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名美国人失联

文｜陆弃

8月27日，尼泊尔北部地区暴发严重山洪，至少造成389人死亡，1300多人失联，其中包括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700多名外国公民。

美国国务院当天通报，有90名美国人失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约有50至60名美国人失联，并称美国已经向尼泊尔提供援助。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乌克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陆续确认有本国公民失联。

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数字背后所呈现的已经不仅是一场自然灾害，更是山区国家在极端天气、基础设施和应急能力之间面临的综合考验。

从目前公布的情况看，这场灾难之所以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灾人员中有大量外国游客和长期居留人员。

尼泊尔是著名的山地旅游目的地，大量外国人进入山区徒步、登山和旅行。

对游客而言，山川意味着自然景观，对当地社会而言，却也意味着道路狭窄、交通不便、通信覆盖不足以及灾害预警困难。

山区灾害最令人担忧的地方，是留给人的反应时间往往非常有限。

暴雨形成山洪，河流水位迅速上涨，泥石流裹挟石块和建筑材料向下游冲击，原本正常的道路可能在很短时间内被切断。

一旦桥梁被冲毁、通信中断，救援人员即使知道有人被困，也可能无法及时抵达。

特朗普所说“坚固结实、建造精良的建筑物如同牙签一般被冲毁”，虽然带有现场描述的色彩，却揭示出山区洪灾的破坏力。

面对极端自然力量，单纯依靠建筑物本身的坚固程度并不足够。

建筑选址、河道管理、山坡稳定性、排水系统以及灾害预警，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短板，都可能让一次极端天气迅速演变成重大灾难。

更值得反思的是，灾害造成的伤亡并不完全取决于降雨量或者洪水规模。

真正决定人员能否安全撤离的，是整个社会有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风险管理体系。

预警能不能提前发出？基层居民能不能听懂并迅速行动？游客是否知道危险区域在哪里？道路被切断后有没有替代路线？失联人员的信息能否迅速汇总？这些问题看似琐碎，却决定着灾难发生后的每一分钟。

此次超过1300人的失联规模，也暴露出灾后信息统计本身的困难。

人员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部分人可能身处偏远山区，通信设备失效后很难立即确认安全状况。

失联并不等于死亡，但在灾害初期，每一名失联人员都意味着救援部门必须投入资源进行搜寻。

名单不断更新、身份反复核实、不同国家之间交换信息，这些工作都会增加救援难度。

对于尼泊尔而言，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当然重要，但真正决定灾害治理能力的，仍然是本国长期积累的基础设施和公共管理水平。

国际救援可以带来人员、设备和资金，却无法替代道路、桥梁、通信网络以及预警系统这些基础能力。

灾难发生之后再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救援，成本往往远高于灾难发生之前的预防。

这也是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越来越现实的问题。

极端降雨、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本身并非新现象，但气候条件变化可能让一些地区面临更加复杂的风险。

对于地形复杂、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国家而言，一次极端天气造成的损失可能远超经济总量能够承受的范围。

尼泊尔的问题也并非孤例。

南亚人口密集、山地与河流众多，灾害风险具有明显的跨境特点。

一场洪水可能影响交通、能源、农业和旅游业，也可能波及邻国。

对于外国游客而言，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共同进入同一个风险环境。

因此，旅游业发展的同时，更需要建立针对外国游客的灾害预警和紧急疏散机制。

此次美国90人失联尤其引人关注，也说明现代旅游已经让自然灾害越来越具有国际性。

一个国家发生灾难，很快就会变成多个国家的领事保护问题。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乌克兰、马来西亚等国都需要确认本国公民的安全状况，并与尼泊尔方面交换信息、协调救援。

灾害救援因此不再只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务，而成为国际合作能力的直接检验。

值得注意的是，灾难面前并不存在所谓“重要国籍”和“不重要国籍”。

700多名外国人失联固然受到国际媒体关注，但当地数百名遇难者同样需要被看见。

国际舆论容易聚焦美国、加拿大等国公民，是因为这些国家拥有更成熟的领事保护体系和更强的国际传播能力。

然而，对尼泊尔普通家庭而言，失去亲人的痛苦并不会因为国籍不同而有所区别。

真正成熟的灾害治理，应当既能够迅速寻找外国失联人员，也能够保护当地普通居民；既要依靠国际援助，也要不断完善本国能力；既重视灾后的搜救，更要把资源投入到灾前预警和风险治理之中。

截止写稿前，389人死亡和1300多人失联的数字仍可能变化，搜救工作也远未结束。

对于许多家庭而言，他们最关心的不是灾难造成了多大的国际影响，而是那个失联的亲人能否被找到。

对于政府而言，灾难之后的责任也不能随着搜救结束而结束。

一场山洪最终留下的，不应该只有死亡人数和失联名单。

它还应该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城市建设、山区旅游、基础设施、预警系统以及气候风险管理。

面对自然灾害，人类无法阻止洪水形成，却可以决定洪水来临之前是否已经发出警报，危险发生之后是否有道路可撤、有人可救、有信息可查。

乌方称乌军使用“星盾”卫星通信系统仍被限速

23日，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称，截至当天上午，使用“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的乌军终端移动速度仍受到限制。

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称，乌国防军和国防部一直在监视和记录“星链”和“星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状况。

23日上午，使用“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的乌军终端在时速达到161公里时通信中断，因此“目前不能确认（美方）已取消限制”。

乌总统泽连斯基16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上说，美国“星链”使用限制影响乌军拦截俄罗斯无人机的能力。

同日，美国总统强调，他没有限制乌克兰使用“星链”服务，他也不认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对此负有责任。

马斯克此前表示，乌克兰使用的“星盾”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

据美国方面20日消息，马斯克上周作出限速决定，并就此与特朗普进行过讨论。

据美国方面22日消息，特朗普21日致电马斯克，要求他解除对乌克兰境内“星链”卫星通信系统军事化版本的相关限制。

据美国和乌克兰官员透露，在两人通话后，“星链”系统22日恢复较为正常的运行。

不过，有乌克兰官员称，该系统尚未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

彭建兵院士详解尼泊尔冰岩崩：构造“破其体”、隆升“撕其肉”、地震“裂其骨”、冻融“蚀其髓”

在成都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山地科学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彭建兵向与会者展示了一组令人窒息的卫星遥感影像。

画面中，2026年8月发生在尼泊尔蓝塘里壤的冰岩崩灾害，裹挟着毁天灭地的能量，以泥石流的形式狂奔22公里，径直冲向了我国吉隆口岸。

灾后的吉隆口岸，满目疮痍。

彭建兵院士。

本文图片来自中科院山地所。

彭建兵团队通过大量的灾前卫星形变反演、地质构造解析与多期地震数据比对，以“冰岩崩孕灾的‘基因密码’”为题，对吉隆口岸灾害链触发的机理进行解析。

彭建兵认为，这场夺走无数人生命和安宁的灾难，绝非一次偶然的突发性事件。

“构造破其体，隆升撕其肉，地震裂其骨，冻融蚀其髓。

四力递进耦合，将完整‘身体’逐渐改造为‘活的’临界灾体，最终在气温升高、融水入渗的触发下失稳成灾，这就是青藏高原冰岩崩的‘基因密码’。

”彭建兵总结。

冰岩体灾前已出现明显位移 冰岩崩是高位冰岩体沿脆弱面突然脱离母体、转化为碎屑流并常诱发堵江、洪水等灾害链的冰冻圈灾害。

2026年8月26日10时5分，尼泊尔蓝塘里壤突发高位冰岩崩，冰岩物质坠落至海拔4000米左右，撞击铲刮，转化为碎屑流，冲击我国吉隆口岸。

彭建兵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冰岩崩灾害。

10月17日至19日，由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山地伙伴关系、巴基斯坦真纳大学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国际山地科学大会在成都举行。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高位冰岩体沿脆弱面突然脱离母体，转化为碎屑流，形成大量灾害量的过程。

”彭建兵在会上指出。

泥石流约7分钟高速冲击22公里，直达海拔约1800米的我国吉隆口岸，表现出“超历史记录、超防范标准、超防御规划”等特征。

那么，灾前发生了什么呢？ 彭建兵团队在灾前的卫星形变反演图上，用一条红黄相间的色带清晰勾勒出冰岩体的异动。

数据显示，冰岩体在灾前已有明显的缓慢蠕变现象，位移量约为-20m/yr（20米/年）。

更令人警惕的是，位移量结果表明，该区域在灾害发生前24天，累计位移已达约5米，灾前冰川运动显著增强。

除了形变，灾前影像还揭示了更致命的细节。

在灾害源区，存在一条规模巨大的先存破裂面。

这表明，在灾难发生前，山体的“骨骼”早已出现了致命的裂隙，为后续的崩溃预置了物理边界。

为什么看似坚固的高山会突然崩溃？彭建兵团队摒弃了将灾害孤立看待的传统视角，将其置于青藏高原地壳浅表层圈层结构与高山冰川地貌垂直分带的宏大框架内。

团队将青藏高原划分为雪线之上、冰线之上、雨线之上和高山苔原线四个垂直地貌带，并指出，高海拔“冰-岩-水”强耦合区，正是高位灾害孕育的关键地带。

构造、隆升、地震、冻融：四力共同酿成冰岩崩 在彭建兵看来，吉隆口岸的冰岩崩，正是四种机制共同酿成的结果。

在报告中，他详细拆解了这套“基因密码”的形成机制。

报告现场 彭建兵说，青藏高原经历了长期的挤压、剪切和差异隆升。

这种地质历史时期的持续构造变形，使断裂、节理及原生结构面不断产生、错动和组合，逐步将完整岩体改造成多尺度破碎结构网络。

区域逆冲断裂体系如同刻刀，把山体“预切割”成块体，局部结构面的组合进一步限定了吉隆冰岩崩源区的后缘、侧缘和底部边界。

其次，伴随持续挤压的是隆升动力——松开灾体结构。

河流深切的侵蚀与地壳构造隆升的协同作用，使得山体在“长高”中不断变陡。

彭建兵指出，在深切的峡谷岸坡，由于侧向约束的解除，极易产生强烈的卸荷回弹与松动。

这种卸荷作用导致拉应力集中，使得原本已经受损的岩体进一步“松绑”，扩展了岩体内部的裂隙，为冰岩崩提供了松动的结构基础。

真正的“重创”来自地震动力，放大了灾体伤痕。

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7.8级大地震，震中距吉隆镇仅约43公里。

地震波使岩体节理张开，裂缝变成水流的通道。

更为深远的影响是，这次大地震将吉隆山体推入了“亚稳定状态”。

中国地质大学教授陈剑也曾表示，“吉隆一带，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就已经造成岩体损伤，产生大量裂隙，破坏岩体原有结构；叠加冰川反复冻融持续削弱岩体强度，再遇上全球变暖的大背景，冰体消融加速，最终诱发冰岩崩。

” 报告特别强调了地震的“滞后效应”：强震输入导致岩体损伤累积，从“完整”走向“亚稳定”，在随后的暴雨、冻融下持续发生破坏，甚至在数年乃至十余年后仍诱发潜在崩塌。

彭建兵指出，除此之外，2015年尼泊尔7.2级、2025年定日7.1级等多期强震的叠加，使得应力不断传递，岩体损伤不断累积，灾害触发风险急剧增加。

最后是冻融动力加剧灾体破损。

高海拔源区冻融频繁，存在昼夜冻融与季节冻融两套节律。

彭建兵指出，一天之内跨越冰点两次，每年昼夜冻融循环可达上百次。

水在结冰时体积膨胀率约9%，其冻胀压力远超岩石的抗拉强度。

冻融作用持续削弱冰岩连接，不断扩展既有裂隙，推动高寒岩体由完整向裂隙化、块裂化演变。

“构造给了裂隙，隆升松了结构，地震撕开了伤口，冻融则是最耐心的‘执行者’，日复一日，把伤口变成断口。

”彭建兵用这样一段严谨而残酷的表述，概括了这一过程。

冰雪融水是“最后一根稻草” 彭建兵说，当构造、隆升、地震与冻融将岩体推向临界状态时，冰雪融水可能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报告指出，冰岩崩的启动并非瞬间完成，而是一个从渐变损伤累积到临界灾变的连续演化过程。

这一过程可概括为几个前后衔接的阶段：首先是裂隙网络贯通，为灾害孕育提供了结构前提；随后，融水强盛入渗，使诱发条件趋于成熟；接着，有效应力降低，岩体强度进一步劣化；当强度跌破阈值，灾体便进入临界状态；最终，冰岩崩启动，转化为灾变。

彭建兵院士用两个比喻概括了这一机制的核心：“温度是开关，融水是润滑剂。

”温度在冰点上下波动，控制着冻胀与融化的交替；而融水沿裂隙渗入，则起到软化结构面、降低有效应力的润滑作用，二者共同将长期累积的损伤推向失稳的临界点。

彭建兵在报告中提到一个不少人的困惑：如此巨大的泥石流，水究竟从何而来？在灾前卫星影像上，山里并没有多少水的痕迹。

经过与专家的探讨，谜底被揭开——冰川内部拥有极其复杂的“三层水”，即冰下水、冰中水和冰面水，甚至还有隐藏在冰川内部的冰面湖。

巨大的水量在极短时间内转化为巨大的动能，导致原本新鲜的岩体在泥石流沟里瞬间破碎成粉末状。

报告总结指出，裂隙网络一旦贯通，强度跌破阈值，岩体必然失稳启动，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力耦合”过程。

“对自然而言，这是5000万年的演化；对人而言，崩塌只发生在一瞬间。

”在报告的最后，彭建兵院士说。

吉隆口岸的冰岩崩并非孤例。

彭建兵在报告中指出，喜马拉雅地区类似问题很普遍，“不是某一个地区……整个很多地区都有类似的问题”。

他同时强调，高海拔冰-岩-水强耦合区已成为高位灾害孕育的关键带。

防灾减灾理念必须从只看表象，转向关注岩体是否已接近失稳临界。

澎湃新闻记者 王选辉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