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眸医疗创始人沈吟：诺奖落地光遗传学，二十年基础科学迎来临床复明时代
每经记者｜甄素静 每经编辑｜魏文艺
“诺贝尔奖肯定了这套科学原理，对我们相关研究者来说是巨大鼓舞，但同时也是一份责任，后面还要经历非常漫长、严谨的临床开发。
”10月6日，中眸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眸医疗”）创始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眼科研究所所长沈吟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每经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随着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三位光遗传学领域的科学家，光遗传学这项诞生于藻类研究的底层技术，正式站上全球科学之巅。
值得关注的是，获奖者之一格奥尔格·内格尔（Georg Nagel）正是中眸医疗的科学顾问。
在国内，中眸医疗也被业内归入“光遗传复明三剑客”，其核心管线已经进入中美两地临床试验阶段。
诺奖热度之下，整个赛道的资本、临床、商业化问题随之浮出水面。
光遗传学问世二十余年，前二十年主要作为科研工具解析大脑神经环路，如今逐步走向人体疾病治疗，眼科视觉重建成为全球最先跑出人体疗效的方向。
不过，光环背后产业仍面临现实约束：技术不等于产品，早期临床数据不等于最终获批，资本热度提升的同时，知识产权、受试者筛选、支付体系、罕见病医生供给等现实难题横亘在前。
为此，每经记者围绕诺奖带来的行业变化、光遗传眼科赛道现状，以及创新药公司临床推进、商业化布局与挑战，与沈吟展开深度对话。
中眸医疗创始人沈吟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诺奖花落光遗传学，为何是2026年？
当地时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卡尔·戴塞罗思、德国科学家彼得·黑格曼和格奥尔格·内格尔，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
这项技术可以借助光敏蛋白，以光信号精准调控神经细胞活动，在过去二十年间彻底重塑神经科学研究范式。
在神经科学界，光遗传学早已是诺奖热门候选，但迟迟没有获奖。
在沈吟看来，诺奖不只是奖励基础发现，同样看重成果展现出实际临床应用价值，这也是诺奖在2026年落地的重要原因。
“诺奖要确认两件事情，这项研究到底贡献了什么，以及这份贡献应该颁给谁。
过去二十年光遗传学主要用来帮助人类理解大脑，而近几年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它不再只是实验室工具，已经可以在临床上看到帮助患者恢复失去生理功能的可能性。
”沈吟告诉每经记者。
在她的判断中，二十年的等待符合诺奖评审逻辑，需要等到成果、授奖对象全部尘埃落定，才会予以表彰。
诺奖结果公布后，中眸医疗第一时间向科学顾问格奥尔格·内格尔送去祝贺。
沈吟向每经记者透露，这位诺奖得主性格十分低调，极少接受大众媒体采访，更倾向于纯粹的学术科学交流。
中眸医疗与格奥尔格·内格尔的合作并非短期公关行为，最早可以追溯至2016年。
彼时中眸医疗团队已经着手光敏蛋白改造研发，在格奥尔格·内格尔发现的通道视紫红质ChR2基础之上，团队针对遗传性视网膜病变的治疗需求，对蛋白结构、亲和性做了大量工程化改造。
“不是机缘巧合，可以说是早有筹谋。
”沈吟如此评价双方的合作缘起。
诺奖带来最直接的改变，是降低市场的认知门槛。
“过去我们对外介绍光敏蛋白，需要花大量时间解释原理。
现在诺奖完成最高级别科学范式背书，对外沟通成本显著下降。
但基础原理成立，不等于药物就可以成功，后续需要我们这一代转化科学家持续做大量落地工作。
”沈吟解释道。
眼科凭何突围：光遗传转化第一站的底层逻辑
同样是光遗传学技术，脑疾病方向仍大量停留在动物实验阶段，眼科视觉重建率先实现人体疗效突破。
为什么是眼科领域视网膜？沈吟从临床实操、器官生物学特征、疾病病理三个维度给出解释。
首先是给药路径友好，光遗传眼科治疗仅需要玻璃体腔注射，属于眼科常规操作，不需要做颅内打孔手术；其次，眼球是为数不多可以无创成像观测的神经组织，依靠OCT（光学相干断层扫描）等设备，能够直观、定量地观察组织变化与疗效；更为关键的病理特点在于，晚期视网膜退行性病变中，感光细胞已经凋亡，但视网膜内层下游神经元依然存活。
“我们不需要把已经死亡的感光细胞复活，只需要给存活的视网膜神经元导入光敏蛋白，就可以重建光信号向大脑传递的通路。
眼球本身就是把光转为电信号的器官，光遗传在视网膜实现突破并不是偶然，是临床科学最自然的第一站。
”沈吟告诉每经记者。
沈吟进一步解释道，在基因治疗领域，光遗传学疗法和传统基因替代疗法，并非替代而是互补关系。
沈吟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来解释二者适用人群的差异。
传统基因替代疗法逻辑是“缺什么补什么”，适合疾病中期、感光细胞仍大量存活的患者；而到了疾病晚期，感光细胞已经大面积死亡，就算补入致病基因，也没有细胞可以表达，基因替代疗法便失去作用。
“光遗传学疗法不纠结原始致病基因突变，无论患者是哪一种基因突变导致失明，只要内层视网膜神经元存活，就有机会重建视觉。
”沈吟说。
诺奖消息公布之后，资本关注度快速抬升。
沈吟透露，诺奖官宣当天，自己也接到大量电话。
资本、大型药企、公众对光遗传学认知成本下降，预计未来会有更多资源向光遗传学赛道涌入；但热度提升的同时，竞争也随之加剧。
在沈吟看来，诺奖落地光遗传学，标志着二十年基础科学迎来临床复明时代。
她向每经记者强调，光遗传治疗不是简单拿到光敏蛋白就可以做成药物，成败的变量非常多。
攻坚临床转化：将诺奖科学转化为真正可供使用的治疗方案
谈及创业做创新药，沈吟表示，这源于其作为眼科医生的切身体会。
“十年前国内遗传性视网膜眼病二代测序尚未普及，大量患者确诊之后没有治疗手段，只能等待视力逐步丧失。
过去，晚期的病人等于没有治疗方案。
我们做中眸医疗，就是希望给这部分原本无药可治的晚期致盲患者带来治疗可能性。
”
据沈吟介绍，目前中眸医疗的研发管线ZM‑02已经拿到美国FDA孤儿药资格，国际多中心I/II期PRISM临床试验获批，2026年8月拿到NMPA（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临床试验批件，正式开启国内注册临床。
中美采用两套完全独立的团队开展临床试验，各自遵循本土监管机构要求，临床试验数据由第三方机构完成评估。
谈到中眸医疗的临床目标，沈吟表示，“我们追求的是功能获益，比如实现患者生活自理、回归日常生活，能自由行走、拿快递等”。
“国内会严格按照药监局的要求推进临床试验，美国团队按照海外节奏推进。
如果整体进展顺利，预计3年后有望启动商业化。
”沈吟告诉每经记者，中眸医疗的商业化层面保持开放态度，会以各种合作的形态去做，最终目标是满足临床需求，给患者提供可用且用得起的药物。
诺奖给光遗传学带来巨大光环，但光环不等于患者的光明。
“我们的目标，是把这项得到诺奖认可的科学，转化成真正可供社会使用的治疗方案，而不是停留在实验室的先进技术上。
”沈吟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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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前列腺炎有什么症状？ 前列腺炎会自愈吗？
随着社会发展，男性经济和心里压力的增大，越来越多的男性朋友免不了有熬夜加班、久坐不动弹、频繁手淫等不良习惯，前列腺炎呈现着年轻化的趋势发展，这使得人们在工作生活的同时，也需关注家里那个“顶梁柱”的身体健康状况。但不同类型的前列腺炎，其临床表现又是五花八门，症状也存在个体差异化。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男性前列腺炎有什么症状？ 前列腺炎症状一：排尿异常 主要表现症状是：会有尿频尿急和小便刺痛的症状，还会有排尿不畅和尿尿分叉以及尿后沥滴尿不净等排尿异常症状，在尿后或大便时尿道流出乳白色分泌物等症状。
前列腺炎长期不治疗的话，到后期发展严重的话，会发展成前列腺肥大，出现排尿困难等问题。
前列腺炎症状二：放射性疼痛 患有前列腺炎的男性朋友常会出现下腹部、腰骶骨、腹股沟、大腿、会阴处有各种不适，比如坠胀、疼痛。
以腰疼最为常见。
其疼痛属于放射性的，表现极其多样，给患者的生活或学习带来很大的痛苦。
前列腺炎症状之三：性功能障碍 慢性前列腺炎多半是急性前列腺炎因不当或者未及时治疗转变而成的，慢性前列腺炎各种症状和不适在性交后会加重，并且长时间忍受着病症过性生活的话，会直接影响到性生活快感和质量，渐渐导致阳痿、早泄，有的甚至性冷淡；有的是得病后同房时精神过于紧张，有思想包袱，或心情不佳，进而使得性功能减退。
前列腺炎症状之四：其他全身症状 对于慢性前列腺炎的患者，常常晚上需要多次起夜，进而出现眼花、头晕、失眠等神经衰弱症状，每天无精打采，浑浑噩噩，进而严重影响了工作与学习。
前列腺炎会自愈吗？ 虽然说前列腺炎是因为日常不良生活行为慢慢造成的，但当病症已经出现，不依赖医学手段治疗，只靠日常生活保健和健身锻炼是不可能自愈的。
放任发展的话，往往会造成疾病更加严重。
但可以在治疗前列腺炎的过程中，改变各种生活陋习，加快前列腺炎的治疗效果，比如节制性生活、避免频繁手淫、熬夜、辛辣刺激性食物、烟酒，不久坐。
在男科门诊中，前列腺炎属于慢性疾病，其治疗疗程也是相对比较长，所以男性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出现以上症状，一定要尽早到正规医院接受检查与治疗，避免疾病加重，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严重的伤害，也给后续治疗增加难度。
赤壁之战，曹操到底败在哪里
（更多新书好书推荐，点击知事荐书） 赤壁之战除了事件本身是一桩罗生门外，还有诸多疑点，也都构成了千古谜案：赤壁之战到底在哪里发生？曹操抢得江陵时不过九月，为什么要拖到冬天才东下？冬天盛行西北风，为什么会突然刮起东南风？曹操是不是不懂火攻，才会锁上舰船，让黄盖得手？除了沿长江而下，曹操有没有别的进攻路径？瘟疫到底是不是曹军溃败的真正元凶？赤壁之战之所以成为说不清的罗生门，和这诸多疑点也分不开。我在本章试图逐一剖析以上诸疑点，完成这项工作后，我们会得到真相吗？ 曹营疫病已起 不管是不是战局胜负的决定因素，当事三方的记录中都多次提到战前曹军中就已弥漫着某种瘟疫。
《三国志·周瑜传》说：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
《三国志·武帝纪》说：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
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三国志·先主传》说：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曹操本人也在给孙权的信中提到这点：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根据竺可桢、方修琦等气候学者的研究，中国东部在东汉后期进入寒冷期，气候的异常导致自然灾害频发，农作物歉收。
随之而起的饥荒带来大面积的人口死亡，死者无暇掩埋，生者缺乏抵抗力，便很容易暴发瘟疫。
大饥荒还冲击社会秩序，不管是政府镇压流民还是地方势力反叛朝廷，两者带来持续战争，而人员密集的军队本身即是传染病天然的温床。
东汉末年是传染病猖獗的时代，从汉冲帝永憙元年（145年）至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七十余年间全国有记载的大规模灾疫约八九次。
这样的伤痛在当时人的诗文中留下了许多刻痕，曹植在《说疫气》中写道：“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 频发的疫病不只是影响华夏中土，影响曹操统一大江南北的步伐，它还蔓延到遥远的地中海。
日本学者上田茂树在他的《世界社会史》中提出一种观点：在东汉末年，中国曾出现长达十一年的疫病集中暴发期。
这种疫病，经过中亚、西亚，流传到了欧洲，公元2世纪中叶，竟波及罗马全部领土。
在医术还不太发达的古代世界，这种疫病究竟猖獗到了什么程度，很难想象。
因为出现了无数死者，所以人口大幅衰减，社会精神面貌也十分消沉……中国受了这个大打击，其影响也不下于罗马。
社会由此秩序大乱，加速汉朝的崩溃，开启了长期分裂的时代。
血吸虫假说 赤壁之战前在曹军中大范围传播的“疾疫”究竟是哪一种传染病，由于古代史学家缺乏现代医学知识，记载简略模糊，后世史家长期以来也并不关注这一问题。
随着近代医学史研究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开始讨论这一问题，但因原始史料丢失了大量的临床信息，后人只能综合战争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各种相关因素，依靠间接证据去推断，主要的猜测有血吸虫病说、伤寒说、疟疾说，另有斑疹伤寒等其他假说。
诸说之中，个人以为血吸虫病说更胜，在此为读者诸君简述之。
顾名思义，血吸虫病的致病生物为血吸虫。
生活在中国且危害人类的，是日本血吸虫，它于1904年由日本学者桂田富士郎发现并命名。
日本血吸虫的唯一中间宿主是湖北钉螺，日本本土的小型钉螺只是湖北钉螺的日本亚种，并非另一独立物种。
湖北钉螺“在早期形态分类体系下分为10个亚种，其中7个亚种分布于中国长江流域及长江以南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受钉螺生存条件限制，黄河流域并非血吸虫病疫区，长江流域及以南是血吸虫病历史流行区。
根据现代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湖北的血吸虫病流行区域，最北在襄阳（旧称襄樊）一线，该线以南的水网低洼地带存在血吸虫病流行。
1975年发掘的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西汉墓中出土的古尸内脏组织检出了日本血吸虫卵，说明血吸虫病在江陵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流行史。
曹军七月南征，八月入襄樊疫区，九月（公历9月28日—10月26日）进入江陵地区，在长江上操练水军，感染风险极高。
血吸虫感染后发病分为急性与慢性，急性血吸虫病的典型症状包括：持续2—10周的发热、全身不适、肌痛、头痛、疲乏和突然发作的急性腹痛以及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升高。
曹军的主体大多属于外来易感群体，他们短时间内从非疫区进入疫区，换言之，他们几乎不存在预先的保护性免疫，一旦感染，相当大一部分会表现出急性血吸虫病的症状。
吴军和刘军将士，或者自幼生长在疫区，或者长期驻守疫区，能够形成血吸虫伴随免疫，即便再次感染，也主要表现为慢性血吸虫病的症状。
“慢性血吸虫病患者轻者无症状，仅于粪便普查或因其他疾病就诊时发现，有症状患者以腹泻最常见。
” 根据急性血吸虫病发病的症状，理论上，初次进入疫区的感染者在发病期间基本丧失了战斗力，而孙刘联军的战斗力则基本不受影响。
这一点可能早在周瑜的考量之中，他向孙权列举曹操“用兵之患”的四条因素，最后一条就是“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
既指明致病的因素是“远涉江湖之间”，有学者推测，这一水土之疾，恐怕就是经疫水传播的血吸虫病。
疫疾定战局 疫病对战局的影响，比确定病原体更重要，判断疫病影响更关键的是发病时间。
如果疫病是在战前暴发，便会成为促使曹军溃败的关键因素；如果疫病是在战后出现，仅能遏制曹军再度进攻，并不能帮助孙权、刘备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
我们再回到本节开始所引的三家资料：“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
”这表明曹军战前就已发病。
“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
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此处的“于是”古意为“在此时”，指交战失利之际疫病进入大规模暴发阶段。
赤壁遭遇战和乌林之战的发生时间相距很近，两战持续时间不长，从传染病传播规律来说，曹军内部应当是战前就开始陆续出现感染者。
“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细究这段记载的文字，表意与《武帝纪》意思接近。
我们再引入另一则史料。
《三国志·蒋济传》记载：“建安十三年，孙权率众围合肥。
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憙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
”据此可推，张憙所率驰援合肥的援军很可能受军中疫病的波及，在行军途中出现发病情况。
张憙是什么时候出发的呢？《三国志·武帝纪》说：“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
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
”张憙是曹军从江陵向夏口讨伐刘备的途中，于巴丘被派出。
将两条记载结合后可推测，曹军自江陵出发时就已经出现疫病，此后直至交战时将士陆续发病，在战时大规模暴发——“于是大疫”，军队战斗力被严重削弱——“吏士多死者”。
本节的结论是，曹军进入血吸虫病疫区，缺乏预先的保护性免疫力，于战前陆续发病，战时大规模暴发，军队战斗力被严重削弱，依据这一假说，疫病是造成战败的主要因素。
作者：谭木声 新亚人文书院创办人、历史作家 感恩回馈 长安街知事准备了精美图书 赠送给广大粉丝！ 《定三分：四夺荆州与中古地缘重构》 作者 谭木声 内容简介 本书以“荆州”这一战略要地的四次重大争夺为主线，深入剖析了从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到公元222年夷陵之战（或关羽之死、曹操之死）这大约十四年间，决定三国鼎立格局演变与形成的关键历史进程，深入解读赤壁之战后至三国鼎立格局最终定型期间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与重要人物的命运沉浮。
对于赤壁之战，不仅对读“罗生门”史料叙述战事过程，更重点探讨了曹军战败的深层原因，特别是大规模疫病（很可能是血吸虫病）对曹军战斗力的毁灭性打击，也分析了战前各方的战略态势与决策。
而对于关羽，则被视为一个能力卓越但性格存在严重缺陷的悲剧性人物，书中探讨了他对诸葛亮、鲁肃的嫉恨心理如何影响了孙刘联盟，并最终导致其败亡。
全书引证丰富，广泛参考了正史、前人论述（如王夫之、章太炎）乃至现代医学、气候学研究，注重辨析不同史料，力图呈现立体、可信的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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