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口金字塔颠倒后

近年来，各大统计机构发布的报告，频频将同一个社会现象送上全球头条：在这个星球上，老人的数量正以不可逆转之势超越孩子的数量。

美国人口普查局近日发布的《老龄化世界：2025》显示，2020年至2025年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首次超过5岁以下儿童的比例，刷新了人类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纪录。

并且，全球约七成人口生活在生育率跌破“世代更替线”（即维持人口世代更新、人数不增不减所需的生育率水平，国际通行标准通常为2.1，即1对夫妻生育2.1个子女）的国家。

这意味着，“老多少寡”不再是偶尔出现的现象，而成为漫长的退潮。

人类社会曾长期维持着一座上窄下宽的金字塔：塔底是蓬勃的新生儿，塔尖是稀少的年长者。

如今，这座屹立了数千年的金字塔，为何突然倒了过来？

最直接的原因，是人均寿命变长了。

联合国数据显示，1950年全球人均预期寿命不过47岁，到2025年已升至约73岁。

这背后，与医学的演进、营养的改善以及教育的普及密切相关。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场壮观的“婴儿潮”。

战后的和平与复苏，催生了人类历史上数量最庞大的一代人。

仅在日本，1947年至1949年出生、被称为“团块世代”的就有806万人；美国“婴儿潮”一代更是数以千万计。

从2010年前后开始，这批人陆续跨过65岁门槛，如海啸般将全球老年人口数量推向新高。

据预测，到2060年，全球每5个人中就会有1位65岁以上的老人，总量将逼近20亿人。

然而，在天平的另一端，“生命的供给”却失重了。

2023年，全球约71%的人口生活在生育率低于2.1的国家，而2013年这一比例还只有45%。

许多曾以“能生”著称的国度，生育率也在悄然降温。

印度于2023年刚登顶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其妇女平均生育数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近5个跌至2025年的2个左右；凭借年轻劳动力众多承接大量产业转移的越南，生育率也从2021年的2.11下滑至2024年的1.91。

显然，低生育率不再是发达国家的“专属烦恼”，而成为人类社会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难以回避的共同问题。

每当看到此类数据，人们总会本能地陷入恐慌：“干活的人不够了”“养老金池子要干涸了”“房子和资产没人接盘了”……

这些焦虑并非杞人忧天。

过去半个多世纪，社会经济狂飙突进，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人口红利之上。

美国人口学家诺特斯坦曾提出“人口转变理论”，描述社会从“高出生、高死亡”走向“低出生、低死亡”的过程。

在这个转变的中间段，恰好会出现一个劳动人口多、抚养负担轻的“人口机会窗口”。

当前人们习以为常的发展模式、就业政策乃至养老制度，本质上都建立在这个“窗口期”的基石之上。

因此，当金字塔倒过来，人们自然会感到焦虑：少子化与老龄化，会给高度依赖人口数量的既有发展模式带来多少负面影响？

但这或许只是一种认知上的路径依赖——人们总是习惯于盯着绝对值的减少，却忽略了在社会结构的另一侧，还铺设着一条质量上的“乘法”赛道。

奥地利人口学家沃尔夫冈·卢茨就对这种“传统算法”提出了质疑。

在卢茨看来，传统抚养比最大的问题是只看年龄，也即把所有老人简单打包为“被抚养者”。

但如果把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引入模型，重新测算欧盟的抚养比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按传统观念计，到2050年，年龄抚养比将暴涨至60%；但若计入实际劳动参与能力，增幅仅为20%；若进一步计入教育水平，增幅居然只有10%。

换句话说，高素质、高健康度的劳动力人群，哪怕人口结构并不那么年轻，其创造的价值也足以抹平年龄带来的困扰。

这样的洞察正被越来越多的实证所支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5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揭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事实：过去10年间，欧洲90%的新增劳动力——即1700多万劳动人口，竟然来自50岁以上的高龄劳动者。

在以长寿著称的日本，这一现象更为显著，“资深员工”正成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新主力。

IMF测算，随着健康状况改善，未来25年间，50岁及以上人群在劳动力市场具有高活跃度，平均每年可为全球GDP贡献0.4个到0.6个百分点的增长。

由此来看，长寿本身从来不是社会的包袱，前提是制度能否把“健康寿命”转化为“社会参与”。

如今，这场制度的解构与重塑，正在全球范围内悄然展开。

在欧洲，各国开始尝试用各种精妙的机制摆脱“被动养老”的思维桎梏。

比如，德国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主动养老金”计划：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若选择继续留在岗位上，个人所得税免税额度可以翻番，从1000欧元/月变为2000欧元/月。

专家评估，这一改动将激活数十万退休人员的生产力，虽然短期内政府将面临较大的税收压力，但新增的经济活力与持续的社保资金流入，将在两三年内抚平相关成本。

除德国之外，英国推出国民保险费减免，瑞典公布额外所得税优惠，丹麦推行递延养老金激励……逻辑如出一辙：老人，至少很多老人，压根不是负担，前提是社会能够重新“认识”他们，承认他们的创造力。

在中国，长寿带来的挑战正被转化为庞大的产业红利——“银发经济”不再是纸面上的概念，而变成了最具成长力的新动能。

在北京亦庄的智慧康养机器人养老驿站里，科技展现出了温情的一面。

一楼的智能餐厅里，炒菜、送餐与结算机器人配合默契，老人只需在“健康机器人”前站定几秒，系统就能通过面部识别调取健康数据，推荐更适合其身体状况的食谱；三楼的康养区内，艾灸与按摩机器人则承担起了大量重复性的理疗工作。

智能设备的落地，不仅为长期困扰养老产业的护理人员缺口解了燃眉之急，更撬动了一个极具想象力的千亿元级市场。

放眼全球，这一赛道的爆发力同样惊人。

2025年全球养老辅助机器人市场规模约为33.8亿美元，预计到2033年将飙升至98.5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4.2%。

长寿时代催生的不再只是养老负担，更是一条充满活力的新兴产业链。

人口金字塔倒过来，并不预示着世界的坍塌，它只是在提醒我们：该重新设计这座建筑的结构了——

我们需要更好的保障，以维护高龄劳动者的劳动权益；

我们需要更稳的地基，靠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与健康寿命来托举经济；

我们还需要更具想象力的空间，让科技赋能银发产业释放新的增长潜力。

回顾历史，人类社会曾数次站在类似的命运十字路口。

农业革命让人类定居下来时，曾有人惊呼土地将耗尽、文明将崩塌；工业革命把农民送进工厂时，曾有人哀叹家庭将解体、人性将异化；城市化浪潮席卷全球时，亦不乏社会崩溃的“预言”。

但每一次，人类都能化险为夷，正是因为社会制度在巨大的压力下完成了一次次深刻的自我进化。

老龄化绝非文明的危机。

当人类学会以更包容的制度设计去拥抱“长寿时代”，这颠倒的金字塔，终将构筑起一个坚固且有温度的新世界。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杨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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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国网温州供电公司聚焦港口岸电提质增效，持续完善临港新能源配套电网体系，以“满格电”护航海洋经济绿色低碳转型。

乐清湾港区是浙南地区重要的综合性核心港区。

港区电气设备长期受海风、盐雾、潮湿侵蚀，极易出现锈蚀、绝缘下降、设备渗漏等问题，直接影响岸电系统稳定运行。

日前，供电人员深入温州港乐清湾港务有限公司，针对岸电设施及配套供电线路、主变压器、配电柜、漏电保护装置等关键设备开展专项巡检，重点核查防腐涂层、防潮密封、接地防护等环节，运用红外测温仪精准测量关键节点运行温度，动态评估设备工况，及时排查消除潜在隐患，确保岸电设施“接得上、供得稳、用得好”。

温州港乐清湾港务有限公司技术人员陈乐芙说：“港口作业24小时不间断、高负荷运转，设备启停频繁，对供电连续性、稳定性要求极高，一旦出现用电故障，将直接影响港口吞吐效率和物流中转。

供电公司主动上门开展精细化巡检、一对一安全指导，帮我们提前排查消除用电隐患，细致周到的电力服务，让我们稳产保障和高效作业更有底气。

” 同时，国网温州供电公司坚持“供电+能效”双轮驱动，将岸电推广与绿色物流体系建设统筹推进，一方面为港区工作人员开展用电安全科普培训，提升岸电设备运维和应急处置能力；另一方面加快推进临港重卡充电站配套电网建设与优化布局，构建绿色高效的临港物流运力体系，推动港口疏运环节“公转电”协同降碳。

国网温州供电公司生产人员吴昌说：“在夯实港区传统供电保障的基础上，我们聚焦港区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目标，持续完善临港新能源配套电网体系，加快推进临港重卡充电站配套电网建设与优化布局，构建绿色高效的临港物流运力体系。

同时，持续深化港口岸电提质增效工作，提升岸电供电容量与接入便利性。

” 立足港区长远发展，国网温州供电公司动态跟踪乐清湾泊位升级、航线拓展、临港产业扩容、光储充一体化等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提前研判新增用电负荷需求，持续优化港区供电网架结构。

全力加快110千伏加河变投运进度，推进配套10千伏出线工程落地，精准匹配岸电设施与港区作业用电刚需。

同步统筹推进110千伏杏湾变、下堡变电网规划布局，持续补强滨海区域电网薄弱环节，为港口岸电全面推广、临港产业绿色转型预留充足可靠的电力空间。

记者：褚孝鹏

漫长的窒息：厄尔尼诺点燃印尼，一场本可避免的灾难

印度尼西亚巨港的森林火灾和雾霾（© Photographer/Greenpeace） 十月初，南苏门答腊省首府巨港的天空呈现出烧灼过的暗黄色，整座城市被一层厚重得像固体一样的毒雾笼罩着。

卡蒂卡·佩尔蒂维（Kartika Pertiwi）站在街头，抬头望向天空。

黄色的烟霾中，远处的安佩拉大桥（Ampera Bridge）——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已经完全消失。

“空气中满是灼烧的颗粒物，即使出门戴着口罩也根本无济于事，”这位苏门答腊本土草根环保组织Rawang的成员声音中透着疲惫，“残留的毒素和焦味会死死粘在衣服上。

” 根据印尼环境部空气污染物标准指数，巨港10月5日的PM2.5浓度一度飙升至1702微克/立方米，有本地居民甚至记录到突破1900微克/立方米的极端峰值。

这一数字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安全标准的上百倍。

为了驱散毒雾，印尼军方和抗灾署不得不使用飞机，向巨港上空投放了1600公斤干冰，试图通过改变低空气象条件来“破开”烟霾，然而收效甚微。

巨港机场的能见度几度跌破十米，大量航班被迫无限期延误或返航。

学校关闭，全面转为线上教学。

这场灾难并非突如其来，也不是无法避免。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BMKG）早在3月初就针对今年的极端干旱和森林火灾风险发出长期预警。

从7月开始，火灾在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的泥炭地上开始蔓延，持续至今。

独立森林监测平台Nusantara Atlas10月19日公布的卫星分析显示，2026年1月至9月底，印尼全国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90万公顷，相当于25个新加坡的面积。

由于烟霾遮蔽了部分卫星影像，实际灾情可能更加严重。

这很可能是印尼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野火季节。

卫生部18日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已有超过30万人感染与火灾相关的呼吸道疾病，其中超过一半是10岁以下的儿童。

数百万人数月来一直生活在令人窒息的有毒烟霾之下。

10月以来，烟霾已飘到邻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严重影响多国的空气质量。

表面上看，这场灾难似乎源于2026年“超强厄尔尼诺”引发的严重干旱。

然而，在佩尔蒂维和众多长期关注印尼环境危机的人看来，厄尔尼诺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这场创纪录的火灾和跨境烟霾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人为因素——数十年来对土地的不合理使用，对泥炭地的大规模排水和破坏，以及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

野火与雾霾之下，真正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原本湿润的泥炭地变得如此易燃？为什么反复发生的灾难，没有带来足够有力的预防和问责？事实是，今年印尼的悲剧再次表明，人类对土地的不合理使用与气候变化叠加，可能造成多么可怕的人道灾难。

从空中俯瞰，可以看到双溪布特里村的泥炭地和森林正在燃烧。

从加里曼丹到新加坡的跨国灾难 从7月开始至今，这场灾难的规模和影响，早已超出印尼国境。

根据印尼卫生部10月18日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已有超过30万人感染与火灾相关的呼吸道疾病，病例数在过去一周内上升了10%，其中10岁以下儿童占总病例数的近半。

“呼吸清洁空气是一项基本权利，但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等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持续处于危险水平。

”绿色和平组织印尼森林项目全球总负责人琪琪·陶菲克（Kiki Taufik）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指出，当地居民不仅面对学校停课、航班受阻，也承受日常生产活动中断带来的收入下降。

在苏门答腊等地，当地房屋大都没有空调，平时常年敞开，人们的大多数日常活动都在户外，这意味着没有人能把自己死锁在家里长达数月。

WALHI（印尼环境论坛）国家执行机构森林与林业项目活动家乌米·马鲁法（Umi Ma’rufah）告诉澎湃新闻，目前至少有九个省份受到火灾影响——加里曼丹四个省、苏门答腊四个省以及巴布亚。

她特别担忧偏远社区：与城市相比，那里更难获得医疗、防护用品和救援支持。

而近期到过南加里曼丹的印尼独立能源与环境智库Trend Asia研究经理扎基·阿马利（Zakki Amali）则告诉澎湃新闻，现场情况令他印象深刻。

“消防人员缺少汽油，设备和配套设施也不足，”他说，“从中央到地方的应对能力不足，与持续燃烧的火灾叠加在一起，使这场灾害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 在社交平台上广泛流传的一段视频中，一名戴着口罩的孩子站在昏暗、诡异的橙色天空下，呼吁政府伸出援手。

他手里举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拯救我们的肺”。

灾难的涟漪也扩散到海峡对岸。

新加坡自10月5日起连续12天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24小时PSI指数一度突破226，达到重污染级别。

这是近十年来当地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空气质量恶化期。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国立教育学院气象与气候学专家王靖宇博士向澎湃新闻指出，导致当前跨境雾霾恶化存在三个复杂的宏观季风与气象复合因素。

“当前主导的季风受偏南风控制，将野火有毒烟霾持续输送至新马两国的低空呼吸区；而超强厄尔尼诺现象降低了东南亚海域表层水温，抑制了水分蒸发，导致降水严重不足。

同时，西北太平洋今年已生成的30个台风远高于历史同期18个的平均水平，这些台风像海绵一样抽取了东南亚的水汽，使该地区更加干燥。

” 王靖宇预测，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未来数月接近峰值，这些复合气象影响会持续加剧消防扑救的难度。

在东北季风到来、将烟霾吹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前，该区域可能还要面临一段较长时间的空气质量恶化期。

在这场人类制造的灾难中，还有一群无法发声的受害者——野生动物。

印尼自然与康复基金会（YIARI）创始人卡梅尔·利亚诺·桑切斯博士（Dr. Karmele Llano Sánchez）告诉澎湃新闻，今年的野火危机早在7月就已开始，大火一度威胁到YIARI的红毛猩猩康复中心。

她沉重地描述了野火对野生动物的毁灭性打击：“大量动物可能在毫无逃脱机会的情况下被烧死，而侥幸活下来的那些则面临更残酷的现实：森林被毁后，它们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水源和庇护所。

” 印尼自然与康复基金会（YIARI）在救援红毛猩猩。

（图片 YIARI） 被排干的泥炭地与失灵的治理 在这场问责风暴中，一个长期存在的叙事再次浮现：印尼官方和某些特许经营大企业常常试图简化林火成因，把矛头指向当地弱势的原住民群体和小农户传统的“刀耕火种”农业耕作方式。

佩尔蒂维对此提出了强烈质疑。

她讲述了南苏门答腊一项名为Sonor的传统农耕实践。

“这是一种社区性质的集体活动。

在公司大规模进入苏门答腊、大面积清理土地之前，当地农民会以极为谨慎的方式进行有控制的烧荒。

他们了解风向，懂得如何管理火势防止蔓延，这种活动也不是每年进行，带来的收成往往可以维持家庭两到三年的生计。

” 然而，政府已经明令禁止这项传统多年。

对刑事后果的恐惧，使许多社区放弃了这项实践。

更无奈的是，随着种植中断，老一代农民珍视的优质稻种也逐步消亡。

“真正让人忧心的是，那些小农户和普通农民反而成了被追查和刑事追究的对象，而大企业却往往置身问责之外，”佩尔蒂维说，“这是执法的不公正。

” 马鲁法也强调，把大规模火灾主要归咎于原住民和小农并不合理。

WALHI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多年以前就已开始的森林和土地大规模破坏，以及政府向企业发放经营许可后不断扩大的开发活动。

“原住民和小农的传统农业实践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而严重火灾是在企业获得许可、森林被大规模开垦为种植园之后出现并加剧的。

”她说。

多位采访对象都指出，要真正理解这场灾难的真正原因，必须回到土地本身。

佩尔蒂维解释，泥炭地原本是湿的，储存着大量的碳和水。

但为了供应全球对纸浆和棕榈油的巨大需求，获得政府特许经营权的大型企业在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排干了大量具有吸水、储碳功能的泥炭地森林，并将部分土地改种单一的造纸经济树种。

在超强厄尔尼诺带来的干旱中，被排干水分的造纸林和泥炭地变成了巨大的“火药桶”。

持续失水的泥炭地，在漫长旱季中更加容易燃烧。

“泥炭地大火最恐怖的地方在于，它并不只是地表燃烧。

”马鲁法解释道，“即使地面上看不到明显的熊熊烈火，火也可能在地下约一米甚至更深处持续阴燃。

在干旱的厄尔尼诺年份，这种地底阴燃的火势蔓延速度会彻底超出基层人员的扑救极限。

往往需要人工挖开焦黑的泥炭层，才能发现下面暗暗燃烧的火。

因此，仅仅在地面洒水或开展直升机洒水，由于严重的烟霾导致飞行能见度太差，根本无法把水送入实际燃烧的地底深层。

” 绿色和平的分析显示，在8月8日至10月1日期间监测到的6811个烟霾源点中，有3557个位于印尼的141个泥炭地水文单元内。

此外，有970个源点位于持有森林利用商业许可证的120家企业特许经营区内，另有980个源点位于233处棕榈油特许经营区内。

“尽管厄尔尼诺现象加剧了本已极端的恶劣天气，但导致印尼火灾的根本驱动因素，是数十年来为了扩张纸浆用材林和油棕等单一作物种植园，而对森林和泥炭地进行的大肆砍伐与破坏。

”陶菲克说。

企业一方的说法是，他们已经建立防火监测系统、配备消防队，并未使用火烧方式清理土地。

但佩尔蒂维提供了不同的数据依据：多个公民社会组织的分析显示，南苏门答腊超过50%的火点发生在企业特许经营范围内。

这些数据挑战了企业声称已在相关区域做好防火管控的说法。

她强调，印尼环境法中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原则——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不论是谁实际在特许经营地内点了火，只要火情发生在该企业的特许经营范围内，该公司就必须为此承担全部责任。

” 阿马利也提供了来自数据层面的审视。

他引用的报告显示，今年1月至8月的火点数量较上年同期增加了约五倍，其中约56%的火点位于采矿、油棕种植和林业企业的特许经营区边界内。

“一些企业控制的土地超过十万公顷，”他说，“我怀疑这些企业是否真正具备管理如此大面积土地、及时发现火点并控制火势的能力。

” 不过，阿马利也提到，要证明企业直接安排烧地，往往需要追查点火者、雇佣关系和指令链条，而这些证据并不容易取得。

但难以证明“谁点了第一把火”，不应让企业的土地管理、防火投入和灭火表现退出公共讨论。

马鲁法则从WALHI的长期监测出发，将火灾的深层原因进一步归结为政治与经济利益的交织。

“一些政府部门负责人，本身与资源开发行业存在商业利益联系，或与持有多地特许经营权的企业有关。

当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同时拥有相关商业利益时，政策就可能倾向于服务这些利益，而不是优先保护公众和生态环境。

”她说。

马鲁法介绍，WALHI曾向政府报告372家与火灾有关的企业，其中约140家属于林业领域；截至采访时，她获悉只有五家企业的许可被撤销。

她认为，处罚规模与灾难规模之间的落差，值得追问。

在加里曼丹中部帕朗卡拉亚，摩托车手们穿行在由该地区火灾造成的浓厚橙色烟雾中。

政府的回应：从"雷人"傲慢到紧急"刹车" 随着危机持续升级，印尼政府的态度经历了显著转变。

危机初期，一些印尼官员的表态引发了巨大争议。

国家政府传播局局长曾公开表示：“当没有雾霾的时候，是我们印尼的森林在给你们输送氧气。

没有雾霾时他们从不感谢，现在有了一个月的烟雾，大家都愤怒了。

” 这番言论在社交媒体上遭到广泛谴责。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明确提出愿意派出消防飞机和救援人员时，政治安全统筹部长则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自己目前依然能够应付这个局面。

” 持续恶化的灾情最终促使政府调整应对。

由于对前期灭火进展极度不满，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在10月中旬罕见地“临阵换将”，直接任命陆军中将接任国家抗灾署最高指挥官。

10月13日，环境部长在政策论坛上立下时间表，预计大火将在一个月内被彻底扑灭。

10月15日，外交部长最终向媒体宣布：“总统已经正式批准接受邻国的救灾协助。

” 但增派资源和调整指挥体系，能否转化为基层持续可用的灭火能力，仍需要通过实际行动检验。

截至发稿时，澎湃新闻对于印尼环境部与救灾负责部门关于国际合作灭火和灾区重建的采访均没有收到回复。

作为主要受到影响的邻国之一，新加坡的回应则同时沿着援助与追责两条路径推进。

10月16日，新加坡国家环境局依据《跨境雾霾污染法》，向七家印尼公司发出预防措施通知；10月19日又追加三家公司。

官方依据地图、气象资料和卫星影像判断，相关特许经营土地上的火灾烟雾可能进入新加坡，要求企业采取灭火、停止焚烧及防止火灾再发等措施，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

新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10月19日表示，政府欢迎印尼总统认真处理火灾，也愿意提供援助。

与此同时，新加坡将进一步追查涉事公司的股东、客户、子公司等企业联系，并考虑通过法律、经济和监管渠道推动责任落实，包括审视融资与经济利益。

她也明确表示，将依据事实处理，并考虑企业提出的证据。

不过，傅海燕在新闻发布会上也公开承认，前三家收到预防措施通知的企业早在2015年引发跨国雾霾时就已被新加坡政府警告过。

但整整11年过去，当年的案子至今仍未结案。

与印尼政府的争议性表态和随后逐步调整的应对相比，民间行动一直没有停止。

面对这场灾难，YIARI发起了一个名为“妈妈的力量”（Power of Mama）的志愿行动。

参与者是一群来自西加里曼丹吉打邦泥炭地周边社区的当地女性。

她们大多是家庭主妇，没有正式工作，也很少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

这群女性志愿者需要骑摩托车穿越复杂地形、巡逻火场，在浓烟最严重的区域工作，同时还要面对外界对她们性别和能力的偏见。

“她们受够了常年火灾带来的影响。

她们要证明，这与性别无关，女性同样在社会和家庭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桑切斯说，“她们异常坚定，无论外人喜欢与否、批评与否、嘲笑与否，没有任何人能阻止她们为环境而战。

” 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吉打邦县双溪布特里 (Sungai Putri) 山火的鸟瞰图。

出路：复湿、问责与系统性变革 对于如何摆脱年复一年的环境噩梦，受访者们给出了从紧急救助到长期治理的系统性回答。

所有人都同意，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尽快扑灭土地上的火灾，同时保护正在吸入烟霾的人。

佩尔蒂维希望政府实际提供合适的防护用品，而不只是建议居民戴口罩；确保医疗点及时可及；为学校制定清晰、一贯的安排，并关注非正规就业者的收入损失。

阿马利则把优先事项放在补足基层灭火条件上。

燃油、设备和设施的缺口必须尽快填补，国际合作也应转化为实际援助，而不是停留在相互指责。

陶菲克主张，政府必须将此次烟霾危机定性为国家级灾难，重新调配国家财政预算救助受害者，同时严格执法、对企业严肃追责。

“鉴于厄尔尼诺的影响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1月，相关部门绝不能在受灾地区民众持续吸入有毒烟霾的情况下消极等待降雨。

”陶菲克说。

在佩尔蒂维看来，最根本的举措是复湿泥炭地。

“经年累月的排水使泥炭地严重退化并变得疏水，只有通过系统性的复湿工程才能恢复其天然功能。

”她说。

但她指出，政府预算投入与问题的紧迫性远不匹配。

在执法方面，她主张，对经营范围内反复出现火灾的企业撤销许可，而不是仅短暂暂停运营。

马鲁法从政治经济层面提出更深层的改革需求。

她认为，应当追查谁从焚烧、土地清理和开发中获利，并把企业、经营许可和利益链条纳入问责范围。

WALHI主张，政府应重新评估已经发放给企业的经营许可。

这种评估不应只针对火灾，也应覆盖其他破坏生态系统的经营行为。

她还强调，保护原住民土地权利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经济收益不应只来自开采资源和大规模开发，保护森林同样可以带来经济和社会价值。

” 阿马利则从供应链和跨境责任的角度补充了这一讨论。

他指出，追踪商品供应链或价值链十分困难，接收商品的企业或国家可能会声称，不知道上游公司发生过森林火灾。

“不能只关注印度尼西亚境内的经营者，或注册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母公司，也要关注哪些国家、企业最终购买和使用了这些商品。

”他说。

在他看来，烟霾问题的讨论需要超越东盟范围，加强跨国民间团结：“受到烟霾影响的国家，以及从相关商品中获益的国家，其民众可以共同推动各自政府和企业承担责任。

” 桑切斯则特别呼吁私营部门承担责任。

“大片土地集中在少数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跨国企业手中，它们从中获取了巨大利润，却未在火灾预防和减灾上投入足够的资源。

解决问题不能只靠政府，这些大型土地所有者必须将利润的一部分回馈到森林保护与火情预防中去。

”她说。

佩尔蒂维则始终把目光放在她所在的城市，以及生活在那里的普通人身上。

她强调，只要印尼政府不对自身在泥炭地和森林治理上的问题进行反思和评估，只要继续将相关产业政策置于大企业利益之下，而不把公民享有清洁空气和健康环境的权利放在首位，类似的人道悲剧就会在未来再次发生。

至于这场跨境环境浩劫的气象出路，王靖宇博士从气候与气象模型的角度给出了分析。

根据气候模型，预计东北季风将在11月中旬至12月上旬开始主导该地区。

一旦东北季风正式确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区域风向格局中将从“下风区”转为“上风区”。

届时，即使印尼境内的焚烧和林火仍在继续，有毒烟霾也将被强风吹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但王靖宇指出，这种切身的窒息体验，正在改变新加坡普通民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

它不再是一个存在于新闻纸上的抽象政治词汇，而是通过身体不适、飙升的医疗开支与电费，以及被打乱的日常作息，变成一种直接而个人化的现实冲击。

所有人都知道，雨季和风向的转变，并不会让这场灾难真正结束。

摩托车手们穿过中加里曼丹省帕朗卡拉亚市森林和土地火灾产生的烟雾。

站在巨港枯萎的天然林边缘，佩尔蒂维提醒，巨港在旱季承受烟霾，在雨季面临洪水。

一座城市在全年仅有的两个季节中，都承受着严重的生活风险。

“人们承受的健康损害是累积性的，不会因为空气好转而一笔勾销。

收入损失、生活破坏同样如此。

”她说。

对于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和巴布亚的数百万居民而言，需要的不只是一场雨。

澎湃新闻首席记者 刘栋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