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时期的黄金使用量有多少？黄金有哪些应用？
【千问解读】
黄金是一种较稀有、较重要的金属，在中国古代是以“两”作为黄金单位。那么你知道在先秦两汉时期，黄金的使用量是多少吗?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三代黄金较为稀有，多用于制作小型首饰或作为青铜器、玉器等重器的装饰品;时期随着黄金原料的增加，其用途也逐渐多样化，特别是战国至西汉这一时期，黄金铸币广泛流通，不仅用于进贡、赏赐、惩罚、行贿，还可用作交换并代表一定的价值尺度，具备货币的基本功能。
非流通性质的黄金主要集中掌握于权贵阶层，用以规范礼仪制度并在墓葬中以彰显其尊贵的身份地位。
一、货币用金 1.先秦时期的货币 在确定黄金使用量之前，首先需要明确其主要使用途径。
关于三代的黄金货币，《》中最早记载周代以黄金为中币。
也说过“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西周九府中有专门掌管金玉等检验与收藏的官职“职金”，姜尚为周王朝制定货币管理制度时提及黄金，“黄金方寸，而重一斤……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在九府圜法中规定了黄金作为货币的规格要求，然而并没有出土实物可以佐证。
依据目前可见的资料，三代黄金主要作为装饰品使用，用量少且使用范围不广，多作为青铜器的附属物出现。
商周时期“金”字内涵丰富，根据对出土的西周至战国带有“金”字青铜器铭文的整理分析，可知数量最多的一类是“吉金”，而“吉金”中的“金”指当时帝王赏赐给臣下用来制作礼器的青铜;其次，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存在大量关于赐金、罚金、俘金的记载，可以窥见当时“金”运用的范围很广，包括罚金赎罪、赏赐臣民、征收贡金等，除此之外，通过战争掠夺的“俘金”也多次出现。
从考古发现和铭文记载来看，贝类等实物货币应当是商周时期主要的流通货币，但由于天然海贝数量有限，大量仿制的石贝、骨贝和铜贝也足以满足当时并不频繁的商品贸易，加之冶金技术不高，因此三代时期金属货币的使用尚处于萌芽阶段。
黄金真正意义上作为货币出现的时间不晚于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出现了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开来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加剧了商品生产及流通，因此人们对充当交换媒介的货币产生了新要求。
实物货币由于自身物理性质不稳定，不易携带、保存和计量，难以满足大宗交换所需，逐渐演化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2.便于携带和保存 而金属的货币功能因其便于携带、保存且价值大而逐渐显现，《国语》载：“公子夷吾……退而私于公子挈……黄金四十镒，白玉之珩六双，不敢当公子，请纳之左右”，这是我国最早使用黄金货币的文献记载，明确说明至少在公元前650年已出现并使用了黄金货币。
《》载：“宋之富贾有监止子者，与人争买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毁之，负其百金，而理其毁瑕，得千溢焉”，此处表明黄金已具备了货币最基本的支付手段职能。
而当时的统治者们也认识到了黄金的货币功能，“先王……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币为下币”、“故先王善高下中币，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可见当时统治者对黄金货币较为重视，且会通过掌握黄金货币以调控当时的货币流通，使得“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
由此可推测战国时期黄金与铜已完全区分开来并真正用作货币使用。
二、更广泛的使用 1.考古证据 秦汉已降，黄金在日常生活中被更加广泛地使用。
关于秦代金币的具体情况记载较少，后正式宣布黄金为法定货币，“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金币所知者，仅为镒别，以一镒为一斤……古金币之出土，本如星凤，秦金已无从见，能确知为始皇二世时物者，尤不可求”。
1929年在陕西兴平念流寨出土秦代金饼1枚,含金量达99%，1963年又在陕西临潼武家屯窖藏出土了8枚秦国金饼,含金量皆为99%，这两地都在秦故城遗址之内，这些秦代金饼的出土为乃至秦国黄金货币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而秦国统一之后其所掌握的爰金应不在少数，“或为原楚国贿赂，或来自战争缴获，或从楚亡后被迫迁徙到洛阳的楚国豪富手中没收”，除了这些被国家所保有的爰金之外，还有大量流失于民间被继续使用。
西汉黄金货币的地位相较先秦和秦又有所提高，其所体现的货币功能更加齐全，并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史书中记载、诸侯王等大量赐金，计算财产、罚款、行贿等均使用黄金以及西汉墓葬中所出土各类黄金货币都可看出。
根据先秦两汉黄金货币用途的迥异，下文将按交换用金、作为价值尺度的黄金、贡金、赏金罚金及贿赂用金四个方面予以分类说明。
2.作用的不同 交换用金通过上文可知，由于从战国时期黄金货币才频繁使用，因此下文论述将从战国时期开始，而保留至今的战国金币又多为楚金，楚国金币出土情况前文已作出统计，关于其流通形式，经考古研究证明是需要精确称量和切割使用。
即只有当存在交换需要时，才会对货币进行精准切割和称量。
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了一套天平砝码，旁边摆着10余枚泥饼金，“封泥匣记录黄金百斤”，反映了当时楚国金币称量的过程和事实。
根据国家标准计量局度量衡史料组的统计，“在湖南清理发掘了将近二千座楚墓,其中有一百多座中发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的天平祛码”，虽然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报告，统计范围也仅限于湖南一省，但这也足以看出出土砝码的楚墓占统计楚墓总数的5%，比例较高。
其中较为完整的有江陵九店M246出土了一套天平和砝码，“完整的一套天平衡器包括：天平衡杆、砝码、托盘及系提钮、托盘的丝线”。
1954年长沙近郊楚墓出土了一套10枚“钧益”砝码，关于“钧益”一词，传统学术观点认为是平均分割黄金的量值，陈隆文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古代音律大小认为“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黄金货币的衡量单位是一种镒、斤并用的复合制度”。
且根据楚金币出土情况来看，多为残缺不全、被切割后的小块金币，较少有完整者。
根据前文统计的楚金币出土情况表来看，整版楚金仅在安徽霍邱、六安、阜南、黟县、寿县，山东费县、河南信阳、江苏盱眙以及陕西咸阳等地的遗存和窖藏中有发现，余地出土均为切割后的残块楚金，也可窥见战国时楚国金币在交换流通中广泛存在。
当时除了楚国，秦国也出土过金饼，且在《睡虎地秦简》也记载了“黄金衡累不正”即称量黄金所用天平砝码的情况，齐国、等国都使用黄金充当交换媒介。
战国时期借贷活动十分活跃，黄金货币也作为一种常用的官营借贷货币。
在《管子·山国轨》中有记载：“龙夏之地，布黄千，以币货金。
结语 巨家以金，小家以币”，此处“布黄金九千”是指向农民贷款。
另外，包山楚简中也有涉及黄金借贷的内容，有数条详细记载了关于为籴种而借贷“越异之金”或“越异之黄金”的简文，其中关于“越异之黄金”的简文有十一条，关于“越异之金”的简文有四条，根据夏禄的研究可知越异为楚国国库，此处“金”和“黄金”皆以益(即镒)和两作为单位，应当是楚国的黄金货币。
竹简记载了楚国司马命令陵公借贷黄金给鄗地区，用来籴种，同时记载了各地官员领取黄金的具体数额。
根据“钧益”砝码铭文，楚国一镒的衡值大概在251.3-255克之间，学界在推算时将一镒黄金换算为一斤，则官吏总共领取的黄金数额为94镒4两。
简文记载了同一年楚国令尹、太师等命令陵公借贷黄金给鄗地区，同样记载了各地官员领取黄金的数量，其中记载“三益刖益”，“刖益”即指半镒，第二次借贷黄金共计75.5镒4两，那么两次借贷累计数额为169.5镒8两。
丘光明根据对考古出土的楚国权衡器的研究认为，“一镒合今377.125克，一镒的重量约相当于秦、楚等国斤制的一斤半(二十四两)”，即楚国一镒约为1.5斤，楚国在一个月时间内就曾从国库中拿出64035.8克黄金以供借贷，可见楚国黄金数量之多。
另外，偿还借贷也存在黄金偿还的实例。
简43中有“九月己亥，君之右司马军臧受期，十月辛巳之日不归板于登人以至命于郢，阩门又败。
秀不孙”，简44记载了同一事件，“九月己亥之日，右于尹鈜受期，十月巳之日不归登人之金，阩门又败。
秀不孙”。
简中的“板”即指楚国板金，是用来归还借贷的黄金，有“期至屈之月赛金”，后面都标有“期不赛金”，意为期限到了未偿还黄金。
《居延汉简》中关于黄金用于交换也有记载：“□毋穷大黄金为物遗平即价流通可□，桼铢二十五物铢卅十七，直泉万，重二十斤。
”这条简文应当有字讹误，其大意是黄金用于流通且可以交换20斤重的某种物品，但明确点出了“遣平”、“流通”、“直万泉”，可明显看出这是时期的黄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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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时期两大人才，却鲜为人知
—— 黄权，字公衡，为人足智多谋，原为益州牧的主簿。
当张松建议刘璋迎接入川以讨伐之时，黄权认为“一国不容二君”，劝谏刘璋不要引狼入室。
刘璋不仅没有听从黄权的建议，反而将黄权贬官为广汉长，刘备进攻益州之时，黄权坚守广汉不降，直到刘璋投降，黄权才跟着投降刘备，被刘备任命为偏将军。
打败张鲁以后，黄权认为如果失去汉中，蜀地就像失去手臂一样，于是刘备以黄权为护军，率领众将救援张鲁，可惜张鲁宁愿投降曹操，也不愿意投靠刘备，但是最后刘备能够夺取汉中，依然离不开黄权的谋划。
刘备起兵讨伐东吴之时，黄权建议让他做先锋试探吴军，陛下坐镇后方，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试探出吴军的实力，即使失败了也就损失黄权一部，刘备可以全身而退，可惜刘备没有采纳黄权的建议，任命黄权为镇北将军，率军去江北防范魏军，刘备被打败以后，黄权无法退回蜀地，只得率众投降了。
刘备认为：“是我对不起黄权，黄权没有对不起我”，对黄权的家人依旧优待。
而当刘备遇到另一个人之时，感叹道：“虽亡黄权，复得狐笃，此为世不乏贤也。
”那么是谁，能够让刘备用足智多谋的黄权和他相此呢? 此人便是蜀汉后期名将——马忠。
马忠，本名狐笃，字德信。
建安末年被推举为孝廉，马忠虽不失为一代贤才，但是并没有受到刘璋重用，职位仅仅是巴西郡汉昌县县长。
蜀汉章武二年(公元221年)，刘备兵败猇亭，巴西太守阎芝招募五千士兵，派遣马忠统领他们去接应刘备，刘备最终败退到永安，与马忠相遇，二人相谈甚欢。
刘备看人的眼光一向是很准的，虽然马忠当时并没有什么名声，也没有建功立业，职位卑微，但是刘备依然看出了他的才能，给出了“我虽然失去了黄权，却又得到了狐笃，这是世上不缺乏贤才呀!”的高度评价。
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出兵平定南中叛乱，马忠出任牂柯太守，在且兰大败朱褒，将其斩杀，收复牂柯郡。
建兴九年(公元231年)，魏国，由于阴雨连绵，粮草供应出现问题，派遣马忠建议诸葛亮退军，但是由于诸葛亮夺取了魏国的陇西小麦，并没有立即撤退，于是马忠留下来，协助诸葛亮管理军务，北伐军撤退以后，马忠又率军平定了汶山郡三羌人的叛变。
蜀汉建兴十一年(公元233年)，由于庲降都督(蜀汉依据诸葛亮“南抚夷越”方针在南中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张翼在南中严刑峻法，引起南中不满，于是南中豪帅刘胄起兵反叛蜀汉，诸葛亮一方面罢免了张翼安抚南中蛮族，一方面任命马忠为庲降都督平定叛变，马忠果然不负众望，很快平定叛变。
不久以后又有蛮族发动叛变，也被马忠平定。
马忠担任庲降都督以后，将庲降都督治所从平夷迁移到味县，加强对夷人的管理，又与越巂郡太守张嶷协作，恩威并施的治理南中，南中地区在马忠的治理之下，恢复了南中地区混乱的秩序，为蜀汉政权获得了许多盐铁资源。
除了公元242年到公元244年这段时间，，先后在汉中前线，留下马忠在成都代为议政，其他时候，马忠一直为蜀汉镇守南中地区，直到延熙十二年(公元249年)病逝，去世以后，治下百亲自去祭奠他。
刘备最初因为不听黄权的建议而导致，幸好又遇到了与黄权能力相当的马忠，而马忠从一介，官至安南将军，称为镇守南中的封疆大吏。
可见，天下的确不缺乏贤才，只要能够“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是不会出现人才凋零的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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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的中山国，最后到底被谁灭了？
战国中期，秦、齐成为东西二强。
当时主要的诸侯国都已称王，秦、齐两国都不愿再与五国，于是在公元前288年，和并称为东西二帝。
公元前286年，消灭，促使其整体势力来到了巅峰。
公元前284年，以为上将军，合燕、秦、韩、赵、魏攻齐，攻入临淄，连下七十三城，齐城不下者只有莒和即墨。
五国伐齐后，齐湣王逃入莒，被楚将淖齿杀死。
王孙贾与莒人杀淖齿，立齐湣王子法章为。
虽然之后复国，但是五国伐齐还是让齐国从此走向了衰落。
那么，问题来了，齐国吞并宋国后，遭到五国伐齐，为何消灭却没事呢?也即同样消灭一个大国，为何魏国没有被联手讨伐呢? 一 首先，同样是消灭一个大国，魏国之所以没事，而齐国却遭到五国伐齐，原因主要分为以下几点。
一方面，魏国消灭中山国发生在战国初期，而齐国消灭宋国则发生在战国中期。
魏灭中山之战发生于初期(前408年至前406年)期间，魏国攻灭中山国的一场战争。
在吞并中山国之后，随即命太子击镇守中山地，而封乐羊于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
在魏国消灭中山国的时候，魏国、赵国、韩国名义上还是一个整体，或者说是属于的。
因为直到公元前403年，魏赵韩三家才被周天子册封为诸侯。
因此，既然魏国、韩国、赵国是一个整体，那么，非常明显的是，韩国、赵国自然没有讨伐魏国的理由和动力，尤其是赵国，更是愿意魏军借道赵国来进攻中山国。
进一步来说，这说明在战国初期，魏赵韩之间的联盟关系是非常稳固的。
二 在此基础上，因为韩国、赵国当时很难对魏国倒戈一击，所以战国七雄联合讨伐魏国的局面，自然难以在战国初期实现。
对此，在笔者看来，在战国初期，即便、齐国、、秦国这四个大国联手，也不敢说有把握战胜魏国、赵国、韩国这。
在战国初期，齐国忙于代齐，秦国还没有进行变法，至于燕国和楚国，也没有进入到巅峰阶段，这和五国伐齐时的局面明显不同。
在五国伐齐时，秦国的综合实力是完全可以和齐国相提并论的，至于五国伐齐的发起者——燕国，经过燕昭王的励精图治，同样拥有不俗的实力，而就出力不少的赵国，已经完成了。
所以，在五国伐齐时，齐国面临的对手是非常棘手的，这也是五国伐齐得以成功进行的重要原因。
与此相对应的是，魏国消灭中山国时，不仅没有可以匹敌的对手，反而还和韩国、赵国拥有比较稳固的联盟关系。
三 另一方面，中山国的地位，完全无法和宋国相比较，这应该也是魏国消灭中山国没事的重要原因。
中山国(公元前414年—前296年)，建立者出自中山武公，是由白狄所建立的国家，因城(中山城)中有山而得名中山国。
对于中山国来说，其疆域嵌在燕赵之间。
中山国不仅和中原诸侯国之间关系疏远，而且还是赵国的心腹大患。
所以，魏国消灭中山国的行为，没有引起战国七雄太大的反应，比如齐国和燕国，不仅和中山国没有什么交情，其中燕国还和中山国有过兵戎相见的过去。
与此相对应的是，就宋国来说，则是一个和中原诸侯国关系密切的诸侯国。
在疆域上，宋国主要位于今河南、山东、安徽等地，也即和齐国、楚国、韩国、赵国、魏国等诸侯国都比较邻近。
因此，非常明显的是，齐国吞并宋国后，将对楚国、韩国、赵国、魏国等诸侯国造成直接的威胁，也即这些诸侯国的联合，也是出于自保的目的。
四 最后，更为关键的是，宋国富庶，其战略价值更高。
宋国为房、心之分野之地。
面积约有十万平方公里，皆膏腴之地。
宋国商文化繁荣昌盛，首先表现在城市的发展。
当时，睢水北岸的宋都商丘、济水北岸的陶丘，获水和泗水交汇处的彭城，都是极为繁荣的商业都会。
在战国中期，不仅齐国对宋国，就楚国甚至远在千里之外的秦国，也对宋国的商业城市觊觎已久了。
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齐国吞并宋国的行为，无疑犯了众怒。
而就魏国来说，在魏文侯时期消灭中山国，则没有引起天下诸侯国的愤怒或者担忧。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齐国吞并宋国后，虽然遭到了五国伐齐，但是，宋国并没有借着这一机会复国。
至于魏国消灭的中山国，则在魏文侯去世后成功复国。
根据《》、《》等史料的记载，中山国被魏国灭亡后，其君主中山桓公经过20余年的励精图治，积蓄力量，终于在公元前380年前后重新复兴了中山国，定都灵寿(今河北平山三汲附近)。
在此基础上，复国后的中山国继续成为赵国的心腹大患，促使灵王派遣大军发动了赵灭中山之战。
等到赵国消灭中山国后，后者才终于告别了战国历史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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