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亲俄时代终结！匈牙利重磅倒戈，俄在欧盟最后底牌彻底作废
当第一缕阳光洒进布达佩斯的雄伟街道，一个时代的落幕显得格外沉重。
过去十六年，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如同欧洲棋盘上一个桀骜不驯的棋子，以其独特的姿态，在西方阵营的集体围堵俄罗斯、全力援乌的大潮中逆流而上。
他巧妙地构建了一条独属于匈牙利的亲俄之路，让人们不禁感叹，这不正是俄罗斯在欧盟内部安插的最为得力的内应吗？然而，2026年春季，一场迟到的政权更迭，像一记重锤敲响了地缘政治的巨钟，宣告着这场持续了十六年的博弈骗局终于走到了终点。
欧尔班的策略，在过去的岁月里，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左右逢源。
当整个欧盟都在加码对乌克兰的援助，并对俄罗斯实施层层加码的制裁时，匈牙利却总是以坚定的否决票站了出来，死死地拖住了欧盟高达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
他一次又一次地打乱了西方国家围堵俄罗斯的宏大布局，激怒了欧盟高层，那些严厉的指责声，如同雷鸣般响彻欧洲。
而作为这一切的交换，匈牙利则收获了实实在在的经济红利——74%的天然气、86%的石油，全部源自俄罗斯，还长期享受着令人艳羡的20%油价折扣。
这无疑让匈牙利收获颇丰。
这种政治上挡枪，经济上套利的巧妙模式，让匈牙利稳坐钓鱼台，安稳地躺赢了整整十六年。
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西方全面封锁的绝境中，找到了一处至关重要的突破口。
只要匈牙利不改变立场，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对乌克兰的援助计划，都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这正是俄罗斯长期容忍、并不断让利匈牙利的根本原因所在。
那天，他亲自签署文件，递交给联合国，以极其明确的措辞，将俄罗斯定性为对匈牙利乃至整个欧洲秩序构成安全威胁。
这短短的一句话，如同利刃般，瞬间斩断了十六年来俄匈之间看似稳固的友好框架，彻底与欧尔班的亲俄路线决裂，在欧洲外交舞台上掀起了滔天巨浪。
很多人或许认为，这仅仅是新政府盲目地站队，是为了讨好欧盟。
然而，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每一步都经过了精准的战略考量，这绝非偶然。
早在今年5月，这种决裂的伏笔就已经悄然埋下。
俄军无人机空袭了乌克兰外喀尔巴阡区域，这片紧邻匈牙利的边境土地，居住着大量的匈牙利族人。
在欧尔班时代，面对这样的事件，大概率会被轻描淡写，甚至被刻意掩盖。
而毛焦尔政府却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立刻、强硬地召见了俄大使，公开表达了抗议。
随后的行动，则如同积少成多，层层推进。
6月，匈牙利主动与乌克兰签署协议，承诺保障境内少数民族的权益，试图化解两国之间的旧怨。
8月，毛焦尔又在联合国公开定性俄罗斯为安全威胁，彻底斩断了双边之间那根特殊的外交联系。
看似激进的转变背后，实则隐藏着两大无法回避的现实需求。
俄乌冲突的战火早已超越了地理边界，无人机流弹、跨境打击随时可能波及周边。
当俄军战机和无人机频繁出现在本国族人的聚居区上空，匈牙利终于清醒地认识到：依靠讨好俄罗斯换来的所谓和平，根本毫无保障。
地缘安全，只能靠自己主动争取，靠自己的力量去守护。
其次，则是更为现实的经济诉求。
欧尔班的强硬抗欧政策，使得匈牙利高达180亿至270亿欧元的欧盟援助资金长期被冻结。
这笔巨额资金的停滞，严重制约了匈牙利的经济发展。
毛焦尔上台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激活经济，扭转外交颓势。
而展现出对俄强硬的态度，无疑是换取欧盟信任，解锁那笔巨额资金的最佳途徑。
更令人赞叹的是，毛焦尔政府并未一味地倒向西方，而是巧妙地运用了一套极其精明的双面打法。
对俄高调强硬、公开切割，是专门为欧盟展示的政治姿态；而持续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以及阻挠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则是为自己保留的那张务实底牌。
7月下旬，匈牙利再次否决了乌克兰欧盟入盟的关键集群谈判，甚至放出狠话，表示必要时将启动全民公投，阻止乌克兰加入欧盟，展现出其老练的外交手腕。
毕竟，匈牙利的能源命脉，至今仍依赖于俄罗斯的供应，彻底撕毁关系，只会反噬自身经济。
这场突如其来的外交大变局，对俄罗斯而言，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过去四年，俄罗斯能够在西方国家全面封锁下维持阵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匈牙利在欧盟内部所起到的牵制和搅局作用。
而如今，匈牙利已经彻底回归欧盟的怀抱，这意味着俄罗斯失去了在欧盟内部唯一制衡的支点，未来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对乌克兰的援助，都将如行云流水般畅通无阻，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的博弈空间，也将被压缩到极致。
纵观全局，匈牙利的转变，并非单纯的立场转变，而是新旧政府之间利益选择的差异。
欧尔班时代，依靠亲俄换取能源红利，依靠否决权在欧盟博弈；而毛焦尔时代，则依靠亲欧换取经济解冻，依靠灵活的外交手段，重塑匈牙利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
十六年亲俄时代的帷幕已然落下，欧洲的地缘格局将迎来全新的重塑。
俄罗斯失去了最后的欧盟内应，俄乌冲突的外部局势也因此彻底恶化；而匈牙利，虽然在短期内获得了经济上的优势，却也彻底失去了左右逢源的战略缓冲空间。
未来欧洲的博弈战场，将会更加白热化，充满着变数。
你认为匈牙利彻底倒戈后，俄罗斯会出台怎样的反制措施？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让我们共同探讨这场影响深远的国际局势。
美教授曾抛出惊人观点：想要终结美国世纪？除非中国能再回到明朝
大家好，这里是《美国那些事儿》系列，今天继续聊聊美国的事儿。为何一位美国知名学者会断言，中国唯一能终结"美国世纪"的方式就是重返明朝鼎盛时期的陆海统筹战略？而历史的真相是否正在悄然指向，郑和的船队，或许早已改写了世界航海史的开篇？ 香港历史学家李兆良透过美国寻宝家，发现了一枚明朝金牌竟然出现在美洲，金牌所属年代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间还要早六十年。
经过六年时间的考证，在金牌发现地的美洲大河流域，陆续找到了中国景德镇特有的陶瓷，以及结婚时喝交杯酒的习俗，让历史学家更加确信，郑和很可能才是美洲新大陆真正的发现者。
明朝郑和七次下西洋，上百艘巨型海船搭载两万余人同时出海，造就了中国的航海盛世。
李兆良表示，郑和的船舰可容纳数百人同船航行，当时明朝的船舰规模堪称世界第一，无人能及。
这支堪称世界最大的船队，曾穿越暴风雨、横跨印度洋，最远甚至抵达东非，还将长颈鹿带回中国。
然而郑和下西洋整整二十八年，却从未有发现美洲大陆的记载。
六百年后的今天，一位业余寻宝家在美洲意外发现了一枚与郑和同时代、明宣宗皇帝御赐的金牌，并辗转寄给香港学者李兆良，才让这项惊人的研究得以曝光。
李兆良回忆道，挖掘这枚金牌的人与他素不相识，是通过第三者将照片传给他的。
他看到照片后发现，金牌上有一个四方形印记，里面有六个清楚的字，"大明宣德委执"。
所谓"委"字，就是委托某人将东西交付给什么人的意思，这实际上就是委托郑和宣布宣德皇帝登位的信息。
朱高炽二十八岁的儿子朱瞻基即位，宣德便是明宣宗的年号，他正是派郑和最后一次出海的皇帝，那一年是1431年。
但根据世界通行的历史记载，美洲新大陆是在1492年才由哥伦布发现。
这早于哥伦布六十年的金牌，又为何会出现在美洲？ 李兆良指出，最近一二十年来有许多证据出土，不少学者在考证之后认为，未必是哥伦布先发现新大陆，近年的证据指向一个人，那就是郑和，他比哥伦布要早大约六七十年就已经发现了美洲大陆。
小小一枚金牌，难道真要改写历史？郑和比哥伦布还早六十年，才是真正的美洲发现者吗？这项研究震惊了西方历史学界。
以电子显微镜分析这枚金牌的铸造成分，正好符合明宣宗时期皇室器皿特定的黄铜与锌含量比例，几乎可以确定金牌就是明宣宗时期所铸造。
不过也有质疑声音认为，金牌有可能是后人带回去的,例如后来的华侨或传教士从中国带回，恰巧遗落在那个地方，这难道不是一种因缘巧合？ 为了寻找更多郑和船队登陆美洲的证据，李兆良特地前往金牌的发现地，也就是北卡罗来纳州西部山区的印第安人部落，却有了惊人的意外发现。
他观察到，这些原住民生活在山里，必然需要上岸，而从山区到海岸之间居住的是一些拥有中国制陶技术的原住民。
顺着线索追查下去，他发现从金牌的出土地往南走，有一个曾经轰动美国的"陶瓮村"，埃齐菲尔德。
村内残存的陶瓮外形顶部内缩、中间肚子圆胖，还有缩小的瓮盖和橙形瓮口，与中国景德镇的陶瓮对比非常相似，仿佛中国的景德镇在美国重现。
比如龙窑、以水碓打碎石头制作釉料的工艺，这些只在中国景德镇才有。
这种陶瓮陶器的制作，特别是把手、瓮耳的工艺，一定要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演化才会出现，不可能在美洲一个原始的印第安土著部落突然凭空产生。
他更从当地一个名为切诺基的印第安民族中找到了中国人的影子。
他说，有些族群已经不知道属于什么种族，但是根据他们的恋情习俗与生活习惯，还是可以追寻到他们原来的族群渊源。
在当地土著里，李兆良发现了一种独特的婚姻习俗。
中国早期有一种器皿叫"合卺杯"，用于洞房之夜，新郎新娘一人持一杯酒，两手交错饮下，又称交杯酒，寓意两人同行、百年好合。
而远在一万公里外的美洲小镇，竟然也有同样的习俗。
当地的杯子底下有一座桥，两边各一个杯子，一边一个开口，正是新郎新娘一起同饮之用，非常明确地说明他们也使用合卺杯。
这难道又是一个巧合？为何全世界以合卺杯作为结婚饮酒器具的，除了中国以外，就只有这个美洲小镇，其他地方再也找不到？ 中国流传千年的风俗，仿佛在美国小镇落地生根。
李兆良统计发现，从金牌发现地切诺基小镇，到陶瓮发现地埃齐菲尔德，都是沿着河流发展。
而就在河流的出海口查尔斯顿市附近，又发现了一片沉寂多年的中国古稻田。
这片稻田是以中国的亩亩制度来划分的，中国的农田都是方方整整一块一块的，而西方的农田没有规律，形状并不划一，至于美洲和非洲的农田则更为杂乱，所以这块农田一定是中国人在那里农耕的证据。
李兆良甚至在美国的农业博物馆里找到一个外形与中国传统曲辕犁相当类似的耕作器具。
这些是否就是郑和船队留下的记忆？然而翻阅中国历史文献，却从没有船队到过美洲的记载。
从地图上来看，先是在河流上游发现金牌，接着中游发现陶瓮，一直到下游近海处发现稻田和犁具，种种迹象显示，郑和船队曾经到此一游。
李兆良推测，事实上郑和当时拥有两支船队，众所周知郑和下西洋大多是往西走，经过欧亚一带甚至远及非洲，并无往东到达美洲的记录。
但其实他有两支船队失踪，下落不明。
所以未必是郑和本人到美洲，而是以他为首的大航海队伍中有部分人到达了美洲，而且还留下明代华人在美洲定居生活的证据。
无论郑和船队究竟在何处登陆，倘若第一个登上美洲大陆的不是哥伦布，那么世界历史就要改写了。
郑和船队下西洋是否真的抵达过美洲？美洲为何会拥有中国的传统习俗？是郑和船队带来的，还是一切只是巧合？随着更多证据的出土，世界历史，难道真有被改写的可能？ 正因如此，美国基辛格全球事务中心知名学者布兰兹在2026年初于彭博社专栏抛出惊人观点：中国唯一能终结"美国世纪"的方式，就是重返明朝鼎盛时期的陆海统筹战略，将自己进化成一个史无前例的"海陆一体混合霸权"。
他认为，即便在高科技时代，地理因素依然是大国兴衰的底层逻辑，中国西靠欧亚大陆、东临太平洋的"两栖战略地理"，正通过"一带一路"构建陆权优势，通过蓝水海军重现海权辉煌，这种双线并进战略像极了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现代升级版。
然而布兰兹的焦虑恰恰暴露了美国战略界的思维定式，总以为大国崛起必然意味着霸权更替。
事实上，中国修铁路、建港口、发展海军，核心目的是打破封锁、保障发展，而非追求传统霸权，这与历史上扩张性殖民逻辑有本质区别。
中国不需要重现明朝的朝贡体系，也不需要建立美国式联盟网络，而是坚持互利共赢，探索一条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的新路。
地图上的山川海洋依旧，但国际关系的游戏规则正在改写，当美国战略家们沉迷于从明朝历史中寻找答案时，世界早已向前迈进。
这是本期《美国那些事儿》，咱们下期见
新时期科学外交的定位与使命
本文刊载于《中国科学院院刊》2026年第8期“战略与决策研究” 许正中1 杨茗月2* 1 上海大学 管理学院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经济学教研部 数字技术蓬勃发展催生科研范式深刻变革，大数据画像、跨学科融合等成为核心特征，科学研究已成为世界级公共产品，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学发现的关键支撑。由此引发全球科学外交深刻变革，科学外交已从辅助角色转变为世界外交的主战场。
如何构建适配新时代需求的科学外交体系，既是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突破核心技术“卡脖子”困境、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内在需求，也是引领国际创新协作、提升全球科技治理制度性话语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文章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根本指引，先界定科学外交的核心定义、本质特征与外延边界，再从资源开放共享、伦理规则共建、安全边界平衡、人才文化交流4个维度，打造开放、信任与包容的国际科研生态系统，推进科学外交体系化建设，奠定世界科学中心基础，以此完善全球科学治理秩序，为人类科技进步提供中国方案，助力人类可持续发展。
数字技术正催生科学范式革命，从传统还原论、学科孤立的范式转向一个数据驱动、跨学科融合、人工智能增强的新范式，直接推动科学研究成为最大的世界级公共产品，引发科学外交的内涵、功能发生根本性变化。
科学外交也从传统外交的“辅助板块”升级为数字时代新时代外交的“基础载体”。
如何精准界定新时代科学外交的核心要义、本质特征与内涵外延，推动其范式跃迁，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科学外交体系催生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前提与基础。
一、数字时代，科学创新是引领世界的关键 在数字文明全球化一体化时代，科学外交地位凸显，尤其是数字技术的泛在化让科学研究的世界公共性特征愈发凸显。
科学外交是外交学与科学交叉融合的核心范畴，其内涵随科技发展与全球治理格局演变不断丰富。
作为塑造国家创造力与竞争力、引发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关键因素，科学外交的内涵边界也随科学中心建设的需求不断拓展。
1.1 科学发现是全球创新的“引爆器”、科学外交的“主战场” 新时代的科学外交是指以科技为纽带、以合作为手段、服务国家发展与全球治理的新型外交形式。
它以科学技术为核心载体与沟通媒介，由政府、科研机构、高校、科技企业、科学家等多元主体参与，通过国际科技合作、科技规则制定、科技人才交流、科技公共产品供给等方式，实现国家外交战略目标、提升全球科技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应对全球性科技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科学外交的内涵是通过科学交流、人才互访、联合研发、规则共建等，增进国际互信，提升国家科技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外延涵盖政府间科技合作、科研机构协同、国际标准制定、全球公共问题科技应对及科技人文交流等。
科学外交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导向，这一外交形态既是统筹全球顶尖科研力量、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依托，也是彰显国家全球引领能力、塑造国家核心竞争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催生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关键抓手。
这一外交形态的核心目标是通过聚合全球创新资源，实现“科学赋能外交、外交支撑科学”的双向融合。
总之，科学外交以科学合作为核心、多边机制为平台、互利共赢为原则、全球治理为方向，兼具政治、经济、安全、人文、治理多重功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1.2 数字时代的科学外交呈现新特质 数字技术把全球连接为一个统一的“电路板”。
数字时代，科学外交从传统“项目合作、人才交流”转向技术驱动、规则共建、虚实融合、多元共治、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新形态。
数字技术从“辅助工具”跃升为“核心引擎”。
数字技术引发的科研范式与全球科技格局变革使得国与国合作重心从传统基础科学转向数字技术、数据治理、人工智能（AI）伦理、数字标准等前沿领域。
科学外交的参与主体从“政府独奏”走向“多元协同”。
外交空间从“物理主场”拓展为“虚实融合”。
科学外交呈现了远程协作、实时数据共享、全球科研网络无界化的高效率即时外交。
外交的目标从“要素交换”升级为“规则共建与治理主导”——过去的科学外交重点在项目合作、人才互访；数字时代则越来越聚焦于争夺科学大装置集聚、数字规则、技术标准、数据治理、AI伦理、数字主权的话语权。
例如，《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等成为科学外交核心抓手，使得其从“要素型外交”转向规则型、治理型外交。
外交逻辑从“竞争对抗”转向“安全与发展平衡”——数字技术既是合作红利，也是安全风险的引发者。
科学外交既强调自主可控，又推动多边数字治理，在拆除“小院高墙”的过程中开启全球开放合作新纪元。
数字时代，科学外交从国家利益延伸为全球公共品——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粮食安全、数字包容等世界性问题日益成为科学外交聚焦的全球公共问题。
当前，以国家为主体的科学外交，需要强调三大特性。
① 充分重视科学外交的主体多元性。
突破传统外交“政府单一主体”模式，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协同”的格局。
适配科学发现需统筹全球顶尖科学家工作的时代需求，让全球科研力量的协同成为可能。
② 精准把握科学外交目标的双重性。
科学外交兼具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利益双重目标，既服务于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科技强国建设等国家战略，助力本国建设世界科学中心、培育核心竞争力，又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类科技文明共同进步。
③ 高度重视科学外交的功能复合性。
科学外交的融合合作与博弈双重功能，既通过跨国科技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又围绕科技规则制定、技术标准输出、数据算力掌控等核心领域开展战略博弈，以争夺全球科技治理话语权。
这一复合功能让科学外交成为塑造国家创造力、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因素。
1.3 从第一性原理重新界定科学外交 科学外交的核心是“以科建交、以科促治、以科谋发展”。
其中，“以科建交”体现为用科学开展外交、用外交赋能科学；“以科促治”体现为用科学支撑外交行动、用科学化解全球性难题；“以科谋发展”体现为依托科学拓展国家长远利益。
具体而言，通过国际科技合作构建良好的国际外交关系，通过参与并引领全球科技规则制定提升科技治理能力，通过科技资源的全球配置与优化布局实现本国与全球科技共同发展。
科学外交的外延包括国际大科学计划合作、跨国科研人才交流、科学规则与伦理标准制定、科学公共产品全球供给、科学安全风险跨国防控等五大领域，超出该范畴的科学活动或外交行为均不属于科学外交。
这五大外延领域均围绕科学数字技术的发展、全球顶尖科研力量的统筹展开，是科学外交从辅助变为主导的核心体现。
科学外交是科技外交的核心子集，一般来说，科技外交是更宽泛的概念，涵盖科学研究、技术产业、科技贸易等领域的外交活动，而科学外交聚焦于基础科学研究、前沿科技探索、科技规则制定等核心科技领域。
科技合作是实现科学外交目标的重要路径，也是统筹全球顶尖科研力量、推动科学研究成为世界级公共产品的主要形式。
科技竞争是科学外交的背景与维度，其博弈维度围绕科技竞争的核心领域展开。
但是，科学外交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竞争中的合作、合作中的共赢”，而非单纯的零和博弈。
通过共赢的合作推动全球科学进步，进而催生新一轮产业革命，让参与各方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二、科研范式跃迁催生新型科学外交 数字技术爆发式发展驱动科研范式跃迁，推动科学外交迎来深刻转型。
科学外交新格局要求以更加灵活、包容和智慧的方式开展科学外交，超越短期的国家利益，肩负起为全人类规划科技未来的共同责任。
科学外交建设已经不仅仅是外交官的课题，也是每一位科学家、工程师和科技政策制定者需要共同思考的时代命题。
数字时代的科学外交，其终极目标不应是赢家通吃的科技冷战，而应是构建一个负责任的创新共同体；科学外交致力于共同创建一个基于规则而非基于强权的全球科技秩序，在竞争中找到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使数字时代的科学持续成为推动人类进步而非制造世界割裂的重要力量，引导全球科技竞赛聚焦破解人类共同难题，助力人类社会向上向善向好向远发展。
2.1 精准理解数字时代科学外交的新使命 科学外交正从传统范式向新范式跃迁，其核心理念从工业时代的“国家主导、资源控制、零和博弈”转变为数字时代的“多边共治、数据驱动、网络赋能”，新范式的核心特质体现在四大维度。
（1）参与主体从国家“独角戏”到全球“大合唱”，契合科学外交主体多元性特性 工业时代的科学外交以国家为核心主体，美苏太空竞赛是典型范式，其本质是通过科技成就彰显国家实力。
数字时代下，科学外交的参与主体实现多元化，大型跨国科技企业的技术影响力不亚于一个国家，开源社区、国际科研组织、顶尖科学家等均成为核心参与方，国家需从“主导者”转变为“协同共治者”。
（2）战略资源从实体争夺转向数据核心资源掌控 工业时代科学外交围绕石油、稀有矿产等实体资源展开，科技仅为辅助。
数字时代的科学外交以科学技术为核心载体，其围绕的战略资源转向数据、算法、算力与技术标准等数字科技核心要素。
技术标准制定权是全球科技治理的制高点，直接决定引领先发优势。
（3）合作模式从线性工程转向动态生态运营 工业时代合作如“共同修铁路”，学科有界、分工清晰；数字时代则类似“运营数字平台生态”，参与者角色灵活、合作持续，平台规则本身就是科学外交的核心产物。
（4）治理逻辑从单一利益平衡转向多元矛盾协同 工业时代聚焦国家间利益平衡，服务于国家利益。
数字时代科学外交需破解开放与控制、技术主权与全球互联等多元矛盾，既维护本国科技安全与利益，又保障全球数字科技生态可持续发展，由此彰显“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利益”双重目标，助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红利惠及全人类。
2.2 科学外交成为国家软实力的硬支撑 传统的科学外交多以国家为单一主体，围绕具体科研项目或全球性问题展开，角色是辅助性的。
而在数字时代，科学外交功能实现了从辅助到中枢的转变，格局呈现出新特征：既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又深度融入全球创新体系。
（1）行为体多元化与网络化 非国家行为体迅速崛起，大型科技公司、开源社区等与主权国家共同成为重要参与者，它们掌握关键数据、算力、算法等资源，科研实力远超许多国家。
网络化协作成为常态，依托云计算等技术，全球科学家可组建虚拟团队，形成泛在化、扁平化科学生态网络，成为统筹顶尖科研力量、推动跨国联合研究的核心载体。
（2）竞争与合作并存且边界模糊 技术民族主义加剧竞争，各国构建技术堡垒、实施数据本地化等政策，引发新摩擦；而全球性挑战又迫切需要跨国数据共享与联合计算，功能性合作与地缘竞争交织形成竞合新常态，核心是争夺世界科学中心主导权、技术标准制定权等。
（3）议题高度融合与泛在化 科学议题与数字治理深度绑定，数据跨境流动、AI伦理等数字治理议题成为科学外交新内容。
（4）科学外交的权力基础发生从知识占有到数据与算力掌控的转移 国家科学影响力取决于数据质量、算力供给及算法创新等数字研究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数据、算力、算法成为重要外交筹码，成为科技自立自强基础。
科学外交是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路径与“加速器”。
通过国际合作引进高端人才、前沿知识、关键设备、联合研发，以及加速突破瓶颈等途径，集聚全球创新资源；通过对标国际高水平，避免闭门造车，在国际交流中找差距、定方向，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从“跟跑”到“并跑”“领跑”。
2.3 科学外交日益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手段 全球在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访问权和计算能力上存在巨大差距，导致数据贫困的国家无法平等参与全球科学事业，这种不平等阻碍了科学的普及。
科学外交已从单纯促进合作，转向推动全球公正，助力数字公共产品建设，保障欠发达国家从技术进步中受益，这是其新使命。
（1）共同制定科学规则与伦理标准 推动建立跨国数字科学治理框架，明确敏感技术研发红线，提升国际话语权，助力中国数字科学理念融入全球治理。
（2）筑牢安全保障，通过国际合作增强关键科学基础设施韧性 建立对话机制，应对前沿科技恶意应用风险，为科技自立自强和世界科学中心建设保驾护航。
（3）通过科技手段赋能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引导全球科研资源，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应对全球性挑战，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三、科学外交赋能中国外交新机遇新境界 中国科学外交正处于机遇与挑战交织的关键跃迁期。
机遇源于中国综合国力、科技能力提升及全球可持续发展需求，挑战来自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及自身结构性、叙事能力短板。
科学外交能否取得成效，关键在于如何统筹开放合作与自主可控、国家利益与全球公共利益两大平衡关系。
建设世界科学中心是推进科学外交的重要依托，可通过共建联合实验室等方式持续拓展国际科学合作。
持续加码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布局，集聚全球高端科研人才，为国际科技合作夯实创新基础。
3.1 科学外交是打通国际国内创新联动的命门 在多个战略性科技领域，中国已实现从长期追踪模仿到与先进国家并行发展，乃至在部分前沿实现引领的历史性跨越。
这一转变在量子信息科学、AI、航天科技等关键方向表现得尤为显著。
中国在AI领域专利申请量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1位；AI领域基本形成了以中美两国为牵引的“双头多层”发展格局。
生成式大模型规模化落地之后，这一双极格局持续演化，大国竞争重心由通用算法、专利数量延伸至基础大模型底层创新、高端算力供给、开源生态构建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规则博弈。
中国依托海量产业场景、完整数字产业体系，在垂直行业大模型、轻量化模型工程化落地、生成式 AI 应用创新保持规模优势；美国在基础理论、高端算力芯片、闭源旗舰模型与全球商业化生态层面维持先发优势，“双头多层”的全球AI竞争格局进一步深化。
这种技术地位的跃升，显著增强了国际社会与中国开展科技合作的意愿。
3.2 科学外交是整合全球创新资源的战略抓手 全球公共议题倒逼科技合作升级，为中国科学外交提供战略机遇，同时叠加外部遏制带来严峻挑战。
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粮食安全和清洁能源转型等一系列超越国界的挑战，其复杂性与规模已远超单个国家所能独立应对的范畴。
这一现实情境，为中国以负责任大国姿态，更为深入地参与并尝试引领全球科技治理进程提供了战略契机。
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所开展的疫苗研发与国际分配合作，即为科学外交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一次成功实践。
然而，美国对中国的科技遏制，构成了当前中国科学外交所面临的最显著外部挑战。
美国对中国实施严格的技术准入限制、出口管制与实体清单制裁，并加强对人才交流项目的审查，这些政策举措已在相当大程度上阻碍了中美两国之间，乃至中国与部分西方国家之间常规科学合作渠道的畅通。
3.3 数字时代科学先发是国家竞争力的支柱 全球科创实力稳步提升为中国开展科学外交筑牢基础，但我国在国际科技叙事传播、创新能力共建、技术标准国际化层面仍面临多重深层次约束。
（1）国际科技叙事能力不足 当前中国具备对外开展科技合作的坚实基础，但面向国际社会阐释科技创新理念、传递合作主张、回应外界关切的话语建设相对滞后，传播模式较为单一固化，对外沟通偏向被动防御，缺少建设性对话叙事框架，难以持续抢占全球科技舆论高地。
（2）如何在技术援助过程中超越单纯的设备输出与方案移植，真正帮助合作国建立起内生性、可持续的自主科研体系与创新能力 尽管中国正积极推动本土科研成果走向全球学术体系、促进自主技术规范升级为国际通用标准，但在众多关键领域，西方主导的技术标准与规则体系仍占据全球统治地位。
推动中国标准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与采纳，是一项需长期投入的系统性工程，其进程面临诸多阻力，导致中国在标准与规则输出方面的努力成效受限。
四、构建全球科学中心是新时代科学外交的关键任务 当前，全球科技治理体系正处在改革攻坚的战略窗口期，蕴含长远的战略价值。
主动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中国科学外交体系与全球合作格局，不再是单纯的外交领域延伸，而是一项兼具重大战略意义与鲜明时代特征的系统性工程。
（1）架构全球科学合作网络，明确科学外交的战略支撑 为构建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与强大凝聚力的国际科学研究共同体，并以此搭建促进全球信任与合作的桥梁，中国需从资源汇聚、网络枢纽、议程引领3个方面来进行系统性推进，明确科学外交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战略定位。
① 致力于打造“全球知识汇聚枢纽”。
要前瞻谋划和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参与或发起设立国际科技组织，支持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科技组织同国际对接。
通过完善人才引进政策、优化科研基础设施、建立开放共享的科研平台，吸引全球范围内的顶尖智力资源、高质量科学数据和前沿学术思想向中国汇聚。
同时，加快建设国家综合科学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并向全球科学研究机构开放共享，让中国成为全球科学家开展前沿研究的“首选地”。
② 积极构建“全球科学合作网络枢纽”。
深度融入现有国际科技组织体系，系统性鼓励与支持更多中国科学家在权威机构中担任领导职务，让中国声音在国际科技组织的决策中得到充分体现。
主动推动联合国系统内的相关机构在华设立实体机构，通过强化国际机构在华的实体性存在与功能性嵌入，使中国成为国际科技合作的“物理与信息枢纽”。
③ 引领全球科技议程。
着力培育我国科研人员与政策研究团队前瞻研判科技变革趋势、凝练重大前沿科学问题的战略能力。
定期主办具有高层次、高影响力的“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邀请全球顶尖科学家、政策制定者、企业家参与，将其打造为全球科学政策与未来方向的策源高地。
（2）建立多层面多维度的中国新型科学外交新体系 中国新型科学外交体系需打破单一主体、单一领域的局限，建立“顶层统筹—多元合作—主体赋能”的多层面多维度体系，实现科学外交的系统性、整体性提升。
① 优化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
加快制定并发布《国家科学外交战略纲要》，明确科学外交的中长期目标、重点合作领域、区域布局与实施路线图。
② 构建多元化、网络化的交互合作体系。
根据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战略定位、科技发展水平、合作需求，采取差异化的合作策略，形成覆盖全球的科学合作网络。
对于欧美科技强国，应在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建立“竞合多赢、共生并存”的稳定合作关系，避免陷入零和博弈，可探索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共同关注的全球挑战上建立“科学合作特区”，开展常态化对话与协作。
③ 激发科学研究机构的活力，推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主体“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
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市场主体，应成为科学外交的“生力军”。
通过技术输出与本地化创新，将企业发展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为科学外交提供实践载体。
高校与科研院所作为基础研究的核心力量，应赋能其建设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国际联合实验室和研究中心。
（3）构建开放、信任与包容的国际科研生态系统 习近平主席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
”这一论述揭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本质，也为构建国际科研生态系统提供了价值遵循。
① 构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科学数据是数字时代的核心科研资源，推动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是提升全球科研效率、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关键。
同时，大力倡导学术论文的开放获取模式，通过设立开放获取出版基金、推动高校与科研机构的论文开放存储，系统性提升中国科学研究成果在全球知识网络中的可见度与可及性，进而强化其国际学术影响力，让开放科学理念成为国际科研生态的共识。
② 在敏感科技领域主动发起“国际对话机制”，推动伦理规则共建。
在AI、基因编辑、深空探测、量子计算等具有高度敏感性与伦理争议的科技前沿领域，技术发展与风险防控的平衡已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课题。
中国应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发起并主导多边国际对话机制，推动形成全球公认的伦理准则与技术治理框架。
③ 建立“清晰合理的科研安全边界”，平衡开放协作与安全保障。
开放不是无底线的妥协，信任也需安全可控。
精准把握安全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④ 以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导向，深化国际人才与文化交流。
吸引全球范围内的顶尖科学家及具有潜力的青年科技英才来华从事研究工作与学术交流。
未来已来，中国应采取“筑巢引凤”与“开渠引水”相结合的战略，着力将自身打造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科学家乐园、科学发现策源地、创新的高地。
通过主动开展科学外交稳步将中国建设成为全球科学网络的核心枢纽。
在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等多元主体协同发力下，以长远战略眼光、博大包容胸怀与坚定战略定力，统筹运用国际关系、科技政策与人文交流等综合力量，尽快建成世界科学中心，为人类科技进步与文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简介 许正中 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原副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科技政策、国家战略、数字经济等。
杨茗月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领域：科技政策、数字经济等。
文章来源 许正中, 杨茗月. 新时期科学外交的定位与使命.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6, 41(8): 1662-1670. DOI: 10.3724/j.issn.1000-3045.20251026001. 本刊发表的所有文章，除另有说明外，文责自负，不代表本刊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