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转变，欧盟希望说服中国控制对其出口”

【文/观察者网 尧云栖】

近期，中欧双方一直保持高频沟通。

当地时间8月31日，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将于9月中旬同中方举行视频会议，随后在10月初访华。

他同时提到，欧盟需要在扩大对华出口的同时，“控制”中国对其的出口。

尽管中方已多次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且双方沟通正在持续进行，欧盟委员会仍在不断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进行反倾销调查。

此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7日还就贸易逆差加大对华施压，声称当谈判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时，欧盟应当动用全部贸易防御工具。

而就在她发言的前两天，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公开表态，反对“将中国视为敌人”。

“欧盟希望说服中国控制对其出口”

据美国“政客新闻网”欧洲版报道，当地时间8月31日，谢夫乔维奇表示，欧盟委员会正研究多种方案，以说服中方控制对欧盟的出口，布鲁塞尔正寻求减少与中国之间惊人的贸易逆差。

谢夫乔维奇说：“如果你从机制层面考虑我们的贸易逆差问题，需要扩大欧洲产品对华出口……我们同样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控制中国对欧盟的出口。

”

他认为，对未来的关系而言，最有效、最好的方式就是双方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报道称，欧盟委员会正面临来自欧盟各国领导人的压力，要求其在10月中旬前拿出与中国接触的具体成果。

两个月前，欧盟成员国敦促布鲁塞尔提出新措施，以减少欧盟对华每天高达10亿欧元的贸易逆差。

随着欧盟化工和汽车生产商因难以与价格更低的中国进口产品竞争而纷纷关厂、裁员，这一问题变得越发紧迫。

他补充说，欧盟代表团本周在中国，会谈“非常开放，也非常艰难”，“所有议题都摆在谈判桌上”。

“我们需要在10月份之前取得切实成果，”他强调，欧盟领导人正在寻求“明确的可交付成果”，包括“一些试点方案”来解决所谓的“中国供应过剩问题”。

“政客”认为，此番表态体现出欧盟对华贸易政策发生重大转变——不再主要依赖在中国商品抵达欧洲后采取传统贸易防御措施，而是日益侧重于管控与中国的贸易，既努力销售欧洲商品，又采取措施控制中国商品进入欧洲。

“这一策略让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的政策，当时日本和韩国同意限制对欧洲和美国出口汽车、钢铁和电子产品。

”“政客”写道。

报道称，欧盟尤其希望向中方出口非敏感类产品，例如农产品、医疗器械以及汽车。

谢夫乔维奇声称，这种战略转变是“对现实的一种反应，因为我们知道，许多出口激增并非完全源于经济表现或市场逻辑，来自北京的国家补贴继续扭曲竞争。

”

值得注意的是，中方已经多次明确表示，中国的产业补贴政策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始终坚持公平、透明、非歧视原则，只要在华经营的企业都可以平等享受。

谢夫乔维奇在8月31日的采访中还声称，如果与中方的接触未能取得成果，欧盟将寻求充分利用其贸易防御措施，关闭其市场。

“我们正在制定非常具体的方案。

让我们看看中方会作何反应……但如果根本没有任何行动，那么我们当然很难再就这些问题仅进行讨论。

”

欧盟委员会希望优化其保障措施的使用方式——这些贸易措施可以在进口激增威胁到欧洲生产商时暂时限制进口。

“政客”指出，欧盟在7月初对进口钢铁加征关税时，使用了此类措施的更新版，此举激怒了许多贸易伙伴，尤其是巴西和中国。

“一方面，我得承认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另一方面，它又非常强硬粗暴，”谢夫乔维奇说，他的部门仍在从钢铁案中吸取教训，以使调查更加迅速和精准。

他还提到，布鲁塞尔仍在制定一项“多元化工具”，鼓励企业在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从不同的供应商那里采购商品，其目的是减少欧洲在战略产业中对中国产品的依赖。

“当然，多元化会带来成本，”谢夫乔维奇称，关键矿产、绿色科技等敏感商品的价格上涨就是例证。

但他表示，一些公司正在意识到，“多元化的成本小于业务中断的成本”。

“政客”指出，限制中国进口，间接推高欧盟本土生产商的价格，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受伊朗战事的影响，欧元区7月份通胀率达到2.9%，远高于欧洲央行2%的目标。

那些导致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上涨的措施，可能会进一步推高物价，给欧洲各国政府带来更多难题。

“我只想买到最便宜的东西。

”“政客”高级编辑伊恩·威沙特（Ian Wishart）在9月1日的《布鲁塞尔策略播客》节目中如是说。

在当天的节目中，威沙特和主持人佐娅·谢夫塔洛维奇（Zoya Sheftalovich）讨论了谢夫乔维奇上述采访的内容。

两人认为，谢夫乔维奇的表态展现了欧盟“胡萝卜+大棒”的策略。

谢夫乔维奇与中方的接触是“胡萝卜”，而“大棒”则是欧盟成员国给欧盟委员会的任务，即提出新措施，让中国坐到谈判桌前且不再持续让低价商品涌入欧盟，也迫使欧洲本土企业推进供应链多元化。

该节目还提到了欧盟的“贸易火箭筒”——反胁迫工具。

据悉，其可冻结相关方面进入欧洲市场的准入资格、阻止部分投资活动等。

但这一工具自2023年底生效以来从未被启用。

欧盟委员会可主动启动该工具，也可应成员国请求启动。

启动该措施的决定须经欧盟理事会以合格多数表决通过，即至少获得欧盟55%成员国的支持，且这些国家要代表欧盟至少65%的人口。

但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欧盟成员国之间存在不小的分歧，并不能形成统一的行动方案。

“不应该将中国视为敌人”

据欧洲新闻台（Euronews）报道，冯德莱恩8月27日在法国雇主联合会“法国企业运动”（Medef）的活动上发言。

她说：“和中国开展对话仍有必要，但对话必须产生结果。

当对话不够的时候，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充分运用各类政策工具。

”

她指出，仅去年一年，欧盟就发起了“30项贸易防御调查”，“几乎是历史平均水平的三倍。

我们仍在大幅加强调查力度。

”

冯德莱恩强调，“中国是重要的经济伙伴，我们的立场明确而一贯：去风险而不是脱钩。

”

但她随即又称，作为伙伴并不意味着接受“永久性的贸易失衡”。

但菲佐提出了不同意见。

据斯洛伐克公共广播电视台报道，他在8月25日会见来访的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他认为竞争不是征收新关税或增设新的贸易壁垒，而是努力做得更好并超越其他国家。

他以中国和欧盟的关系为例，称“我不认为，我们应该通过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来与中国对抗。

我们应该以友好竞争的方式与中国相处，并变得更好。

”

当地时间2026年8月25日，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斯洛伐克总理菲佐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举行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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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忻华告诉观察者网的，欧盟内部历来存在分歧，未来也不会有明显改变。

他指出，在经济层面，欧洲并不愿放弃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仍然愿意部分维持对华贸易关系——这是其在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背景下，由于弱势位置而必然采取的机会主义和交易主义态度。

今年6月29日，王文涛与谢夫乔维奇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建立贸易与投资对话机制，希望推动解决双边经贸分歧。

7月30日，针对近期中欧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

但在对话的同时，欧盟委员会持续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进行反倾销调查。

7月，欧盟对中国碱性二氧化锰原电池及电池组、实心玻璃珠、中国鸭肉发起反倾销调查；8月，欧盟委员会启动对华二氧化钛反吸收调查，因为有指控称，中国出口商下调产品价格，削弱了欧盟现行反倾销税的效果。

欧洲新闻台指出，近几个月来，中欧一直在贸易战的边缘，欧盟拟出台多项规则，可能减少中国企业的市场准入，中方也已发出反制警告。

香港《南华早报》指出，在中方眼中，欧方在对华交往方面是“缺乏诚意”的。

《金融时报》也披露，中方对于欧盟的行为有着自己的“不满”，并要求欧盟放松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例如荷兰阿斯麦公司生产的用于先进半导体制造的光刻机，这些限制是欧盟在美国的授意下实施的。

虽然中方一直强调对话解决问题，但也有能力应对中欧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局面。

何亚东此前曾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火箭着陆腿造好，印度可复用火箭近了，真正首飞还得再等等

2026年10月22日，据idrw.org（印度国防研究之翼）消息，OmSpace完成“无限一号”着陆腿：值得鼓掌，但别把零件当成火箭。

近来，印度航天初创公司OmSpace宣布完成了其“无限一号”（Infinity One）可重复使用火箭的着陆腿。

这条消息听起来很技术，但用大白话说，它解决的是一个很直观的问题：火箭一级从天上回来时，怎么才能不摔坏，而是稳稳站在地上，下一次还能再用。

可重复使用火箭的核心逻辑，是让火箭最贵的那一部分——一级箭体、发动机——不要一次性扔掉。

猎鹰9号已经证明这条路能走通：一级分离后掉头、减速、展开着陆腿，垂直落在回收场或海上平台。

着陆腿就是这套动作里最后接触地面的那一下。

它看起来只是几根支架，实际上要同时干好几件事：落地前展开并锁定，不能半路折回去；接触地面时吸收冲击，把动能缓冲掉；站稳后承受箭体重量和侧向力，不能一碰就倒；回收后还要便于检查、维护和再次使用。

而且它必须足够轻，因为火箭上每一公斤结构重量，都会直接吃掉运载能力。

所以，OmSpace完成着陆腿，意义在于它把可复用火箭里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环节往前推了一步。

对印度私营航天来说，这至少说明本土企业有能力承担复杂机构件的设计制造，而不是所有东西都停留在PPT上。

idrw.org的报道也把它放在“印度可复用火箭进展”的框架里看，这个方向本身是值得关注的。

但普通人最容易误解的地方也在这里：有着陆腿，不等于火箭就能回收。

火箭一级垂直回收是一整条技术链：发动机要能节流、关机后再点火；箭体要有栅格舵或冷气推进做姿态控制；导航制导要算准落点；着陆前要控制速度和姿态；推进剂要在微重力下稳定管理；热防护要扛住再入；落地后还要能快速检测、翻修、再飞。

着陆腿只是“最后站稳”的那一环，前面任何一环掉链子，腿做得再好也用不上。

因此，这条新闻更准确的读法是：OmSpace完成了一个关键硬件的制造里程碑，但距离“无限一号”首飞、更距离“重复使用”形成商业能力，还有不少路要走。

接下来真正值得盯的，是着陆腿的地面展开、锁定和冲击测试，它与箭体的集成进度，以及发动机、飞控和回收流程能不能同步跟上。

公开信息目前主要来自idrw.org，具体的测试数据和后续时间表还没有完全披露。

鼓掌可以，但别把一只腿当成整枚火箭。

玉渊谭天丨“中国AI禁令”是怎么回事

这两天，有一个说法在市场和境外的政策研究圈层流传：中国是不是要关上AI技术出口的大门了？ 这个疑问，可以追溯到10月16日。

当天，商务部、科技部就修订《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以下简称《目录》）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有23项人工智能领域技术，包括大模型、智能体、算力集群、信息处理等。

《目录》出来后，一些人提出了疑问：中国强调技术开放，怎么突然要给AI加上“出口限制”了？这次是不是政策转向的信号？ 谭主了解到，政策公布以来，DeepSeek、MiniMax两家头部企业已顺利履行登记手续，并完成开源和海外授权使用。

而今年上半年，相关部门就开始酝酿本次《目录》的征求意见稿，并且事前广泛组织了研究机构、行业组织、业内头部企业开展深入评估。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刘婧、刘红梅律师参与了这些讨论。

她们和谭主分享了一个细节：对比几个月前的初稿，AI领域部分技术条目的控制要点一直在跟着行业的最新发展调整。

当时企业在会上提的很多关切和建议，都很好地体现在了这次发布的政策中。

现在他们更关心的，是后续有没有更明确的操作指引。

另一个细节是，商务部在相关答问中，对“什么不管”的解释，明显比对“什么要管”的解释更多、更具体。

从这也能看出，《目录》的核心是划定边界，而非单纯限制AI技术对外出口。

谭主也梳理出了几个关键点，带大家看懂这套规则是怎么回事。

这套规则 到底管什么？ 不做技术的人，很容易把“技术出口”和“产品出口”混为一谈。

有人可能会问，利用限制类大模型对外提供API调用、APP/网页交互、SaaS应用等，属不属于大模型技术出口管理范围？ 答案很明确：不算。

这次重点监管的，主要是三类情况： 第一，数据安全。

利用我国核心数据进行训练后提供服务的大模型，拟禁止出口；利用重要数据进行训练后提供服务的大模型，拟限制出口。

简单来说，只要模型训练过程涉及国家数据安全的关切，无论模型本身是大是小、参数多少，都要受到出口约束。

第二，敏感用途。

比如，达到一定性能的智能体技术，本身是拟限制出口的；但如果这项技术被专门或主要用于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防军工、核心政务等高敏感场景应用，性质就变了，直接升级为拟禁止出口。

这里传递的逻辑很明确：同一项技术，用在哪里、为谁服务，决定了它面临多严格的监管。

第三，算力底座。

像人工智能处理芯片设计技术，用于大规模智能算力集群的片间或节点间高速互连技术等，都拟被纳入出口管理。

这属于AI关键物理基础设施层面的技术。

看完这三点就能明白，这套规则管的是技术底层逻辑。

企业利用限制类大模型对外提供API调用、APP/网页交互、SaaS应用、本地端侧轻量化部署等情形，都不属于大模型技术出口管理范围。

简单说，AI企业该做的商业化，照样做。

等相关措施正式落地后，绝大部分人工智能技术仍可以自由出口。

考虑到国际合作的现实需要，《目录》还设置了两类便利情形。

一类是开源技术和特定国际业务。

对人工智能类技术开源、中国企业在境外自建自营算力中心、赴境外开展芯片流片制造、利用境外资源开展联合研发、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等情形的技术出口，适用自动许可等便利措施，基本实现“即报即出”；对已通过开源、发表学术论文等方式进入公共领域的相关技术，拟不纳入出口管理范围。

另一类是国际人工智能合作。

对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员间开展能力建设国际合作、技术共享和规则共建所需的技术出口，将提供更多便利和支持。

刘红梅告诉谭主，新规生效后，禁止出口类的技术不得出口；限制出口类的技术，企业可以向主管部门提交申请、争取获得许可，不会打乱企业原本的海外布局和商业规划。

这也印证了国内“鼓励开放”的立场。

企业面对新规，仍然可以保持从容。

为什么现在推这套规则？ 放到全球来看，美国的做法和中国是很鲜明的对照。

过去几年，美国围绕AI出口，形成了两套思路。

一是按国家区别对待。

2025年1月，美国商务部公布的《人工智能扩散框架》，曾设计对先进计算芯片和部分先进模型权重，依据目的地地区的“敏感性”等实行管理，严控先进AI能力流向特定主体。

二是按阵营划分圈子。

Anthropic的CEO就提出过一种“联盟策略”：联合一批“民主国家”组成小圈子，控制AI技术供应链，拉拢更多国家入伙，孤立对手。

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谁掌握最先进的AI，谁在规则制定上就更有优势。

所以美国一边守住前沿技术的门槛，一边按照国家和对象区别设限，以此稳住自身优势。

但中国走的并不是这条路。

此次修订是依法依规进行的常态化工作。

自2001年以来，中国已经多次调整修订《目录》。

谭主了解到，管理的重点，是技术出口行为，而不是技术本身。

这种思路，就要求政策把管控标准拆解得足够细致，变成客观、能够量化的条款。

为什么中国能这么干？ 既然标准要细化、要客观，“风险评估”这件事就必须做到可以独立验证。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命题： 谁有能力评估风险、执行治理？ 对这个问题，美国预设的前提是，技术能力只有攥在少数人手中，才能保证安全。

但站在技术发展的角度，领先者在训练前沿大模型时确实占优势，但开源的发展，正在从根源上动摇这个前提。

首先，训练大模型门槛很高，但做安全测试的门槛并没有那么高。

据行业估算，训练顶级大模型动辄需要投入数万张算力卡，但想要评估它的安全风险，完全不需要再砸重金从头训练。

这就打破了“只有技术领先者才有资格做风险审查”的认知局限。

更多研究机构乃至政府部门，都有条件对大模型进行安全测试、复现安全问题。

其次，依托开源，治理能力正在快速普及。

开放权重后，模型不再完全是“黑盒”。

全球的安全研究者、中小型技术团队，都能用相对较低的成本去打磨安全工具。

既然能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规则设计就可以追求更精准的落地效果。

这次推出出口前登记的临时管理措施，目的就是提前掌握有关技术出口需求情况，让监管更加科学。

且为了给企业一套清晰统一的判断标准，《目录》里还设置了明确的量化指标：比如计算量超过10²⁶次浮点运算、参数超过2万亿、能力达到全球前十的水平等。

这样一来，企业不用再去揣测监管方向，政府也能把有限的行政资源对准真正存在风险的环节。

为什么建设技术进出口管理制度？ 过去面对外部技术封锁，我们更多是防守。

但随着中国走向越来越多技术领域的前沿，如何管理技术就成了新课题。

在这种角色转变当中，如何避免影响正常的商业合作，是此前没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次政策调整，重点不在于“管住了几项技术”，而是要把技术进出口管理，建设成一门可以精细运作的国家能力 未来，它将从两个层面支撑我们参与全球技术博弈： 微观层面，实现定向拦截。

国际技术领域的博弈依然存在暗流，防范核心技术被非法转移、遏制敏感技术通过商业合作伪装外流的压力始终存在。

这套管理机制，能够让监管部门在错综复杂的全球商业网络中，精准识别并切断那些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技术转移。

宏观层面，形成规则塑造的能力。

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中国不再是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

通过建立透明、非歧视且基于客观技术指标的管理标准，中国的规则可以为国际技术治理提供参考。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借助多边平台，与各方共同探讨AI治理的边界。

当这套规则逐步被更多的多边合作机制所认可或对接，中国就能在全球技术博弈中，拥有更多制度层面的话语权。

眼下国内的AI技术、数字服务正在加速出海。

这份技术目录，只是中国补全技术进出口管理短板的一小步。

但它指向的方向很明确：在同一套制度框架里，安全底线与开放合作，完全可以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