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种子“诺亚方舟”

从中国农业科学院东门进入，远远就能看到一栋现代化的白色建筑。

建筑正面墙上，由“禾”与“重”组成的篆刻字——“种”格外醒目。

这里，便是种子“诺亚方舟”——国家作物种质库。

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大国重器”，国家作物种质库总保存规模达150万份，可满足未来50年长期战略保存的需求。

近日，记者走进这座全球保存容量最大的国家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探寻其如何用硬核科技守护农业安全。

提升种质保存能力

20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作物种质资源专家董玉琛提出种质资源入库的技术路线，并主持建设国家作物种质库，使当时我国作物种质资源保存数量跃居世界前列。

然而，国家作物种质库最初的设计容量仅40万份，且保存方式单一。

为了更好地实现种质资源的长期战略保存，2021年，国家作物种质库扩建，实现了从保存能力到技术手段的全方位跨越。

在5层楼高的种质资源库中，一间间宽敞明亮的库房里整齐摆放着贴上二维码、条形码的种子瓶、试管苗容器和液氮罐。

“在这里，每个种类的种子都有自己的身份信息。

”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作物种质库执行主任辛霞说。

国家作物种质库建有零下18℃低温长期库、零下196℃液氮超低温库、试管苗库和DNA库四大类库房，满足现有各类农作物种质资源保存需求。

在入库种子质量检测环节，过去，工作人员多依靠肉眼或显微镜观察种子外观；如今，CT扫描、电子传感器、光谱仪等无损检测技术被用于检查种子完整度、饱满度和活力状态。

这不仅提高了检测效率，也减少了对珍贵种子的消耗。

在种子存取环节，记者看到，灵活敏捷的机械臂将装好种子、贴上标签的瓶子送至传送带，传送带上方的“蜘蛛手”会自动抓取瓶子放入种质箱，堆垛机则按照指令将箱子放到立体种子架上。

“以前，工作人员需要穿着棉衣在零下18℃的低温库里登高爬梯存取种子。

现在，种子架从三四米调高到了10多米，存取过程全部由机器完成，库房空间利用率和存取效率都大幅提升。

”辛霞说。

国家作物种质库见证了中国种业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

目前，以国家作物种质库为核心的保存体系已长期保存水稻、小麦、玉米、大豆等种质资源62万余份，总量跃居世界第一，为支撑我国种业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高效挖掘遗传信息

种质资源的保护不仅在于“存”，更在于“用”。

面对海量的种质资源，如何高效挖掘其蕴含的遗传信息，是摆在科研人员面前的核心课题。

在农业农村部安排下，国家作物种质库启动了种质资源基因型和表型精准鉴定工作。

辛霞介绍，在种质资源精准鉴定方面，科研人员已完成了42.8万份农作物种质资源的基因型鉴定和6.3万份核心资源的表型精准鉴定，鉴定挖掘出优质多抗小麦、抗茎基腐小麦、大粒多穗小麦、耐旱玉米、耐密高产宜机收玉米、高油高产大豆、抗孢囊线虫大豆和耐盐水稻等优异种质。

在精准鉴定的基础上，2025年5月，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牵头，联合国家作物种质库等相关单位，共同发起作物种质资源“天书计划”2.0。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周文彬介绍，“天书计划”2.0将组建覆盖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四大粮食作物95%以上多样性的核心种质群体，创建“基因型+表型+环境型”标准数据集，建立作物基因资源库，推动形成“资源—数据—挖掘—设计”一体化育种体系。

依托国家作物种质库等创新平台，科研团队在挖掘优异基因和培育重大新品种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

在基础研究层面，科研团队成功组装了我国小麦育种史上代表性品种的高质量基因组，厘清了小麦基因组变异规律与品种演替脉络；克隆了调控水稻高产的关键基因，并阐明增产应用机制，锁定了水稻高产育种核心靶点；先后破解了籼粳稻杂种不育、水稻穗粒数调控、玉米籽粒营养转运等多项关键分子机理。

这些成果为作物分子设计育种、高产优质新品种培育提供了全新理论依据和技术方案。

前瞻布局多个领域

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频发的背景下，农作物抗病、抗旱、耐盐碱、耐高温等性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发掘和利用优异基因资源，正在成为国家作物种质库布局的重要方向。

辛霞介绍，农作物野生近缘种作为作物育种的“天然基因库”，蕴藏着抗病虫害、抗逆性等优良基因。

通过与野生近缘种杂交可以将其优良基因转移到栽培种中，从而提高作物产量，增强作物应对气候变化等恶劣环境条件的能力。

为此，国家作物种质库已牵头完成2.4万份野生稻种质资源全基因组重测序，精准挖掘抗病虫、耐逆等优异等位基因385个；对野生稻种质资源的基本农艺性状、产量性状、品种性状、抗稻瘟病、耐冷等15个农艺性状进行精准鉴定，筛选全生育期耐盐、抗褐飞虱、抗稻瘟病等具有重大育种潜力的野生稻骨干亲本100余份，解析了野生稻重要性状的分子遗传机制，为水稻遗传改良与国家种源安全提供了核心种质资源与理论支撑。

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前所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质是芯片中的芯片，种质库是遗传育种的‘人才库’。

”在这座种子“诺亚方舟”里，每一粒种子都承载着一个未来的可能，每一项技术突破都在为端牢中国饭碗增添一份底气。

来源：科技日报

霜降天一定会降霜吗？霜降≠降霜

从这天起，冷空气越来越活跃，昼夜温差进一步加大。

霜降前后，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比较频繁。

最新预报显示，明天（24日）开始，又将有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长江以北的大部地区，带来大风和降温天气，北方多地气温起伏明显。

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还有降雨或降雪天气。

正值季节转换，大家外出请适时调整着装，早晚时段尤其注意保暖、谨防感冒。

霜降≠降霜 霜降这天一定会降霜吗？答案还真不一定，因为霜降是节气，反映的是这段时间气候整体向寒、有结霜的趋势。

从全国平均来看，霜降通常是一年中昼夜温差最大的时节——白天太阳照射下还比较暖和，夜里热量散去，地表温度可能骤然跌破0℃，这正是霜最容易形成的条件。

但“霜降”并不是全国统一“降霜”的日子。

气象监测显示，东北、西北、华北北部往往在霜降前已经见霜，像哈尔滨、长春10月上旬就会出现初霜，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的初霜多出现在11月下旬到12月，而华南的一些地方，像海口、广州甚至终年无霜或极少见霜。

霜并非从天而降 而是水汽凝华形成 虽然节气名叫霜降，但霜其实并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和我们常说的下雨、下雪不同，霜是近地面的水汽，在冰冷的物体表面直接由气态变成固态的现象，这类现象也叫凝华。

结霜需满足三大条件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 周丽贤：霜是夜里空气中的水汽碰到冰冷的草叶、地皮，凝华成的小冰晶。

有霜的天气一般都有特点：前一晚降温明显、天气冷，到第二天早晨是晴天，昼夜温差拉得很大，太阳一出来就容易看到霜。

想要结霜，要满足几个条件： 首先，温度要足够低，一般要低于0℃； 其次，空气里要有一定的水汽，太干是结不出霜的； 最后，夜里得是晴天、云少、风力小。

阴天，云层就像一层厚被子，热量不容易散发出去，近地面温度下降不够明显；风大的时候，冷暖空气混在一起，不容易使近地面温度降得足够低，老话讲“阴天夜无霜，有风不起霜”，就是这个道理。

全球气候变暖 “无霜期”正在增加 此外，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我国的霜期正在发生显著变化。

先来了解几个概念：气象学上，一般把秋季出现的第一次霜称作早霜或初霜，而把第二年春季出现的最后一次霜称为晚霜或终霜。

一年里没有霜的那段日子，叫无霜期。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 周丽贤：通过全国气象站几十年连续观测记录，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我国大部分地区，出现霜的日子在减少。

秋天第一场霜来得比以前晚，春天最后一场霜结束得更早，没有霜的日子变多了。

霜期和无霜期，是衡量一个地区冷暖、指导农业生产的重要指标。

没有霜的日子在增加，背后是气候变暖的直观体现，这带来的最显著影响，就是农业生产的时间表也要跟着调整。

中央气象台农业气象室高级工程师 韩丽娟：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秋季气温偏高，初霜期推迟，冬前可供小麦生长的有效积温在增多，这就意味着即使播种时间比传统农谚指导时间晚一些，小麦在越冬前仍然是可以积累到足够的积温，形成壮苗来越冬。

我们对2017年到2025年实际播种时间也进行了统计，也较常年同期偏晚。

在气候变暖背景下，如果还是按照传统农谚中的农时进行播种的话，小麦旺长的风险就会很高，一个是在冬季越冬的时候，它的抗寒能力下降，更容易发生越冬冻害，另外在春夏季的时候倒伏风险更高。

霜变少不等于无风险 农业霜冻仍需警惕 霜变少了，听起来像是好消息，但对受影响最直接的农业来说，其中潜在的风险更需要警惕。

中央气象台农业气象室高级工程师 韩丽娟：霜变少了，可以理解为初霜期推迟、终霜日提前、无霜期延长，对农业生产来说有利有弊。

无霜期延长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有效热量增加，使原本热量不足难以成熟的地区可以种植。

近年以来，可种植区域明显北移西扩，例如黑龙江等地水稻、玉米的种植区向北扩张，辽宁开始种植一年两熟作物。

第二个就是秋季收获播种的窗口期拉长。

这样在收获或种植的时候可调节度就会更高。

但是无霜并不等于没有低温灾害，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的灾害、极端的低温或者是寒潮天气也是伴随的，盲目扩种或者晚种，如果秋季遭遇早霜或者寒潮损失反而更为严重。

另外就是病虫害现在也是在不断北移，向更高纬度更高海拔扩散，防治成本上升、防治的难度加大。

需要区分的是，霜本身是一种天气现象，霜冻才是灾害。

霜冻通常是气温短时间降至0℃以下，导致作物细胞冻结受损的现象。

气候变暖背景下，专家建议： 要考虑根据不同的地形、土质合理安排种植计划，在霜冻来临前，及时采取熏烟、覆盖、浇水等措施提升田间温度； 霜冻灾害发生后，也可以采取追肥、浇水等方式帮助作物恢复，尽量减轻霜冻灾害损失。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漫长的窒息：厄尔尼诺点燃印尼，一场本可避免的灾难

卡蒂卡·佩尔蒂维（Kartika Pertiwi）站在街头，抬头望向天空。

黄色的烟霾中，远处的安佩拉大桥（Ampera Bridge）——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已经完全消失。

“空气中满是灼烧的颗粒物，即使出门戴着口罩也根本无济于事，”这位苏门答腊本土草根环保组织Rawang的成员声音中透着疲惫，“残留的毒素和焦味会死死粘在衣服上。

” 根据印尼环境部空气污染物标准指数，巨港10月5日的PM2.5浓度一度飙升至1702微克/立方米，有本地居民甚至记录到突破1900微克/立方米的极端峰值。

这一数字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安全标准的上百倍。

为了驱散毒雾，印尼军方和抗灾署不得不使用飞机，向巨港上空投放了1600公斤干冰，试图通过改变低空气象条件来“破开”烟霾，然而收效甚微。

巨港机场的能见度几度跌破十米，大量航班被迫无限期延误或返航。

学校关闭，全面转为线上教学。

这场灾难并非突如其来，也不是无法避免。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BMKG）早在3月初就针对今年的极端干旱和森林火灾风险发出长期预警。

从7月开始，火灾在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的泥炭地上开始蔓延，持续至今。

独立森林监测平台Nusantara Atlas10月19日公布的卫星分析显示，2026年1月至9月底，印尼全国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90万公顷，相当于25个新加坡的面积。

由于烟霾遮蔽了部分卫星影像，实际灾情可能更加严重。

这很可能是印尼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野火季节。

卫生部18日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已有超过30万人感染与火灾相关的呼吸道疾病，其中超过一半是10岁以下的儿童。

数百万人数月来一直生活在令人窒息的有毒烟霾之下。

10月以来，烟霾已飘到邻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严重影响多国的空气质量。

表面上看，这场灾难似乎源于2026年“超强厄尔尼诺”引发的严重干旱。

然而，在佩尔蒂维和众多长期关注印尼环境危机的人看来，厄尔尼诺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这场创纪录的火灾和跨境烟霾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人为因素——数十年来对土地的不合理使用，对泥炭地的大规模排水和破坏，以及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

野火与雾霾之下，真正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原本湿润的泥炭地变得如此易燃？为什么反复发生的灾难，没有带来足够有力的预防和问责？事实是，今年印尼的悲剧再次表明，人类对土地的不合理使用与气候变化叠加，可能造成多么可怕的人道灾难。

从空中俯瞰，可以看到双溪布特里村的泥炭地和森林正在燃烧。

从加里曼丹到新加坡的跨国灾难 从7月开始至今，这场灾难的规模和影响，早已超出印尼国境。

根据印尼卫生部10月18日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已有超过30万人感染与火灾相关的呼吸道疾病，病例数在过去一周内上升了10%，其中10岁以下儿童占总病例数的近半。

“呼吸清洁空气是一项基本权利，但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等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持续处于危险水平。

”绿色和平组织印尼森林项目全球总负责人琪琪·陶菲克（Kiki Taufik）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指出，当地居民不仅面对学校停课、航班受阻，也承受日常生产活动中断带来的收入下降。

在苏门答腊等地，当地房屋大都没有空调，平时常年敞开，人们的大多数日常活动都在户外，这意味着没有人能把自己死锁在家里长达数月。

WALHI（印尼环境论坛）国家执行机构森林与林业项目活动家乌米·马鲁法（Umi Ma’rufah）告诉澎湃新闻，目前至少有九个省份受到火灾影响——加里曼丹四个省、苏门答腊四个省以及巴布亚。

她特别担忧偏远社区：与城市相比，那里更难获得医疗、防护用品和救援支持。

而近期到过南加里曼丹的印尼独立能源与环境智库Trend Asia研究经理扎基·阿马利（Zakki Amali）则告诉澎湃新闻，现场情况令他印象深刻。

“消防人员缺少汽油，设备和配套设施也不足，”他说，“从中央到地方的应对能力不足，与持续燃烧的火灾叠加在一起，使这场灾害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 在社交平台上广泛流传的一段视频中，一名戴着口罩的孩子站在昏暗、诡异的橙色天空下，呼吁政府伸出援手。

他手里举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拯救我们的肺”。

灾难的涟漪也扩散到海峡对岸。

新加坡自10月5日起连续12天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24小时PSI指数一度突破226，达到重污染级别。

这是近十年来当地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空气质量恶化期。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国立教育学院气象与气候学专家王靖宇博士向澎湃新闻指出，导致当前跨境雾霾恶化存在三个复杂的宏观季风与气象复合因素。

“当前主导的季风受偏南风控制，将野火有毒烟霾持续输送至新马两国的低空呼吸区；而超强厄尔尼诺现象降低了东南亚海域表层水温，抑制了水分蒸发，导致降水严重不足。

同时，西北太平洋今年已生成的30个台风远高于历史同期18个的平均水平，这些台风像海绵一样抽取了东南亚的水汽，使该地区更加干燥。

” 王靖宇预测，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未来数月接近峰值，这些复合气象影响会持续加剧消防扑救的难度。

在东北季风到来、将烟霾吹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前，该区域可能还要面临一段较长时间的空气质量恶化期。

在这场人类制造的灾难中，还有一群无法发声的受害者——野生动物。

印尼自然与康复基金会（YIARI）创始人卡梅尔·利亚诺·桑切斯博士（Dr. Karmele Llano Sánchez）告诉澎湃新闻，今年的野火危机早在7月就已开始，大火一度威胁到YIARI的红毛猩猩康复中心。

她沉重地描述了野火对野生动物的毁灭性打击：“大量动物可能在毫无逃脱机会的情况下被烧死，而侥幸活下来的那些则面临更残酷的现实：森林被毁后，它们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水源和庇护所。

” 印尼自然与康复基金会（YIARI）在救援红毛猩猩。

（图片 YIARI） 被排干的泥炭地与失灵的治理 在这场问责风暴中，一个长期存在的叙事再次浮现：印尼官方和某些特许经营大企业常常试图简化林火成因，把矛头指向当地弱势的原住民群体和小农户传统的“刀耕火种”农业耕作方式。

佩尔蒂维对此提出了强烈质疑。

她讲述了南苏门答腊一项名为Sonor的传统农耕实践。

“这是一种社区性质的集体活动。

在公司大规模进入苏门答腊、大面积清理土地之前，当地农民会以极为谨慎的方式进行有控制的烧荒。

他们了解风向，懂得如何管理火势防止蔓延，这种活动也不是每年进行，带来的收成往往可以维持家庭两到三年的生计。

” 然而，政府已经明令禁止这项传统多年。

对刑事后果的恐惧，使许多社区放弃了这项实践。

更无奈的是，随着种植中断，老一代农民珍视的优质稻种也逐步消亡。

“真正让人忧心的是，那些小农户和普通农民反而成了被追查和刑事追究的对象，而大企业却往往置身问责之外，”佩尔蒂维说，“这是执法的不公正。

” 马鲁法也强调，把大规模火灾主要归咎于原住民和小农并不合理。

WALHI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多年以前就已开始的森林和土地大规模破坏，以及政府向企业发放经营许可后不断扩大的开发活动。

“原住民和小农的传统农业实践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而严重火灾是在企业获得许可、森林被大规模开垦为种植园之后出现并加剧的。

”她说。

多位采访对象都指出，要真正理解这场灾难的真正原因，必须回到土地本身。

佩尔蒂维解释，泥炭地原本是湿的，储存着大量的碳和水。

但为了供应全球对纸浆和棕榈油的巨大需求，获得政府特许经营权的大型企业在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排干了大量具有吸水、储碳功能的泥炭地森林，并将部分土地改种单一的造纸经济树种。

在超强厄尔尼诺带来的干旱中，被排干水分的造纸林和泥炭地变成了巨大的“火药桶”。

持续失水的泥炭地，在漫长旱季中更加容易燃烧。

“泥炭地大火最恐怖的地方在于，它并不只是地表燃烧。

”马鲁法解释道，“即使地面上看不到明显的熊熊烈火，火也可能在地下约一米甚至更深处持续阴燃。

在干旱的厄尔尼诺年份，这种地底阴燃的火势蔓延速度会彻底超出基层人员的扑救极限。

往往需要人工挖开焦黑的泥炭层，才能发现下面暗暗燃烧的火。

因此，仅仅在地面洒水或开展直升机洒水，由于严重的烟霾导致飞行能见度太差，根本无法把水送入实际燃烧的地底深层。

” 绿色和平的分析显示，在8月8日至10月1日期间监测到的6811个烟霾源点中，有3557个位于印尼的141个泥炭地水文单元内。

此外，有970个源点位于持有森林利用商业许可证的120家企业特许经营区内，另有980个源点位于233处棕榈油特许经营区内。

“尽管厄尔尼诺现象加剧了本已极端的恶劣天气，但导致印尼火灾的根本驱动因素，是数十年来为了扩张纸浆用材林和油棕等单一作物种植园，而对森林和泥炭地进行的大肆砍伐与破坏。

”陶菲克说。

企业一方的说法是，他们已经建立防火监测系统、配备消防队，并未使用火烧方式清理土地。

但佩尔蒂维提供了不同的数据依据：多个公民社会组织的分析显示，南苏门答腊超过50%的火点发生在企业特许经营范围内。

这些数据挑战了企业声称已在相关区域做好防火管控的说法。

她强调，印尼环境法中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原则——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不论是谁实际在特许经营地内点了火，只要火情发生在该企业的特许经营范围内，该公司就必须为此承担全部责任。

” 阿马利也提供了来自数据层面的审视。

他引用的报告显示，今年1月至8月的火点数量较上年同期增加了约五倍，其中约56%的火点位于采矿、油棕种植和林业企业的特许经营区边界内。

“一些企业控制的土地超过十万公顷，”他说，“我怀疑这些企业是否真正具备管理如此大面积土地、及时发现火点并控制火势的能力。

” 不过，阿马利也提到，要证明企业直接安排烧地，往往需要追查点火者、雇佣关系和指令链条，而这些证据并不容易取得。

但难以证明“谁点了第一把火”，不应让企业的土地管理、防火投入和灭火表现退出公共讨论。

马鲁法则从WALHI的长期监测出发，将火灾的深层原因进一步归结为政治与经济利益的交织。

“一些政府部门负责人，本身与资源开发行业存在商业利益联系，或与持有多地特许经营权的企业有关。

当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同时拥有相关商业利益时，政策就可能倾向于服务这些利益，而不是优先保护公众和生态环境。

”她说。

马鲁法介绍，WALHI曾向政府报告372家与火灾有关的企业，其中约140家属于林业领域；截至采访时，她获悉只有五家企业的许可被撤销。

她认为，处罚规模与灾难规模之间的落差，值得追问。

在加里曼丹中部帕朗卡拉亚，摩托车手们穿行在由该地区火灾造成的浓厚橙色烟雾中。

政府的回应：从"雷人"傲慢到紧急"刹车" 随着危机持续升级，印尼政府的态度经历了显著转变。

危机初期，一些印尼官员的表态引发了巨大争议。

国家政府传播局局长曾公开表示：“当没有雾霾的时候，是我们印尼的森林在给你们输送氧气。

没有雾霾时他们从不感谢，现在有了一个月的烟雾，大家都愤怒了。

” 这番言论在社交媒体上遭到广泛谴责。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明确提出愿意派出消防飞机和救援人员时，政治安全统筹部长则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自己目前依然能够应付这个局面。

” 持续恶化的灾情最终促使政府调整应对。

由于对前期灭火进展极度不满，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在10月中旬罕见地“临阵换将”，直接任命陆军中将接任国家抗灾署最高指挥官。

10月13日，环境部长在政策论坛上立下时间表，预计大火将在一个月内被彻底扑灭。

10月15日，外交部长最终向媒体宣布：“总统已经正式批准接受邻国的救灾协助。

” 但增派资源和调整指挥体系，能否转化为基层持续可用的灭火能力，仍需要通过实际行动检验。

截至发稿时，澎湃新闻对于印尼环境部与救灾负责部门关于国际合作灭火和灾区重建的采访均没有收到回复。

作为主要受到影响的邻国之一，新加坡的回应则同时沿着援助与追责两条路径推进。

10月16日，新加坡国家环境局依据《跨境雾霾污染法》，向七家印尼公司发出预防措施通知；10月19日又追加三家公司。

官方依据地图、气象资料和卫星影像判断，相关特许经营土地上的火灾烟雾可能进入新加坡，要求企业采取灭火、停止焚烧及防止火灾再发等措施，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

新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10月19日表示，政府欢迎印尼总统认真处理火灾，也愿意提供援助。

与此同时，新加坡将进一步追查涉事公司的股东、客户、子公司等企业联系，并考虑通过法律、经济和监管渠道推动责任落实，包括审视融资与经济利益。

她也明确表示，将依据事实处理，并考虑企业提出的证据。

不过，傅海燕在新闻发布会上也公开承认，前三家收到预防措施通知的企业早在2015年引发跨国雾霾时就已被新加坡政府警告过。

但整整11年过去，当年的案子至今仍未结案。

与印尼政府的争议性表态和随后逐步调整的应对相比，民间行动一直没有停止。

面对这场灾难，YIARI发起了一个名为“妈妈的力量”（Power of Mama）的志愿行动。

参与者是一群来自西加里曼丹吉打邦泥炭地周边社区的当地女性。

她们大多是家庭主妇，没有正式工作，也很少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

这群女性志愿者需要骑摩托车穿越复杂地形、巡逻火场，在浓烟最严重的区域工作，同时还要面对外界对她们性别和能力的偏见。

“她们受够了常年火灾带来的影响。

她们要证明，这与性别无关，女性同样在社会和家庭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桑切斯说，“她们异常坚定，无论外人喜欢与否、批评与否、嘲笑与否，没有任何人能阻止她们为环境而战。

” 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吉打邦县双溪布特里 (Sungai Putri) 山火的鸟瞰图。

出路：复湿、问责与系统性变革 对于如何摆脱年复一年的环境噩梦，受访者们给出了从紧急救助到长期治理的系统性回答。

所有人都同意，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尽快扑灭土地上的火灾，同时保护正在吸入烟霾的人。

佩尔蒂维希望政府实际提供合适的防护用品，而不只是建议居民戴口罩；确保医疗点及时可及；为学校制定清晰、一贯的安排，并关注非正规就业者的收入损失。

阿马利则把优先事项放在补足基层灭火条件上。

燃油、设备和设施的缺口必须尽快填补，国际合作也应转化为实际援助，而不是停留在相互指责。

陶菲克主张，政府必须将此次烟霾危机定性为国家级灾难，重新调配国家财政预算救助受害者，同时严格执法、对企业严肃追责。

“鉴于厄尔尼诺的影响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1月，相关部门绝不能在受灾地区民众持续吸入有毒烟霾的情况下消极等待降雨。

”陶菲克说。

在佩尔蒂维看来，最根本的举措是复湿泥炭地。

“经年累月的排水使泥炭地严重退化并变得疏水，只有通过系统性的复湿工程才能恢复其天然功能。

”她说。

但她指出，政府预算投入与问题的紧迫性远不匹配。

在执法方面，她主张，对经营范围内反复出现火灾的企业撤销许可，而不是仅短暂暂停运营。

马鲁法从政治经济层面提出更深层的改革需求。

她认为，应当追查谁从焚烧、土地清理和开发中获利，并把企业、经营许可和利益链条纳入问责范围。

WALHI主张，政府应重新评估已经发放给企业的经营许可。

这种评估不应只针对火灾，也应覆盖其他破坏生态系统的经营行为。

她还强调，保护原住民土地权利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经济收益不应只来自开采资源和大规模开发，保护森林同样可以带来经济和社会价值。

” 阿马利则从供应链和跨境责任的角度补充了这一讨论。

他指出，追踪商品供应链或价值链十分困难，接收商品的企业或国家可能会声称，不知道上游公司发生过森林火灾。

“不能只关注印度尼西亚境内的经营者，或注册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母公司，也要关注哪些国家、企业最终购买和使用了这些商品。

”他说。

在他看来，烟霾问题的讨论需要超越东盟范围，加强跨国民间团结：“受到烟霾影响的国家，以及从相关商品中获益的国家，其民众可以共同推动各自政府和企业承担责任。

” 桑切斯则特别呼吁私营部门承担责任。

“大片土地集中在少数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跨国企业手中，它们从中获取了巨大利润，却未在火灾预防和减灾上投入足够的资源。

解决问题不能只靠政府，这些大型土地所有者必须将利润的一部分回馈到森林保护与火情预防中去。

”她说。

佩尔蒂维则始终把目光放在她所在的城市，以及生活在那里的普通人身上。

她强调，只要印尼政府不对自身在泥炭地和森林治理上的问题进行反思和评估，只要继续将相关产业政策置于大企业利益之下，而不把公民享有清洁空气和健康环境的权利放在首位，类似的人道悲剧就会在未来再次发生。

至于这场跨境环境浩劫的气象出路，王靖宇博士从气候与气象模型的角度给出了分析。

根据气候模型，预计东北季风将在11月中旬至12月上旬开始主导该地区。

一旦东北季风正式确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区域风向格局中将从“下风区”转为“上风区”。

届时，即使印尼境内的焚烧和林火仍在继续，有毒烟霾也将被强风吹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但王靖宇指出，这种切身的窒息体验，正在改变新加坡普通民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

它不再是一个存在于新闻纸上的抽象政治词汇，而是通过身体不适、飙升的医疗开支与电费，以及被打乱的日常作息，变成一种直接而个人化的现实冲击。

所有人都知道，雨季和风向的转变，并不会让这场灾难真正结束。

摩托车手们穿过中加里曼丹省帕朗卡拉亚市森林和土地火灾产生的烟雾。

站在巨港枯萎的天然林边缘，佩尔蒂维提醒，巨港在旱季承受烟霾，在雨季面临洪水。

一座城市在全年仅有的两个季节中，都承受着严重的生活风险。

“人们承受的健康损害是累积性的，不会因为空气好转而一笔勾销。

收入损失、生活破坏同样如此。

”她说。

对于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和巴布亚的数百万居民而言，需要的不只是一场雨。

澎湃新闻首席记者 刘栋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