了严密的权力网络。

2、人口与土地矛盾缓解 1851年中国的人口超过四亿,达到了清朝人口前所未有的高峰。

而当时安徽省的人口压力在全国最重,再加上皖北经济落后,手工业生产也很少,商品经济十分微弱,可谋生的手段尤为狭窄。

“江浙无田业者… …皆有所务,自工商百艺各量其器质年力以赴之,虽有游民,不足为害。

独潍泗之间,物产瘠少,贩易不通,逐末之利,罕知其术;于是不工商而贩妇女,鬻盐硝,不百艺而开场聚博徒,甚乃习教鸠集为不轨” 。

潍泗只得依靠宗族势力聚捻“打粮”,于是才有了张乐行振臂一呼,捻军奋起。

随着战争的进行,大量人口伤亡和流失,人多地少的状况得到缓解,流民人口大为缩减,大量的荒芜田地出现,人口和耕地的矛盾不再那么尖锐。

所以,后期捻军缺乏唤起民众的手段,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农民参加捻军。

3、宗族纽带的丧失 捻军是以宗族组织发动起来的。

宗族是结捻的纽带,宗族的扩大就成了宗族集团,与宗族武装紧密联系的是地域集团。

聚族而居,是安徽淮北显著的特点,捻军的各旗大多是由大的宗族集团组成。

捻党依据当地的风俗,开展一些活动给宗族和村庄之内的其他人带来了实际利益,从而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拥护。

“一庄有捻一庄安,一族有捻一族幸,庄有捻外捻不入,曰:`某某我们都是混家子。

\‘族有捻,则曰,某某叔也,兄也难及第之荣不若是其赫赫也。

无捻之庄则鳖矣,掠其家主或子弟,归而弔拷,谓之拉鳖,事主俛人哀恳,或索钱三五百千,其饶裕竞有至千,然后得释。

由此,庄族有捻稍强悍者,众从勇之曰`何不出头混着!\‘既或幫以资粮,纠众而捻矣。

” 此论述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捻在当时社会的凝聚力,也反映了捻的势力有效地控制了地方社会,成了当时社会权威的象征。

后期捻军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宗族的纽带,皖北根据地的丧失,改变了原来依靠自然聚居所形成的宗族结合关系,也必然会相应地弱化捻军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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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祖先有两个，一是宰相曹参，一是太监曹腾，谁才是真的?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曾担任东汉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后加封魏王，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

曹操去世后为武王。

其子称帝后，追尊为武，庙号太祖。

但是，对于曹操的出身，史料中的记载却相互矛盾，一说他是西汉西汉宰相曹参的嫡系后裔，一说他是东汉宦官曹腾之后，令后世读者难辨真伪。

《三国志 魏书 武帝纪》载：“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

”这位曹参可不是个简单人物，早年为沛县狱掾，即管理监狱的小吏(可能为典狱长)，但已相当出名，为曹参上司(主吏)，属押解犯人之官吏(亭长)，为其下属。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跟随刘邦在沛县起兵反秦，身经百战，屡建战功， 攻下二国和一百二十二个县。

刘邦称帝后，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曹参功居第二，赐爵平阳侯，时官至丞相，是继萧何后的第二位相国，史称“曹相国”。

只是，曹参继任相国后，一直遵奉萧何所定的律令，并由是产生了一个成语，叫“萧规曹随”。

一朝初创之际，保持了政策的延续性，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曹参的“无为”本身，比起朝令夕改来，是值得肯定的。

随之，《三国志》说：“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

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

嵩生太祖。

”这句话说的是，曹操乃东时期大宦官曹腾之孙，其父为曹腾养子。

这个曹腾也不是简单人物，曹腾初任黄门从官，汉顺帝即位后，升任小黄门、中常侍。

后因策划迎立东汉桓帝有功，被封为费亭侯，升为大长秋。

所谓大长秋，秦称将行。

时改称大长秋，宣达皇后旨意，管理宫中事宜，为皇后近侍官首领。

可见，曹腾是深得汉桓帝信任之人。

能够封侯，作为宦官，曹腾已爬到了别人所无法企及的高位，但是，宦官无子为继，孤立中宫，这样荣华富贵只能一代而终。

但是，那时宫中有个特别规定，宦官可以收养养子，并且，养子还可以享有继承权。

《 宦者列传》称，阳嘉四年有诏曰：“诏宦官养子悉听得为后，袭爵封，定著平令。

”就是说，这道诏令此后将以“令”的形式成为法律的一部分，一直具有效力。

宦官养子的身份一旦被确认，就可心世袭封秩、爵位。

正因为如此，曹腾才决定收养一个养子的。

曹腾收养的这个孩子就是曹操的父亲曹嵩。

关于曹嵩的本家出身，史说不详，专家依据相关史料推知，曹嵩很可能为与曹腾同乡的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夏家族有关。

与在曹操时代关系密切，这些人与曹操一起发迹，在此之后又多成为曹操的心腹将领，因此，《三国志 魏书》就将、与、曹洪、曹休、等人列入同一卷中，这一方面因为他们是同乡，另一方面很可能是想表示，曹操的父亲曹嵩就是曹腾领养于夏侯家族的。

所以有人才说，曹操的血脉里，流淌的应该是夏侯家族的血。

有人说，曹腾是曹参之后，这其中也缺少相关佐证。

虽然东西汉相隔不远，但是，曹腾的世系却不详，只知道他的父亲叫，其他再无其他记载。

所以，这样的联系，是人为的。

之所以将曹操与汉宰相曹参搭上关系，是因为古人都喜欢给自己找个体面的祖宗，就连源出关陇的皇帝也尊为祖，曹操给自己弄个相国祖先，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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