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山海经是一本很有名的书籍,其中描绘了和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画面,这是让人相当惊叹的。

但是有人表示山海经中写的都是真实事件,只不过不是地球而已,这个说法怎么回事呢,一起了解下吧。
山海经写的不仅是地球
山海经是世界上看不懂的书之一,很多人觉得里面的内容有些太抽象了让人看不懂。
也有人表示山海经可能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只不过不是现在人类经历的世界罢了,说是平行世界也不一定,可能其中隐藏着某些秘密。
现在人们都生活在三维世界,但是科学界认为世界还有其他的维度,比如一维到十一维的说法。
而且这些年也有一些类似的科幻作品,这些都想到那个受欢迎,大家由此联系到山海经中奇妙的世界,直接认为山海经写的不是地球。
山海经说的是平行世界吗
山海经一直都被认为是古代的荒诞小说,其中描绘了各种的奇妙世界。
司马迁看完这本说之后表示余不敢言",这个态度就让人很是奇怪。
毕竟司马迁是相当有学问的人,他阅读过了很多书籍,为什么看完山海经之后不敢说话呢,而且还表示得如此隐晦,这也是比较让人好奇的。
虽然说现在人们科技都有所发展进步,不过还是有很多未解之谜等待着大家去揭开。

可能山海经中确实描绘了失落的文明,甚至于是另外个世界也不一定。
山海经当中的某些生物和西方神话故事中的某些比较接近,不管是外形还是能力似乎都有相似之处。
比如山海经中的"疏"和西方神话故事中的独角兽很像,这是一种头上长着一根角,身体形态和马比较类似的生物。
另外在山海经当中有个国家叫做无启国,这个国家简直比现在的人类文明强大得多,可以说是超级文明了。
这个国度的人民甚至于不需要繁衍后代进行传承,他们已经了解了永生的办法,并且在死亡之后就埋入土地中等待着重新活过来,简直太有意思了。
也许山海经真的描绘了另外个世界也不一定呢。
导语:在中国传说中地狱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这里有着各种各样的酷刑,假如在生前做了太多坏事死后就会下地狱,这是很恐怖的一个地方。
那么地狱到底是在哪个位置,是在地下吗,山海经中对于地狱所在地有一定的暗示。
山海经里的惊天秘密
山海经是中国古代4大奇书之一,其中描绘了很多奇妙的场景,包括各种奇怪的神兽动物,和很多不同的国度。
有关地狱轮回等等也是有所描写的,那么山海经中的地狱是在哪里呢。
山海经当中有个地方叫做归墟,这里的归墟听着很有诗意。

里面的归是回归的意思,回到原本的位置,而墟则有废墟之意,也就是说哦回到原来的荒凉的地方。
人死之后本身就是一个回归根本的过程,地狱也是比较荒凉的,所以归墟就是地狱了。
地狱原来不是在地下
山海经当中的归墟是太阳和月亮升起降落的地方,这也是具有一定的隐喻含义的。
毕竟人也是一个上升下落的过程,当完全落下的时候人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终点。
山海经中的归墟主要在海上,这和大家相信中的地狱不一样,毕竟在各种传说故事当中18层地狱就是位于地下的。
而其他书籍当中的地狱,都是深不见底的位置,这里有着熊熊烈火和滚烫的岩浆,实际上细细想来和地狱还是有接近的地方的。
毕竟海底是最接近地心的位置,而地球中心确实是滚烫而炙热的存在。
山海经中明确指出归墟在渤海的位置,大家也能了解到渤海是有一处很奇怪的沟壑,可能归墟就在那里也说不定。
在书籍中写道,渤海某个位置,海水是分为两部分的中间有个巨大的海沟,这里有着无数死去人的灵魂同时还有一个一直在转动的太阳。
不过这个地方只是书籍中记载的,也没人可以真正前往,大家及时坐着船去探索奥秘最终很有可能在大海中迷失。
锄刃碰到的东西不像石头,石头没有那种韧劲。
他蹲下去,手指扒开湿土,摸到一块边缘锋利的铜片。
铜片表面裹着绿色的锈,断面却泛着暗红。
他把铜片翻过来,土里还有。
一件,两件,越来越多。
旁边的刘光才凑过来看了一眼,扔下锄头就往考古工作站跑。
工作站里坐着的陈德安正整理探方记录,刘光才推门进来时喘得说不出完整句子,只反复比划一个动作——往下挖,有东西。
陈德安和副领队陈显丹赶到现场时,取土坑的断面已经被锄头削掉了一层。
两人蹲在土坎上看了不到半分钟,陈显丹后来回忆,他当时只跟陈德安交换了一个眼神。
探沟里的土层是夯打过的,夯窝清晰,这不是自然堆积。
砖厂当天下午被叫停,但取土已经吃掉了一截坑口。
那天夜里,考古队第一次在三星堆点起了大灯。
7月的四川盆地闷热无风,蚊子成群扑向灯泡,陈显丹的发掘日记里记着,灯光招来的飞虫糊满了纸面,写不了几个字就得用手抹一把。
他们挖到后半夜,坑底露出了一层象牙。
象牙的表面在灯光下泛着湿润的象牙白,一根压着一根,像码好的柴垛。
陈德安用手铲轻轻拨开象牙之间的泥土,底下露出铜器的轮廓。
1号坑的堆积结构从这一刻开始变得清晰:最上层是象牙,中间是铜器和金器,底层是玉石器和骨渣。
这个顺序后来被反复验证,8座坑几乎遵循同一套掩埋逻辑,先放器物,再覆象牙,最后倒灰烬封土。
那根后来被称作金杖的东西,出土时并不起眼。
它被压扁了,卷成一团,金皮表面沾满泥土,只有边缘露出一线暗黄。
现场有人把它叫作金腰带。
清理之后称重,463克,展开长度143厘米,厚度不到0.2毫米。
金皮内侧残留着炭化的木渣,手指一捻就碎成黑粉。
木芯早已不在了,但炭渣的纹理还在,顺着金皮的弧度排列,证明它曾经包裹在一根木杖外面。
杖身靠近一端的位置,46厘米的长度内刻着三组图案:两个戴冠的人头侧脸相对,鸟和鱼背靠背,一支箭穿过鸟颈和鱼头。
线条细如发丝,是用双勾手法錾刻的,刻痕深度不超过0.1毫米,稍一用力就会穿透金皮。
关于这组图案,从1986年到现在,至少有三套不同的读法在并行。
一套读作族徽。
鱼和鸟分别对应两个部族的图腾,箭穿过鱼和鸟,意味着两个部族通过联姻或征服合为一体,鱼凫王朝的名字本身就包含鱼和凫两种动物。
另一套读作通神法器。
鱼代表入地,鸟代表上天,箭是工具,人头是施法者,整套图案描述的是巫师借助鱼鸟之力沟通天地。
第三套读法更晚出现,把它放进古蜀宇宙观里,人头居中,鸟鱼分列上下,箭连接两端,是一个微缩的宇宙结构图。
陈德安在现场没有作判断。
他把金杖连同泥土一起用石膏绷带包好,送到成都的实验室。
清理用了将近一个月,金皮展开后,图案才完整显露。
考古队里有人提出,这可能是王杖,因为同时期中原地区出土的商代金器没有一件比它更重。
也有人反对,理由很直接:中原的权杖传统远不如近东和西亚深厚,三星堆的金杖形制在本地没有先例,反而更像从更西边传进来的观念。
这个判断后来被反复讨论,一直没有定论。
2号坑的发掘比1号坑晚了一个多月。
1986年8月,砖厂在1号坑东南方向继续取土,又挖出了铜渣。
陈显丹带人赶过去时,地面上散落着碎铜片和烧土块,取土坑的断面上能看到铜器的茬口。
2号坑的体量比1号坑大得多。
发掘记录显示,2号坑共出土各类遗物6095件,其中青铜制品736件,黄金制品61件,玉器486件,象牙67根,海贝4600枚。
1号坑的统计是567件,青铜制品178件,金器4件,玉器129件,象牙13根,海贝124件。
两个坑之间的数量差距不是偶然,2号坑埋藏的器物等级更高,体量更大,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纵目面具都出自这个坑。
青铜大立人从坑里取出来的时候,已经从腰部断成两截。
上半身侧倒在泥土里,面部朝下,高冠的一角压碎了。
背部的铜块裂成四五块,底座腐蚀得最严重,铜质已经酥松,手指一按就是一个印。
1987年5月,国家文物局指派傅金凯带4人小组到成都修复。
修复方案讨论了很久,最后决定用锡焊,低温焊接,因为铜质腐蚀太严重,高温会加速金属的氧化。
焊接之前,修复师用竹签一点一点剔掉断口上的泥土和锈层,露出新鲜的铜茬。
背部缺了一小块,他们打磨了一块同样厚度的铜片补上去,焊缝用锉刀修平,再抹上做旧的颜料。
修复过程中,他们在铜像的内壁发现了燕尾槽孔和小圆孔,这是分铸接铸的物证——铜像的头部、躯干、手臂、底座是分别铸造再拼接的。
修复用了将近两年。
1989年,大立人重新站起来的时候,通高2.62米,人体部分1.7米,加上底座和高冠,刚好超过一个成年男子的身高。
180多公斤的重量让搬运成了问题,博物馆不得不专门定制了一个钢制底座。
他双手环抱在胸前,一高一低,掌心相对,握成两个空圈。
两个空圈的圆心不在同一条直线上,连起来是一条弧线。
有人量过空圈的直径,上手的孔径比下手略大,这意味着他握持的东西必须有弧度,而且上端比下端粗。
象牙说的依据就在这条弧线上。
2号坑出土了67根象牙,最长的一根将近1.6米,弧度与大立人双手之间的空间高度吻合。
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玉璋上,刻着一个跪坐的人像,肩上扛着一根弯弯的象牙,姿态和大立人的手势几乎一样。
但孙华提出了一个反驳:大立人的两手掌心并不完全贯通,手窝的直径也不足以穿过一根完整的象牙,而且以他双臂平举的姿态,托举一根几十斤重的象牙站立三千年,从力学上讲不太合理。
权杖说也有问题,金杖的直径只有2.3厘米,大立人的手窝直径比这个尺寸大得多,握不紧。
空着的手,成了三星堆最沉默的谜。
没人能从坑里挖出一件写着答案的器物。
同样出自2号坑的青铜神树,出土时的状况比大立人更糟。
树干断成3截,树枝断成18截,其余的鸟儿、果实碎片装了满满一筐。
修复团队在库房里拼了6年多,光管状碎片就有200多片。
拼对的方法很笨:把断口两两比对,纹路对得上的放在一起,对不上的再换。
有的断口锈蚀严重,截面已经模糊,拼错了好几次,拆了重来。
整个修复用了将近10年,最终拼出一棵高3.96米的树,三层九枝,每根枝条上站一只鸟,树干的侧面攀着一条龙,龙身贴着树干盘旋而下,龙尾一直垂到接近底座的位置。
树刚拼好的时候,龙是没有尾巴的。
龙尾的残件一直没找到,断口留在树干中段偏下的位置。
2021年以后,考古队在3号坑和8号坑的堆积中发现了新的青铜残片,经过拼对,确认其中一部分就是一号神树缺失的龙尾组件。
龙尾接上去之后,整条龙的长度超过了3米,从树顶一直延伸到接近地面的位置。
九只鸟的位置有讲究。
它们不是随意立在枝头的,每只鸟都站在枝头末端稍微上翘的位置,鸟头朝向树干的方向。
九枝的分布是三层,每层三枝,围绕树干均匀展开。
这个数字和《山海经》里“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的记载对得上,但孙华指出,一号神树的九只鸟加上树顶缺失的一只,刚好凑成十日,二号神树则是纯粹的九日结构,两棵树的树枝形态也不一样——一棵上翘,一棵下垂。
他的判断是,上翘的那棵对应扶桑,下垂的那棵对应若木。
扶桑在东,若木在西,两棵树构成一组东西对称的宇宙坐标。
但当年的发掘报告编写者持不同意见。
他们认为一号神树本身就是扶桑,不需要对应另一棵。
社树说、日晕说、通天神树说也在不同论文里出现过。
同一棵树,从不同的角度读,读出的是不同的东西。
树座底下没有刻字的铜牌,树干上没有墨书的题记,一切解读都建立在图像和文献之间的类比之上。
纵目面具的体积比神树小,但冲击力不遑多让。
2号坑出土的这件面具,宽1.38米,重80多公斤,两只耳朵向两侧展开,间距达到138厘米。
眼球呈柱状从眼眶中伸出,外凸长度16厘米。
CT扫描显示,柱状眼球不是整体浇铸的,而是由16组微型榫卯构件嵌套而成,分铸之后再插入面部范模中合铸。
耳部采用嵌铸法,先单独铸好耳朵,再嵌入面部的铸型。
这种分铸插接的工艺在中原的范铸体系中并不常见,是三星堆本地工匠的创新。
面具的方脸、大耳、柱状眼球,在文献里能找到对应。
《华阳国志·蜀志》写蚕丛“其目纵”,一个“纵”字被反复解读了上千年。
有人说纵目就是眼球外凸,有人说纵目是眼睛竖着长,还有人说纵目是额头上的第三只眼。
三星堆的实物出土之前,这些说法都只是文字推演。
面具出土之后,柱状眼球成了最直观的“纵目”形象证据。
另有学者从《山海经·大荒北经》里找到了另一条线索。
那里面写烛龙“直目正乘”,直目被解读为眼球直直地向前伸出,与三星堆面具的柱状眼球形态一致。
烛龙是人面蛇身的神,睁眼为昼,闭眼为夜,掌控天地明晦。
纵目面具与烛龙神话的关联,在多个版本的解读中反复出现,但也始终只是一个类比,没有铭文或文献的直接证据把两者钉在一起。
纵目面具出土时,2号坑还清理出了50多件青铜人头像。
它们排列在坑底,面朝同一个方向,多数戴冠或盘辫,面部表情肃穆。
孙华后来把人头像按发型分成了两类:辫发和笄发。
辫发头像的数量远多于笄发,比例大约是4比。
但在从事祭祀仪式的小型铜人像中,笄发人的形象占了绝大多数,辫发人几乎不出现。
这个分布暗示着一种权力分工:笄发社群掌握宗教祭祀权,辫发社群掌握军事和行政权。
古蜀国家的统治结构,可能从一开始就是神权与军权分立的双头体制。
海贝的分布也能佐证这种跨区域的物资调动能力。
2号坑出土的4600枚海贝,绝大多数是环纹货贝,只产于印度洋北部的深水海域。
这些贝壳的背部被磨平,磨出了穿孔,孔沿光滑,是长期串绳使用留下的痕迹。
印度洋北部的居民用这种贝壳作货币,古蜀人把贝壳磨平穿孔,显然也是在模仿货币的形制。
一个不靠海的盆地,祭祀坑里埋着几千枚从印度洋打捞上来的贝壳,串绳的磨损痕迹说明它们在入坑之前已经被反复流通使用过。
象牙的数量更惊人。
1号坑13根,2号坑67根,8号坑一个坑就出了400根。
8号坑的发掘负责人赵昊说,象牙和青铜器层层叠压,提取一根象牙平均需要两到三天,因为象牙表面已经酥化,接触空气后迅速开裂,必须用石膏和绷带现场加固。
400根象牙的提取工作,从2022年持续到发掘结束,光是清理象牙就花了一年多。
这么多象牙从哪儿来,学界分成了两派。
一派认为来自本地象群。
商代晚期的成都平原气温比现在高2到3摄氏度,植被茂密,沼泽遍布,适合亚洲象生存。
《山海经·中次九经》写岷山“其兽多犀、象,多夔牛”,金沙遗址还出土了亚洲象的头骨和臼齿。
另一派认为象牙是舶来品,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从南亚或东南亚运进来的,因为三星堆和金沙的坑里只见象牙,不见大象的其他骨骼。
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也都缺少决定性的证据。
如果象牙来自本地,为什么只埋象牙不埋象骨? 如果来自外地,运输几百根平均长度超过1米的象牙,翻越蜀道需要什么样的组织能力? 金杖的金料来源也有争议。
三星堆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异常高,这种高放射性成因铅的矿源在中国境内很少见,有学者认为来自云南东北部,也有学者指向更远的西南方向。
金料的来源没有做系统的同位素比对,目前只能确定的是,金杖的金纯度很高,锤揲工艺的均匀度说明古蜀工匠对黄金的延展性有充分的经验积累。
真正让三星堆的埋藏行为变得可读的,是坑本身的形制。
8座坑的轴向都在北偏东30度到36度之间,排列成三组,每组两坑并排。
1号坑和2号坑在东南,3号和4号在北,7号和8号在中间偏西。
碳14测年显示,3号、4号、6号、8号坑的埋藏年代有95.4%的概率落在公元前1201年到公元前1012年之间,1号坑和2号坑的年代稍早,但差距不大,8座坑是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内完成的。
坑内的堆积结构高度一致。
以4号坑为例,考古队还原的埋藏序列是这样的:先挖坑,坑底铺一层薄薄的黄土,然后把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海贝按顺序摆放进去,器物之间留有空隙,有的铜尊里面还装着海贝和玉璧。
器物层之上覆盖一层象牙,象牙的方向基本一致,粗端朝坑壁,细端朝坑心。
象牙之上,从坑的东南角倾倒灰烬,灰烬层厚约20厘米,检测显示其中90%左右是竹子的燃烧残留,其余是木炭和烧土颗粒。
灰烬倒完之后,用黄土逐层回填,每填一层就用夯具打实,夯窝的直径大约5到6厘米,排列规整。
最后在坑口覆盖一层纯净的黄土,与周围地面齐平。
灰烬不在坑内焚烧,坑壁没有烘烤痕迹。
这个细节很关键。
如果是在坑内直接烧,坑壁的泥土会被烤成红色或黑色,但8座坑的坑壁都保持着原来的黄褐色。
灰烬是从别处烧好之后运过来倒进去的。
烧的是什么? 4号坑的竹子灰烬指向一个可能:建筑的屋顶。
三星堆的大型建筑用竹子和木料搭建,屋顶可能是竹编结构,外面涂泥防火。
如果神庙失火,屋顶先烧,竹子在高温下炭化,倒塌后与铜器、象牙混在一起,最后被清扫、装运、倾倒进坑里。
这个解释在2026年被正式提出来,但并没有说服所有人。
7号坑的发掘负责人黎海超坚持敌人毁坏说。
他的依据是象牙的埋藏方式:敌人把象牙压在铜器上面,目的是镇住法器,不让它们重新发挥作用。
在古蜀人的观念里,象牙通神通灵,把象牙压在砸碎的铜器上,等于切断了法器与神灵之间的联系。
这种带有诅咒意味的埋藏方式,和单纯的灾难清理不一样。
还有第三种解释,把两种说法拼在一起:神庙先失火,器物在火灾中受损,然后外敌趁乱进入,对残余的器物进行了二次破坏,最后古蜀人被迫撤离,撤离前把残器集中掩埋,埋的时候举行了最后一次祭祀。
这个说法能解释为什么有的器物是被火烧坏的,有的器物是被砸碎的,破坏方式不统一。
但同样缺少决定性的证据。
袁家院祭祀区废弃之后,三星堆不再有高等级遗存。
相距约40公里的金沙遗址,繁荣期恰好与三星堆最晚阶段前后衔接。
金沙的祭祀区延续了将近千年,祭祀方式包括浮沉、燎祭等多种形式,器物类型与三星堆高度相似,但规模和等级有所下降。
从三星堆到金沙,古蜀的政治和祭祀中心完成了一次整体搬迁。
神庙失火被视为不祥之兆,可能是迁都的直接触发因素,但更深层的原因——资源枯竭、外敌压力、内部权力重组——目前还埋在土里。
青铜大立人的三层衣服上布满了纹饰。
最外层的衣角在身后翘起,龙纹从肩部延伸到下摆,龙首在胸前,龙身盘绕在右臂外侧,龙尾垂在左腿后面。
这件衣服被研究者称为中国最早的龙袍。
龙纹的形态和青铜神树上的龙不一样,神树上的龙是走龙,四肢着地,身体拉长,而大立人衣服上的龙是团龙,身体卷曲成圆形,龙首昂起。
同一个遗址里,龙的形象至少有四五种变体:羊首龙、猪鼻龙、爬龙柱形器上的龙、神树上的走龙、大立人衣服上的团龙。
龙的形象越丰富,说明它越早进入了古蜀人的信仰体系,还没有被固定成单一的标准样式。
联合遗址出土的龙凤纹陶器盖,是另一个方向的证据。
陶盖直径不大,盖顶中央刻画着一只有羽冠的凤鸟,凤鸟昂首站立,翅膀展开。
凤鸟的周围,一条龙卷着尾巴绕了一圈,龙首扬起,龙口张开。
凤鸟和龙共处于同一个圆形构图里,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龙凤组合纹样。
陶盖是平民墓葬的随葬品,不是祭祀重器,说明龙凤崇拜在三星堆文化中已经下沉到了普通人的日常层面,不是贵族垄断的符号。
三足陶炊器的发现,给这种下沉提供了更具体的注脚。
这件陶器高44厘米,盘径大约40厘米,三条中空的足呈鼎立之势,足的底端有烟熏痕迹,是长期生火留下的。
盘底和足的内壁应该残留过食物残渣,但1986年的发掘没有做浮选和残留物检测,锅里的东西已经不可能知道了。
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雨在多次采访中提到这件事,语气里带着遗憾:如果当年做了检测,也许能知道古蜀人吃的是什么,用什么调料,和中原的饮食有没有差别。
三星堆遗址的面积大约12平方千米,核心城址3.6平方千米,城墙用夯土筑成,外侧有壕沟。
东城墙和西城墙横跨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北面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南面以马牧河为界。
城内有大型建筑基址,红烧土块大量出土,证明曾经存在规模可观的宫殿或神庙建筑。
目前发掘的面积不到遗址总面积的千分之一,绝大多数区域还压在农田和村庄下面,没有动过。
考古队从1986年到现在,挖了将近40年,祭祀坑只是整个遗址的一个角落。
金杖上的鱼和鸟,青铜神树上的九只鸟和一条龙,大立人空着的双手,纵目面具上伸出眼眶的柱状眼睛,几千枚从印度洋捞上来又被火烧过的贝壳,几百根从亚洲象头上锯下来、压在铜器上面的象牙——这些东西被砸碎、被焚烧、被夯土封存,然后被遗忘,直到1986年7月18日那个闷热的下午,一把锄头砸在铜片上,震得一个砖厂工人虎口发麻。
那天杨永成挖出来的第一件东西是一块铜片。
他没有留下那块铜片的照片,也没有人记录它的编号。
铜片被考古队收走之后,和后来出土的成千上万件器物混在一起,无法再辨认。
但正是那块说不出形状的铜片,让陈德安在土坎上蹲了半分钟之后,决定叫停砖厂。
那半分钟里他看到了什么,他后来在回忆里没有细说,只提到夯土和探沟。
夯土是人工的,探沟是砖厂挖的,人工的夯土出现在砖厂的探沟里,意味着底下有东西。
就这么简单。
四川考古人员闻讯火速赶到现场。
很快,一件造型奇特的青铜器从土层中显露出来——高高的鼻梁、突出的眼睛、穿孔的耳朵,样貌与人极为相似。
随后,各种造型奇特的人头像接二连三被发掘出来,有表情威严的男性形象,也有端庄俊美的女性形象。
地下深处,赫然埋藏着一个由青铜人像组成的王国。
众所周知,中国最早的礼器出现在夏商周时期,主要以青铜制品为主,陈设于宗庙或宫殿之中,常用于祭祀、朝聘、宴贤等各类典礼仪式。
到了周王朝,礼乐文明空前繁盛,《礼记》中记载的鼎成为周王朝君主权力的象征,九鼎为诸侯之职,七鼎为卿大夫之礼。
然而与中原商周时期青铜礼器的画风不同,三星堆的青铜器多为青铜人像,且五官立体、棱角分明,怎么看都不像面部平平的中原人,反而更近似西方人的样貌。
难道说,在四五千年前,四川地区曾生活着一群拥有西方人面孔的部族? 正因为这种"不像",几十年来关于三星堆的误解层出不穷。
有的说它是外星文明留下的痕迹,有的说是西亚来的流民带来的技术,还有的干脆说它是一个"孤立文明",跟中华文明毫无关系。
这些说法有一个共同点:都不是建立在完整证据链之上的猜想。
结合地理与各类文献,有专家认为,这些器物应属于古蜀国。
但当时的三星堆并未出土任何文字,有关蜀国和蜀王的记载也仅是寥寥数笔,仅凭这些只言片语,无法证明三星堆出土的众多人像就是古蜀国之物。
直到一件名为"纵目面具"的青铜器出土,情况才有了转机。
这件面具素有"千里眼、顺风耳"之美誉,眉尖上挑,嘴角上扬,眼睛向前凸伸达16厘米,面部表情极其丰富。
《华阳国志》中曾有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意思是说,古蜀的第一代国王是长着纵目的蚕丛。
相传,蚕丛氏部落世代居住在岷山一带,依山凿洞而居,条件相当艰苦。
有一天,蚕丛巡视郊野,用自己的纵目望见成都平原地势开阔、沃野千里,于是带领族人历尽千辛万苦,迁徙到今天的成都平原一带。
李白在《蜀道难》中也曾写下"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诗句。
或许真如传说一般,蚕丛凭借自己的纵目带领族人迁徙,后人为了纪念这位蜀王,才特意铸造了这尊纵目面具。
除了纵目面具,最吸引人的莫过于那棵青铜神树。
它高近4米,上面有9只展翅欲飞的鸟,是迄今为止中国青铜器中最为高大的一件。
从造型来看,它和《山海经》中的扶桑树极为相似——上有9只神鸟象征太阳,下有神龙盘绕象征传达天意的使者。
不仅如此,三星堆祭祀坑中还有许多鸟的形象,专家认为这应该与古蜀国第三代君王鱼凫有关,这些青铜鸟很可能是鱼凫王的图腾。
远古蜀国历经三世,到鱼凫王朝时空前繁盛。
相传,鱼凫氏来自岷江流域,早期在那里渔猎,之后迁徙到成都平原的内部河流进行捕捞,最终在此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和繁盛的三星堆古城。
现在的四川万春镇仍保留着鱼凫遗址。
这些线索层层叠加,成为证明三星堆文化属于古蜀国的有力证据。
真正让证据链完整闭合的,是三星堆与后来遗址之间的对应关系。
测量显示,三星堆那张黄金面具高约28厘米,金含量在85%左右,而它与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那张黄金面具几乎一模一样。
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金沙文化,这三段文化时间衔接、地点连贯、文物风格一致,构成了一条完整的"成都平原古蜀文化演化序列"。
这不是推测,而是几十年考古一铲一铲堆出来的证据链。
1986年8月29日,专家在一号祭祀坑的西部边缘,发现了一根由金皮包裹木棍的黄金权杖以及一张黄金面具。
世界上最著名的黄金器物,是覆盖在古埃及第十八代法老图坦卡蒙脸上的那张黄金面罩,而现在埃及某些部落的首领仍拿着类似的黄金权杖。
但用黄金打造的权杖,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
而三星堆不仅有青铜人像、黄金权杖,还出土了73根象牙和总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像——人像本身高1.72米,身材比例夸张,双手呈抱握状,身着三层衣服,有学者把它称为"龙袍"。
在当时青铜比较珍贵的年代,铸造这样一尊青铜大立人像可谓耗费巨资,其地位不言而喻。
而象牙在当时应该是最珍贵、最灵动的祭品。
不少考古学家猜测,这尊人像应该代表神权的大祭司——他身穿法衣,赤脚登上祭坛,双手一高一低、角度错开,高举着象牙举行盛大的祭祀。
新的问题随之出现。
成都平原至今没有发现象生长的证据,而且三星堆除了象牙,还出土了一些海贝。
四川地处内陆、远离海洋,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古蜀国,哪来这么多巨大而珍贵的象牙和海贝?为何在中国四川会出现这些和西亚以及中东地区同种类型的文物?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通使西域,丝绸之路逐渐被打通,这是人们公认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开端。
但种种迹象表明,或许在张骞通使西域之前,古蜀国就已经与西亚、中东地区取得了某种联系。
也就是说,早在5000多年前,三星堆人就已经通过某种通道与外界互通有无。
他们在四周的山川河流中发现丰富的金属矿藏,用精湛的冶炼技术和夸张的想象力,制造出想象中的诸神。
大祭司身穿法衣,赤脚登上祭坛,挥舞法器,祈求神灵保佑。
然而,这些带有神性色彩的青铜人像,下颚却有明显的烧灼痕迹,似乎是被大火焚烧后匆匆丢弃并埋入土中。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结束了三星堆古城的繁荣?是地震,还是洪水? 广汉位于四川成都平原的东北部,同时处在最为活跃的地震带之一——龙门山地震带的边缘。
绵延百里的龙门山地震带在近二三百年间已发生过数十次地震,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就发生在龙门山地震带的中北部。
三星堆古城的消亡,会是一场严重地震所致吗?迄今为止,考古人员还没有在三星堆的文化层中找到由地震引发的断裂带,也就是说,3000年前的三星堆并没有遭到重大地震的破坏。
继续观察地形可以看到,三星堆遗址的北面是水量充沛的鸭子河,水流湍急的马牧河从遗址内部穿流而过,三星堆遗址恰好位于两条河流形成的冲积平原上。
但专家只发现了一小部分红烧土层,也就是说,这里可能曾经发生过一次涝灾,但并不足以毁灭一整座古城。
2001年2月8日,距离三星堆遗址约50公里的成都市西郊金沙村,商周时期的金沙遗址惊现于世。
它规模巨大,不仅出土了大量珍贵的象牙和金器,还有与三星堆极为相似的贵族人像、金冠带和黄金面具。
专家研究发现,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在年代上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
那么,为什么三星堆的政治中心会转移到金沙? 在三星堆众多的青铜人像中,每一尊都有不同的发饰。
一种以大立人像为代表,前额和两鬓削平,后脑勺带有发簪,代表神权;另一种则后脑勺没有发簪,而是垂有一条发辫,为王权所有者。
而在金沙出土的人像中,其姿势、法衣与三星堆一致,但发饰已从簪发变成了辫发。
对此,考古学家推测:或许在3000多年前的某一天,古蜀国发生了一场内乱,双方为争夺权力兵刃相接,那些用于祭祀的器物在战火中被焚烧掩埋,繁华的三星堆古城便在内乱中消失殆尽。
最终,辫发一族战胜了簪发一族,迁都金沙,由辫发一族继续执政。
回过头再看那些争议——所谓"外星文明""西亚流民""孤立文明",之所以能流传几十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三星堆出土器物的造型确实太过独特,与中原礼器的传统面貌相去甚远;二是过去人们对成都平原的考古序列了解不够完整,缺乏可以互相印证的姊妹遗址。
而如今,从三星堆到十二桥再到金沙,一条完整的古蜀文化演化脉络已经清晰浮现,它的根、它的脉、它的归宿,都牢牢扎在成都平原这片土地上。
三星堆不是天外来客,也不是异域飞地,而是华夏多元文明拼图中,独属于古蜀先民的那一块璀璨碎片。
三星堆究竟从何而来,又走向了何处?那些造型诡异的青铜人像,究竟出自上古先民的匠心独运,还是与远方文明有着不为人知的联系?就目前的规模来看,三星堆已发掘的面积仅为整个遗址的千分之一,或许还有更多惊天的秘密,正静静地在地下等待着人们去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