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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雪涛韩莉珠叶辉入围美国国家翻译奖决选名单

来源:网络 编辑:小彩 更新:2026-10-08

美国文学翻译协会(American Literary Translators Association,ALTA)于10月6日公布2026年美国国家翻译奖(National Translation Awards,NTA)决选名单。

两大类别共10部作品进入决选,其中3部译自中文:双雪涛的短篇小说集《猎人》、韩丽珠的长篇小说《缝身》和叶辉的诗集《遗址》。

《猎人》和《缝身》入围散文类,《遗址》入围诗歌类。

美国国家翻译奖创设于1988年,是美国文学翻译领域历史较为悠久的专业奖项。

2015年起,奖项分为诗歌和散文两个类别,表彰将其他语言文学作品译成英语的译者。

散文类(prose)涵盖小说、散文、回忆录等。

两个类别的获奖译者均将获得4000美元奖金,2026年获奖者将于10月23日在俄勒冈州波特兰举行的ALTA年度会议期间揭晓。

双雪涛《猎人》英文版,译者程异(Jeremy Tiang)

双雪涛《猎人》:东北经验的英语呈现

《猎人》(Hunter)由程异(Jeremy Tiang)翻译,英文版由 Granta Magazine Editions 出版。

作品收录一系列以东北为背景的故事。

双雪涛以东北方言和富有个人特色的叙事语言,书写工人、艺术家以及其他人物的生活,作品兼具现实主义的质感、黑色幽默和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评委称赞程异对双雪涛独特语言的处理,认为译文保留了原作的层次感和机智,在英语中呈现出鲜明的文学个性。

韩丽珠《缝身》英文版,译者梁靖芬(Jacqueline Leung)

韩丽珠《缝身》:个人与集体的寓言

中国香港作家韩丽珠的《缝身》(Mending Bodies)由梁靖芬(Jacqueline Leung)翻译,美国 Two Lines Press 出版。

小说以一种“身体连接”的奇异设想展开:人可以通过手术将自己的身体与另一个人连接起来。

年轻女子May在研究这一现象的过程中,也开始面对个人选择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

评委认为,小说的设定具有鲜明的寓言性,而韩丽珠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字为这一设定增添了丰富的层次;梁靖芬则准确传达了原作语言中许多含蓄而未明说的意味。

叶辉《遗址》英文版,译者李栋(Dong Li)

叶辉《遗址》:乡土、时间与记忆

叶辉的诗集《遗址》(The Ruins)由李栋(Dong Li)翻译,美国 Deep Vellum Publishing 出版。

诗歌从具体、朴素的乡村生活出发,将自然、人的经验、时间与神话交织在一起;表面的宁静之下,则隐含着不安和潜在的暴力。

评委特别提到李栋译文的简洁与克制,以及他对原作意象和思想转折的准确传达。

玉渊谭天丨“中国AI禁令”是怎么回事

这两天,有一个说法在市场和境外的政策研究圈层流传:中国是不是要关上AI技术出口的大门了? 这个疑问,可以追溯到10月16日。

当天,商务部、科技部就修订《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有23项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包括大模型、智能体、算力集群、信息处理等。

《目录》出来后,一些人提出了疑问:中国强调技术开放,怎么突然要给AI加上“出口限制”了?这次是不是政策转向的信号? 谭主了解到,政策公布以来,DeepSeek、MiniMax两家头部企业已顺利履行登记手续,并完成开源和海外授权使用。

而今年上半年,相关部门就开始酝酿本次《目录》的征求意见稿,并且事前广泛组织了研究机构、行业组织、业内头部企业开展深入评估。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刘婧、刘红梅律师参与了这些讨论。

她们和谭主分享了一个细节:对比几个月前的初稿,AI领域部分技术条目的控制要点一直在跟着行业的最新发展调整。

当时企业在会上提的很多关切和建议,都很好地体现在了这次发布的政策中。

现在他们更关心的,是后续有没有更明确的操作指引。

另一个细节是,商务部在相关答问中,对“什么不管”的解释,明显比对“什么要管”的解释更多、更具体。

从这也能看出,《目录》的核心是划定边界,而非单纯限制AI技术对外出口。

谭主也梳理出了几个关键点,带大家看懂这套规则是怎么回事。

这套规则 到底管什么? 不做技术的人,很容易把“技术出口”和“产品出口”混为一谈。

有人可能会问,利用限制类大模型对外提供API调用、APP/网页交互、SaaS应用等,属不属于大模型技术出口管理范围? 答案很明确:不算。

这次重点监管的,主要是三类情况: 第一,数据安全。

利用我国核心数据进行训练后提供服务的大模型,拟禁止出口;利用重要数据进行训练后提供服务的大模型,拟限制出口。

简单来说,只要模型训练过程涉及国家数据安全的关切,无论模型本身是大是小、参数多少,都要受到出口约束。

第二,敏感用途。

比如,达到一定性能的智能体技术,本身是拟限制出口的;但如果这项技术被专门或主要用于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防军工、核心政务等高敏感场景应用,性质就变了,直接升级为拟禁止出口。

这里传递的逻辑很明确:同一项技术,用在哪里、为谁服务,决定了它面临多严格的监管。

第三,算力底座。

像人工智能处理芯片设计技术,用于大规模智能算力集群的片间或节点间高速互连技术等,都拟被纳入出口管理。

这属于AI关键物理基础设施层面的技术。

看完这三点就能明白,这套规则管的是技术底层逻辑。

企业利用限制类大模型对外提供API调用、APP/网页交互、SaaS应用、本地端侧轻量化部署等情形,都不属于大模型技术出口管理范围。

简单说,AI企业该做的商业化,照样做。

等相关措施正式落地后,绝大部分人工智能技术仍可以自由出口。

考虑到国际合作的现实需要,《目录》还设置了两类便利情形。

一类是开源技术和特定国际业务。

对人工智能类技术开源、中国企业在境外自建自营算力中心、赴境外开展芯片流片制造、利用境外资源开展联合研发、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等情形的技术出口,适用自动许可等便利措施,基本实现“即报即出”;对已通过开源、发表学术论文等方式进入公共领域的相关技术,拟不纳入出口管理范围。

另一类是国际人工智能合作。

对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员间开展能力建设国际合作、技术共享和规则共建所需的技术出口,将提供更多便利和支持。

刘红梅告诉谭主,新规生效后,禁止出口类的技术不得出口;限制出口类的技术,企业可以向主管部门提交申请、争取获得许可,不会打乱企业原本的海外布局和商业规划。

这也印证了国内“鼓励开放”的立场。

企业面对新规,仍然可以保持从容。

为什么现在推这套规则? 放到全球来看,美国的做法和中国是很鲜明的对照。

过去几年,美国围绕AI出口,形成了两套思路。

一是按国家区别对待。

2025年1月,美国商务部公布的《人工智能扩散框架》,曾设计对先进计算芯片和部分先进模型权重,依据目的地地区的“敏感性”等实行管理,严控先进AI能力流向特定主体。

二是按阵营划分圈子。

Anthropic的CEO就提出过一种“联盟策略”:联合一批“民主国家”组成小圈子,控制AI技术供应链,拉拢更多国家入伙,孤立对手。

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谁掌握最先进的AI,谁在规则制定上就更有优势。

所以美国一边守住前沿技术的门槛,一边按照国家和对象区别设限,以此稳住自身优势。

但中国走的并不是这条路。

此次修订是依法依规进行的常态化工作。

自2001年以来,中国已经多次调整修订《目录》。

谭主了解到,管理的重点,是技术出口行为,而不是技术本身。

这种思路,就要求政策把管控标准拆解得足够细致,变成客观、能够量化的条款。

为什么中国能这么干? 既然标准要细化、要客观,“风险评估”这件事就必须做到可以独立验证。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命题: 谁有能力评估风险、执行治理? 对这个问题,美国预设的前提是,技术能力只有攥在少数人手中,才能保证安全。

但站在技术发展的角度,领先者在训练前沿大模型时确实占优势,但开源的发展,正在从根源上动摇这个前提。

首先,训练大模型门槛很高,但做安全测试的门槛并没有那么高。

据行业估算,训练顶级大模型动辄需要投入数万张算力卡,但想要评估它的安全风险,完全不需要再砸重金从头训练。

这就打破了“只有技术领先者才有资格做风险审查”的认知局限。

更多研究机构乃至政府部门,都有条件对大模型进行安全测试、复现安全问题。

其次,依托开源,治理能力正在快速普及。

开放权重后,模型不再完全是“黑盒”。

全球的安全研究者、中小型技术团队,都能用相对较低的成本去打磨安全工具。

既然能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规则设计就可以追求更精准的落地效果。

这次推出出口前登记的临时管理措施,目的就是提前掌握有关技术出口需求情况,让监管更加科学。

且为了给企业一套清晰统一的判断标准,《目录》里还设置了明确的量化指标:比如计算量超过10²⁶次浮点运算、参数超过2万亿、能力达到全球前十的水平等。

这样一来,企业不用再去揣测监管方向,政府也能把有限的行政资源对准真正存在风险的环节。

为什么建设技术进出口管理制度? 过去面对外部技术封锁,我们更多是防守。

但随着中国走向越来越多技术领域的前沿,如何管理技术就成了新课题。

在这种角色转变当中,如何避免影响正常的商业合作,是此前没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次政策调整,重点不在于“管住了几项技术”,而是要把技术进出口管理,建设成一门可以精细运作的国家能力 未来,它将从两个层面支撑我们参与全球技术博弈: 微观层面,实现定向拦截。

国际技术领域的博弈依然存在暗流,防范核心技术被非法转移、遏制敏感技术通过商业合作伪装外流的压力始终存在。

这套管理机制,能够让监管部门在错综复杂的全球商业网络中,精准识别并切断那些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技术转移。

宏观层面,形成规则塑造的能力。

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中国不再是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

通过建立透明、非歧视且基于客观技术指标的管理标准,中国的规则可以为国际技术治理提供参考。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借助多边平台,与各方共同探讨AI治理的边界。

当这套规则逐步被更多的多边合作机制所认可或对接,中国就能在全球技术博弈中,拥有更多制度层面的话语权。

眼下国内的AI技术、数字服务正在加速出海。

这份技术目录,只是中国补全技术进出口管理短板的一小步。

但它指向的方向很明确:在同一套制度框架里,安全底线与开放合作,完全可以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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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他不仅催促把新墨西哥州更名为“新美国州”,随后又提议,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更名为“美国洋”。

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已提出过很多个更名要求: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国防部改“战争部”,人工智能改“超级智能”,他还曾想把霍尔木兹海峡改成“特朗普海峡”…… 为什么特朗普对更名如此热衷?且听新华社记者的深度解读。

(记者:柳丝;视频:王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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