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世界地图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注意一条看不见的线：北纬30度。

这条线往西走，穿过埃及的开罗，穿过的整条撒哈拉，是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黄沙；再往东，穿过阿拉伯半岛的荒原，穿过伊朗高原的戈壁，一路上几乎没有像样的绿意。

可是这条线进了中国，画风突然变了：它从长江边上擦过去，串起杭州、武汉、长沙，两岸是水田、湖泊和四季常青的山。

同一条纬线，西边是地球最干的角落，东边是中国人种了几千年水稻的鱼米之乡。

老天爷这么偏心，凭什么？

地球自己画了一条沙漠带

要回答凭什么，得先知道那条沙漠是怎么来的。

热空气有个脾气：往上升的时候会变冷，变冷了就兜不住水汽，水汽一凝结就是雨。

所以赤道那边，太阳晒得最凶，空气一个劲儿往上爬，雨也就下个不停，赤道雨林就是这么来的。

空气升到高空不会凭空消失，它得往两边流，流到南北纬二三十度的上空，再沉下来。

下沉的空气是反着来的：一边沉一边升温，越暖越能装水，装水就不下雨。

这一沉，就把这一带的天空沉成了常年晴朗干燥的地带，地理上叫副热带高压带。

就是说：赤道的雨下得太勤，把天上那层干空气挤到了它的南北两侧。

挤到哪里，哪里的沙漠就生根。

撒哈拉、阿拉伯、伊朗高原，加上南半球的澳大利亚中西部，地球上一多半的沙漠，都码在这几条纬度带上。

北非和西亚那段最狠，沙漠连成了一整条横贯大陆的腰带，中间几乎不断档。

中国西北也有塔克拉玛干这样的大沙漠，但那是另一套成因，深居内陆、水汽被高山拦死，属于被关起门的旱，跟这条纬度带不是一回事。

按这套逻辑，北纬30度的中国江南，本来也该领一份沙子。

可它偏偏拿到的，是中国最润的一块地。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两位功臣，一个管送水，一个管加压

先说送水的这位：季风。

地球上最大的大陆是欧亚大陆，最大的大洋是太平洋，两个最大的家伙凑在一起，就组成了地球最强的一套呼吸系统。

夏天，大陆晒得快，热空气往上升，地面变成低压，海上的湿气团被整个吸过来；冬天反过来，大陆冷得快，干冷空气从内陆往外推。

一年一呼一吸，雨就跟着这个节奏走。

中国的江南正好在这套系统的下游出海口。

每年夏天，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水汽被季风一路押送到长江流域，天上那层干空气想压也压不住，雨季说来就来。

江南人每年六月那场缠缠绵绵的梅雨，就是这套系统准时上班的打卡记录，捂了一星期的衣服，换来的正是水稻拔节的水。

世界上受季风照顾的地方不止中国一处，但把最强季风和最肥沃的河口平原放在同一条纬线上的，就这一家。

再说加压的这位：青藏高原。

这片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面积二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高地，安坐在江南的西边，干的远不止挡风一件事。

夏天，高原被太阳晒得比周围同海拔的空气热得多，整块高地变成一个架在空中的巨大加热器，把印度洋的水汽拼命往北往东抽，东亚夏季风被它拽得又猛又深，雨一直能推进到北方。

冬天，它又是屏障，替东边的平原挡下西来的干冷。

中国气象学界的老前辈叶笃正先生，一辈子研究的核心就是这件事，靠着高原气象学的开创性工作拿下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送水加压，两位功臣一起上，副热带高压在东亚地盘上被撕开口子，江南就这样从沙漠带的手里被硬生生拽了出来。

五千万年前，江南真的是荒漠

古气候学研究给出过一个结论：五千万多年前，江南一带曾经真的是一片干旱荒漠。

道理不复杂，那时候青藏高原还没隆起来，东亚没有强季风，副热带高压管着这一带，光景和今天的北非一模一样。

后来印度板块一头撞上欧亚大陆，高原几百万年间被抬起来，亚洲的天空整个重排，季风立起来，江南才开始转绿。

学者们甚至在高原北部找到过证据：那里的隆升时间，和亚洲内陆荒漠化、东亚季风诞生的年代，对得上。

也就是说，江南的绿，不是亘古如此的，是一场持续了几百万年的地质工程干出来的活。

青藏高原也从来不只是一块高海拔的土地，它是整个东亚的气候总开关，它多高一分、往哪边偏一点，下游几十亿人的雨季就要跟着改写。

这套地理底牌，值多少

看懂了这套机制，再回头看几件习以为常的事，味道就不一样了。

中国用世界百分之九的耕地，养活了世界将近五分之一的人口，这句话常被当作农业的功劳，其实前面还得加一个地理的序言：同纬度别处沙进人退，中国这边雨热同期，夏天最热的时候恰恰是雨最多的时候，水稻要什么，天就给什么。

鱼米之乡四个字，不是老天爷偏心，是高原替中国打了几百万年的工。

再往大里看，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在这片土地上连续生长几千年？一个重要前提是这片土地能持续地养人，季风年年赴约，长江黄河年年有水。

世界史上不少古文明败给了气候的剧烈摆动，而东亚这套被高原钉稳的季风系统，稳得出奇，文明的地基就稳。

以后看世界地图，可以带上这个新视角：先看一个地方在哪个纬度带上，再看它背靠什么大陆、面朝什么大洋、边上有没有巨大的地形。

同样是北纬30度，开罗和杭州的命运，在几千万年前的高原隆起时就已经分岔。

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其实最值钱的一样地理资产，不埋在地下，就挂在头顶的天空上：那阵年年准时赴约的季风，和把它调教出来的那片高原。

地球的红飘带丨激战飞越岭

这段铁索是一九三五年红四团的二十二名勇士飞夺泸定桥的历史见证。

同样的时节，而今走在由十三根铁索托起的泸定桥上，桥身仍然摇晃不止，但山风扑面而来，九十多年前的战火与硝烟早已吹散，送来的是沁人心脾的草木清香。

脚底下的大渡河依旧水流湍急，两岸青山高耸，河的西岸贡嘎雪山余脉海子山连绵起伏，即便是东岸的二郎山海拔也达三千米以上。

两山夹峙，使得河水在陡峭狭窄的峡谷间奔腾咆哮，凌厉的水势将两岸削成峭壁，远远望去，这分明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开凿出的一个巨型口袋。

蒋介石的险恶用心在此瞬间具象化：他调集大军，围追堵截，试图利用大渡河天险，将中央红军主力消灭于这高山峡谷间。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广场（安邦/供图）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位于甘孜州泸定县大渡河的西岸。

站在岸边，看着大渡河一路向南，奔流而去，水声震耳欲聋。

向北望，两座大桥交相辉映，似乎在诉说着跨越时空的故事：灰色的铁索桥横在大渡河上，桥边屹立的红军雕像异常雄伟壮观，那是一路北上的红军战士，从一九三五走向二〇二六；在更高处，红色的川藏公路悬索桥十分醒目，挂在两岸青山间的半空中，像一条红丝线，一头连着雅安，一头连着康藏，将青藏高原和祖国母亲紧密相连。

而我们这次要走的川西北地处青藏高原东端，横断山脉的东段，山川气候变化万千。

大渡河两岸，目之所及，到处是层层叠叠的重山，真可谓“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

看着这滚滚而逝的河水，我思绪万千，虽然如今很多当年红军战斗的细节消弭于时间的长河，退隐到历史的深处，甚至有些烈士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他们的事迹不该被遗忘。

飞夺泸定桥时，河西街百姓借给红军的一块门板，静静地挂于纪念馆展厅墙上。

两年来，武警泸定中队的红色讲解员李竟宇已记不清自己究竟来讲了多少次。

但我注意到，纪念馆中有关夺桥后红军主力的动向，展陈不多，只有三幅照片简单提及攻占化林坪、激战飞越岭的战斗。

走过泸定桥，来到大渡河东岸，能明显感受到这里的天气冷热分明。

九十一年前，夺下泸定桥的第三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到达泸定县，在此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翻越雪山，绕开人口稠密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而化林坪、飞越岭一带是中央红军主力东出、继续北上的必经之路。

接到命令的红四团又出发了。

穿着灰色单衣的红军战士沿着大渡河东岸的小径，沿河而下，经大坝、冷碛、兴隆，向着化林坪前进。

在这支年轻的队伍中，干部大多二十岁左右，二十一岁的团政委杨成武几经历练，已算老成，尽管当时这位“白袍小将”右腿负伤后走起路来还有点跛，但他依旧信念如磐，双目炯炯有神，似乎可以望穿重山。

化林坪原来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清代也称化林营，今称化林村，位于泸定桥东南约三十五公里处，是泸定兴隆镇有名的传统古村落，路两旁展板上的“勇攀桌子山、激战飞越岭”几个字格外醒目。

离化林坪约八公里的飞越岭垭口，古称飞越关，海拔两千八百多米，两侧是更高的扇子山和桌子山，垭口狭窄，两面沟壑深峻，鸟道蛇盘，一箭穿云，是泸定通往汉源的关隘，也是康藏进入四川盆地的重要通道。

在夹金山下硗碛藏寨，记者与藏族老人追忆往事。

徐瑞滢 摄 武警甘孜支队的阳林和讲解员曾伟对当地情况较为了解。

经他们介绍，化林村支部书记徐国强向我讲述了这里辈辈相传的红军故事。

化林坪地处要道，地势险要。

奉命增援泸定的川军刘文辉部袁国瑞旅，被右纵队红一师打乱部署，向北撤至化林坪。

以红一师为主、在红二师的有力配合下，红军兵分三路攻占化林坪。

敌警戒部队被迫撤出化林坪，退守飞越岭，与敌主力合兵一处，凭险据守，并在通向山顶的唯一小道上埋下地雷。

红军多次发起冲锋，强攻未果。

六月一日清晨，红四团接到陈光师长和刘亚楼政委的命令，仰攻山垭口，务必拿下飞越岭。

在山脚下，杨成武举起望远镜，只见眼前峰峦起伏，丛林莽莽，雨雾迷蒙。

一条林间小径，顺着山势，蜿蜒而上，地上坑坑洼洼，散落着被弹片削下的树枝，还有地雷炸过的痕迹。

沿崎岖小路向上仰攻，大股兵力施展不开，势必会造成很大伤亡。

团长黄(王)开湘说：“小股部队随机应变，可出奇制胜。

”杨成武心领神会，考虑到二连和三连刚在泸定桥打过硬仗，说：“那就把任务交给六连。

他们昨晚在镇子里和敌人交过手，士气正盛。

”团长心里清楚这次任务的艰巨，说：“再给他们一个机枪排。

” 二营副营长兼六连连长黄霖是个“机灵鬼”，打仗不怕死。

几个月前血战湘江，他救过杨成武的命。

中央红军挺进桂北湘江沿岸。

红一军团依托全州脚山铺一线构筑阵地，顽强阻击敌军，掩护中央纵队渡江。

红四团部署在公路两侧，战斗异常激烈，杨成武在横穿公路时被子弹击中右腿膝下。

危急时刻，黄霖带着一个班向敌人拼命射击，试图上公路救政委的两个战士先后倒下，黄霖冒着枪林弹雨匍匐着爬了过去，把政委拖出公路，交给警卫员，便抱起机枪，继续向敌人扫射。

六连沿山间小路向上进发。

黄霖和指导员带头走在前面，连队如银蛇状蜿蜒向前。

山腰以上仍笼罩在雨雾中，小雨淅淅沥沥，丛林深处鸟雀叽叽喳喳地叫着。

他们跨过枯木，越过树丛，避开雷坑，继续向前。

那种大战前的沉闷令人窒息。

突然一声枪响，子弹打在指导员拿着的油纸伞顶上，他的脸颊稍稍擦破了点皮。

黄霖一挥手，连队停止前进。

他向响枪的地方看去，仍看不清细貌。

刚好有劲风吹过，枝头雨滴洒落，云雾倏忽散开，右边的山峰看起来异常险峻。

左边的山峰巉岩林立，但山顶较为平整，状如桌子。

黄霖带着队伍悄悄向左翼山峰迂回而上。

他们从盘根错节的野藤荆棘中爬过。

一面石壁挡住去路，他们互相踩着肩膀搭起人梯，翻上石壁。

越往上越难，终于到达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底下。

一个战士站了出来，他爬上一棵大树，从树梢荡上一个立足点，接着又爬上另一棵大树……以大树为梯，这个战士攀援上山巅，从那里放下用绑腿连成的长绳。

战士们一个接着一个抓绳而上。

爬上山顶的那一刻，几乎用尽最后一丝气力，他们不顾荆棘剐破的衣衫，仰躺在湿漉漉的地上，任凭细雨打在脸上，享受山风送来的片刻清凉。

经过观察，黄霖发现下面不远处冒着青烟。

原来这是敌人的侧翼警戒阵地，一百多个敌人正围着火堆取暖。

在机枪的掩护下，黄霖带着三个排，猛冲而下，俘虏七十多人。

失去侧翼，主阵地的敌人惊慌失措，立即疯狂反扑。

在敌我力量极端悬殊的情况下，六连官兵打得十分顽强，他们像钢钉一样铆在阵地上，子弹快打光了，手榴弹也不多了，红军战士便上刺刀，与敌人展开白刃肉搏。

就在这时，正面进攻的红军主力奋不顾身地往上冲，敌人全线溃散奔逃，互相踩踏。

袁国瑞带着残兵败将，落荒而逃。

这次激战俘敌两百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六连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伤亡三十多人，三排长壮烈牺牲，二排长身负重伤但仍然咬牙坚持，与敌人血战到底…… 通过望远镜，杨成武已看到六连的英勇表现。

踏着如血的残阳，登上垭口，他不禁赞叹：“你们打得好，为大部队前进开辟了通路。

”旁边的刘亚楼补充道：“六连是英雄的连队。

” 九十多年过去，我不禁想问，那个以树为梯攀上山巅的战士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后来突破腊子口战斗中那个用长竿攀上悬崖绝壁的苗族小战士，贵州入伍，外号“云贵川”…… 重走长征路出发前查阅资料时，我就看到胡长宝牺牲的故事，但关于他的牺牲地点语焉不详，从徐书记介绍中，胡长宝的形象逐渐清晰。

原来，毛主席离开化林坪，从另一条小道翻越山王岗(泸定与荥经交界处)，在荥经那边的一处开阔地(茶合岗附近)，遭遇敌机轰炸，警卫班长胡长宝为保护毛主席而英勇牺牲。

后来，毛主席对这事一直念念不忘。

关于胡长宝牺牲的经过，在陈昌奉的《跟随毛主席长征》中也有记载。

经过一番走访和探究，我对中央红军冲破大渡河天险东出、继续北上的具体路线有了清晰的认识。

激战过后，中央红军分别从飞越岭垭口、二郎山西侧等地东出，兵分三路，突破川军天全、芦山、宝兴防线，向大雪山进发。

（于至堂） 编辑：杨洋

月球每年都在缩小，嫦娥七号还敢落南极吗？

可惜今年8月23日，官方宣布嫦娥七号尚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预定窗口实施，将择机推迟到2027年。

不能怪官方出尔反尔，因为在月球南极地界，嫦娥七号面对的麻烦要比当年嫦娥三、四、六号加起来都复杂许多。

其中一个麻烦，便与最近科学家发现“月球每年都在缩小”相联系。

而月球缩小留下的伤疤，偏偏是在南极最为密集。

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为何月球会缩小？我们可以把月球想象成一颗风干的葡萄，外壳被挤得起了诸多褶子，在月球内部储存着40多亿年演化下来的余热，这些余热需要慢慢地散掉，但月球可没有像地球那套板块构造，它只有一整块完整的硬壳。

当其冷却收缩之时，应力无处释放，就靠断层错动来泄压。

于是乎，月球表上到处都可能冒出逆冲断层。

不像地球能把危险圈在板界交界的地震带里，在月球上可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安全地方可以躲避。

而嫦娥七号偏偏要去的南极，就是月球最不稳定的区域之一。

南极那一带撞击坑分布密集，地形起伏极大，本就是构造应力容易集中之地。

再加上这里又是人类最理想的落脚之处，因为永久阴影坑底下可能存在水冰，那可是建造未来月球基地的核心资源。

嫦娥七号携带了一台飞跃器，计划从阳光照射区飞进永久阴影坑底部，实地勘探水冰的位置以及存量。

可那些终年不见阳光的坑，最容易在轻微震动下滑坡。

所以，工程师得在“想要”和“敢落”之间反复考虑。

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纠结，像美国的登月计划同样也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但大家的解法不太一样。

嫦娥七号的账究竟要怎么算呢？今年的着陆窗口本来就十分紧张，气候更是极端，光照区最高能到零下110，阴影坑里低于零下230。

在如此极端的环境下，如果落点附近正好压着一条活动断层，月震一来，月壤就有可能出现滑坡：轻则扬起尘埃遮住太阳能板，重则让脚架受力不均，从而无法正常工作。

月震程度可大可小，有些月震能晃上几个小时，远比地球上的普通地震磨人。

嫦娥七号作为勘测先锋，任务周期很短，遇上灾害的概率不高。

可它探明的环境数据，是要给后面的嫦娥八号以及中国载人登月铺路的。

基地要一住几十年，那时候出现的月震和滑坡就不再是小概率事件，必须提前研究和预防。

所以不用纠结于嫦娥七号是否延期，因为这笔账算的并不是今天落下去安不安全，而是我们能不能把月球的脾气研究透，读得准。

多候选落点本身就是一个缓冲，最后落地前再定具体位置，本就是给不确定性留余地。

只有选择更加有把握的落地点，才能够保障任务的安全性。

嫦娥八号计划在2028年前后发射，用月壤高温熔断加3D打印“就地打砖”，给中国载人登月搭建科研站提供基础。

当然，美国也在慢缓慢地推进月球登月的布局，两者暗暗较劲，究竟谁先把月球哪里能稳稳落脚回答清楚，谁才算把这笔账算清，谁就可能在下个时代的太空家园里多一分底气。

所以嫦娥七号这一次发射，既是探水，也是探路。

月球缩小这件事微不足道，但对工程师来说却是必须回答的考题。

嫦娥七号去南极找冰，是给中国未来几十年月球家园探路，需要我们把地质风险算到里面去。

这不是悲观，而是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