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黄河边什么感受？这几个故事告诉你黄河的变化

原标题：家在黄河边（我家门前有条河）

黄河山东滨州市段，志愿者在河边拾捡垃圾。

初宝瑞摄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着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强调“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黄河80年。

八十载久久为功，黄河安澜奔涌。

新时代以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上中下游齐心协力，共护“大河之美”，展开波澜壮阔的治黄画卷。

守护生态、治理泥沙、治水兴水、传承文化，一批批干部群众参与保护黄河、治理黄河，久久为功、接续奋斗，奏响更加嘹亮的新时代“黄河大合唱”。

为了深刻反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伟力，生动呈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成效，本报经济社会部、新媒体中心联合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利部宣传教育中心联合推出2026“我家门前有条河”视觉影像征集及融合报道。

活动邀请广大读者，拿起手机、相机拍摄关于黄河的图片、视频，讲述自己与黄河的故事。

本版选取征集到的部分摄影作品和生动故事刊登，敬请关注。

——编者

护好“草煤” 花湖复苏

讲述人：四川若尔盖县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白玉君

黄河上游四川若尔盖大草原绿草如茵，飞鸟成群。

白玛夺吉摄

我在若尔盖长大，这里的草原可美了。

位于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花湖，是全球面积最大的高寒泥炭沼泽湿地。

湖底下全是“草煤”，是几千年才攒下来的。

我打小听老人管泥炭叫作“草煤”。

黑黢黢的，挖出来晒干了能烧火。

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的专家说，泥炭是植物根系经过湿地发酵以后形成的，属于煤炭的早期形态。

谁能想到，这东西后来被人盯上，一吨能卖不少钱。

泥炭长一厘米要花上百年，挖走一车，湿地就等于被剜掉一块肉。

2017年前后，盗采最是猖獗。

有人开着挖掘机进沼泽，趁着夜色动手，天亮前装车拉走。

泥炭挖走了，坑留在那儿，水存不住，鼠兔来挖洞了，草长不起来，黑土慢慢变成了沙子。

那时候我们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的指导下，协查了好几起盗采泥炭案件。

刚开始，很多人不觉得挖“泥巴”是违法的事。

我们跟好几个部门携手，一个乡一个乡地跑，把那几起案件的判决书带到牧民面前念，让大家知道“挖‘草煤’，是要坐牢的”。

这几年，盗采基本绝迹。

护好“草煤”，仅靠“堵”不行，还得“养”。

湿地退化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水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沟排水，花湖水域面积从386公顷萎缩到215公顷。

怎么留住水？我们依托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单位，通过前期科学论证及环境影响评价，在花湖下游修了一道长1740米、高0.6米的生态堤坝。

堤坝由土砂石和石头混在一起建成，进水出水可以人为调节。

堤坝修好后，效果很快显现，水位见涨，周边半湿沼泽和干沼泽跟着活过来了。

只有一个堤坝还不够。

我们又在辖曼、唐克等乡镇，依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联合研究中心组织开展的驻点科技帮扶，以花湖为样板，填堵排水沟80公里，新建了300座微型拦水坝和5座小型拦水坝。

小型坝让平均水位提升0.5米，蓄水量增加146万立方米。

水回来了，草就回来了，鼠兔就待不住了。

这就是我们摸索出来的“水—草—沙—鼠”良性循环。

县里还对花湖景区进行整改。

2020年6月，花湖以研学和交流基地的身份重新开放。

游客反馈：花湖更美、更安静、更澄澈。

如今，花湖水位稳定提升了52厘米，水域面积650公顷，“草煤”厚度明显恢复。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黑颈鹤从1999年的407只增加到1100只左右，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从9种增加到18种，并在四川省内首次影像记录到东方白鹳。

我一年要来花湖10多次。

想起当年挖“草煤”留下的坑，心里非常感慨。

如今，“草煤”在泥里安安静静地待着，继续帮黄河存水、高原固碳。

（本报记者游仪采访整理）

【记者感言】

泥炭对高原湿地来说，尤为重要。

它慢，长一厘米要100年；它重，涵养着黄河上游水源；它也“脆”，挖走一车，水土就散了。

过去，“草煤”被当作燃料，被挖走、卖掉，一吨能卖上万元。

可泥炭挖走一车，湿地就少一层“蓄水海绵”，黄河上游就少一分涵养能力。

如今，“草煤”重新被水盖住，被草根缠住，被法律和制度守住。

生态之变，源自认知转变。

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久久为功，让黄河水美岸绿河畅。

我们格外珍惜“解渴渠”

讲述人：甘肃环县甜水镇甜水街村村民 何廷堂

玉米就要丰收了。

望着田野、水渠，我不由得感慨：好日子是黄河水“浇”出来的。

我们这里地处毛乌素沙地边缘，干旱少雨。

仅靠“天上水”，水窖时常蓄不满。

严重时，沟河断流，塘坝干涸。

而且水是高氟水，乡亲们都是满口黄牙，有的人还得了大骨节病。

30多年前，我们家从山里搬到甜水街村，就是为了能喝上好水。

1992年，陕甘宁盐环定扬黄甘肃专用工程开工了，这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幸福工程”。

早就听人说，这项工程可以通过一级一级泵站把低处的黄河水，“扬”到高处的旱塬上。

经过几年建设，我们成为扬黄工程的第一批受益者，咱们这些饱经干旱、风沙、高氟水之苦的乡亲们终于喝上了甘甜的黄河水。

好水带来了好生活，大骨节病基本消失了，乡亲们的牙也变好了。

人有水喝，土地跟着解了“渴”。

玉米、黄花菜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

我家种了42亩地，每年能挣10多万元。

每次看着一条条支渠遍布田间，听着哗啦啦流淌的黄河水，我心里那叫一个舒坦。

我们格外珍惜“解渴渠”。

有的水渠建得早，是土渠，常年输水，出现了裂缝、豁口等。

产业发展起来了，用水的地方变多了，乡亲们都盼着更宽的渠、更多的水。

这些年，扬黄工程不断升级，管网改造，水渠维修加固，让老水渠变年轻了。

在离我家不到一公里的地方，甜水堡调蓄水库投入运行，成了我们的“大水缸”。

县自来水厂在这里建设了10万立方米和30万立方米的储水池。

自来水通到家，水量足、水压稳、水质好，啥时候用水都不缺。

有了水，发展的底气就足了。

我们村的支渠有10多公里长，连着30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

我们村和邻村共建万亩高标准农田，陆续成立了千只湖羊示范合作社、黄花菜种植合作社。

这些新产业就是我们致富的新希望，我盼着能大干一场。

从通水到现在，整整30年过去了，我的孩子们也喝着黄河水长大了。

绵绵流淌的黄河水，不断带来新的希望。

扬黄工程现在已经把黄河水引到了环县、庆城、西峰等地，喝上黄河水的老百姓越来越多。

“黄河水甜，共产党好”，每次看到甜水堡调蓄水库的这条标语，我的心情总是那么自豪、激动。

（本报记者宋朝军采访整理）

【记者感言】

“黄河之水天上来”，陕甘宁盐环定扬黄甘肃专用工程建成以来，功能持续丰富，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去年全年调水量首次突破2000万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达89.3万人。

汩汩“甜水”，源自久久为功。

水少水差是当地群众的“千年之困”，党员干部带领广大群众苦干实干，克服地质复杂、环境恶劣、施工难度大等难题，把黄河水“扬”上旱塬，几十年如一日地巩固完善，让黄河水久久润民心。

汩汩“甜水”，为乡村全面振兴带来了新机遇。

何廷堂种的黄花菜又称“忘忧草”，是当地群众的“致富草”。

依托黄河水，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各地一定能走出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西柳沟一点一点变绿了

讲述人：内蒙古达拉特旗水利事业发展中心水保工程建设工作部负责人 郝瑞芬

近年来，黄河“几字弯”顶部的乌梁素海生态环境逐年向好。

图为游客在乌梁素海岸边游览。

新华社记者 李志鹏摄

黄河“几字弯”顶端，“十大孔兑”纵贯南北，素有“五梁、三沙、二分滩”之称的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就位于此。

“孔兑”在蒙古语中是山洪沟的意思。

在这片土地上，我从事水土保持工作已经近15年了。

我在大学里学的是土木工程，对“孔兑”了解不多。

达拉特旗境内有10条季节性山洪沟，“十大孔兑”将全旗分成3段地貌，南部是丘陵沟壑区，中部是库布其沙漠，北部是黄河冲积平原，水土流失、沙化严重，山洪多发。

九曲黄河“斗水七沙”。

工作后，我对“孔兑”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每逢暴雨，洪水裹着泥沙流入黄河，加剧水土流失。

这也让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治理水土流失。

过去，治理水土流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经过不断探索，我和同事明确“控上游泥沙、阻中游风沙、保下游安澜”的治理目标，坚持统筹推进，山上山下一起管，上中下游一起治，一条沟一条沟系统治理。

上游是“第一道闸门”。

上游治不住，泥沙就会一路下泄。

山顶植树造林“戴帽子”，山坡退耕种草“披褂子”，山腰兴修梯田“系带子”，沟底建淤地坝“穿靴子”，山水林田湖草沙统一规划，“蓄、拦、分、用”统筹抓。

我印象最深的是西柳沟。

作为“十大孔兑”之一，过去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当地农民对“白天要点灯，碗里都是沙”的记忆深刻。

近年来，我和同事深度参与了西柳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外出勘测，研究对策，和相关部门一起，一点一点把西柳沟治理成了充满绿意的生态沟。

中游是协调水沙关系的重要一环。

“十大孔兑”中段横穿库布其沙漠，流动沙丘遇上山洪，加剧河道淤积。

我们采取“南围、北堵、中切割”的沙漠治理模式，阻断风沙入河通道。

在南北两端，实施封育禁牧、退耕还林，构建乔灌草结合锁边林带，把沙漠“锁住”。

在中部，依托穿沙公路将沙漠分割为区块，开展分区治理，公路两侧铺设沙障，栽植沙柳、旱柳等，固定流动沙丘。

下游，加固堤防，守住防洪安全底线。

河道裁弯取直、疏浚清淤，实施堤防加高培厚、生态护坡工程，目标是通过“稳槽固滩”模式完善防洪体系。

如今，下游堤稳河畅，防洪的底气更足了。

截至2025年底，达拉特旗累计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4314.3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59.39%，建成堤防167公里，年减少入黄泥沙近990万吨。

水土保持，也给老百姓拓出一条增收路。

我们积极推行以奖代补模式，通过先建后补、达标奖补，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山更绿、景更美，让越来越多村民吃上生态饭、文旅饭。

黄河安澜，是我的心愿。

接下来，我将继续扎根水土保持工作一线，用实干实效筑牢生态屏障。

（本报记者邓剑洋采访整理）

【记者感言】

黄河“几字弯”美丽蝶变的故事，写在从“泥汤沟”到“生态沟”的变迁里。

达拉特旗对丘陵、沙漠、平原3段地貌开出不同的治理药方，走出一条治沙防沙、生态富民的新路子。

这启示我们，大河之治，要在协同。

治理黄河，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坚持系统思维，协同推进，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下好黄河治理“一盘棋”。

保持定力、持之以恒，唱好新时代“黄河大合唱”，一定能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黄河号子 生生不息

讲述人：山东东营利津县盐窝镇老街长巷非遗文化街黄河号子表演者 张守田

黄河山东淄博市高青县段绿意盎然。

高青黄河河务局供图

我长在黄河边，喝的是黄河水，大半辈子都在和黄河打交道。

你要是来老街长巷非遗文化街转一转，兴许能看到我站在台上，喊黄河号子。

小时候，黄河滩边的日子苦。

黄河水裹挟泥沙，一到雨季就漫滩。

那时候有句老话，“三年攒钱、三年垫台、三年建房、三年还账”，盖房先得垒土台，年年还得翻修。

垒土台就是修坝，全靠人来推土、打夯，一层一层压。

黄河号子在劳作中一声声喊了出来。

那会儿，打地基用的是木夯，圆木拴上绳子，一人扶着长把手，4个人攥紧绳子往下砸。

一开始，各唱各的调，劲使不到一起。

后来有人哼起小调，带着韵味，一边哼唱，一边按节奏拉绳，人们觉得有趣，干活不枯燥，劲也使到了一起，夯架得又高又稳。

慢慢地，这些小调形成了打夯的专用号子。

我十来岁的时候，头一回听见打夯的号子，心里头有股说不出的热乎劲儿。

一听说哪儿打夯，就买上瓜子、糖，赶过去听。

我从小喜欢唱歌，听见那号子声，脚底下就挪不动了。

长大后，我也加入打夯的队伍。

领号的人在前头，扯着嗓子喊一句，我们就跟着呼应。

老人们说，打夯是个力气活，更是个齐心活。

号子就是命令，一声起，所有人同时发力，人均提绳近10公斤；一声落，夯重重砸在地上。

黄河滩上的人，就是靠着这一声声号子，建起了身后的家。

后来，机械多了，打夯的活少了，号子声也渐渐听不到了。

我退休后，心里总惦记着那调子。

有时候一个人坐在黄河边上，耳边仿佛传来那些消失的老调子，脑海里浮现当年那些光着膀子、喊着号子的老伙计们。

前些年，县、镇的干部来村里调研，说要抢救非遗黄河号子，打造“老街长巷”文旅项目。

真干起来，动静不小，修了老戏台、建了非遗展馆，沿街的老房子翻修一新，一家家非遗作坊开门迎客，冷清清的老街又热闹起来。

早先喊号子的老哥们年纪大了，喊不动了，大家就找到我。

一开始，我还担心喊不出来。

可往那夯跟前一站，调子就不由自主地从嘴里唱出来。

现在我们夯号队有十来个人，最大的74岁，最小也有50多岁。

赶上大集、节假日，我们站在台上喊号子，不光本地人爱听黄河号子，连外国的旅游团都过来，举着相机拍个不停。

现在，我们编了新词，唱的是黄河滩边新面貌——“凝心聚力来打夯，黄河滩边好风光”“非遗文化传四方，欢迎游客来观赏”“如今老街变新样，经济发展越兴旺，人民生活幸福万年长”……

（本报记者李蕊采访整理）

【记者感言】

黄河号子是劳动的节拍，更是镌刻在一辈人脑海里的黄河记忆，是人与大河共生的精神活化石。

张守田的坚守，是为黄河文脉“守堤”。

组织队伍、编写新词、定期表演……这些努力，为的是让沉寂的号子重新喊亮、唱响。

这声声号子跨越代际，印证着黄河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号子里那拧成一股绳的劲儿，既是治黄历史的生动注脚，也是黄河儿女永远的精神底色。

(来源:人民日报)

漫长的窒息：厄尔尼诺点燃印尼，一场本可避免的灾难

印度尼西亚巨港的森林火灾和雾霾（© Photographer/Greenpeace） 十月初，南苏门答腊省首府巨港的天空呈现出烧灼过的暗黄色，整座城市被一层厚重得像固体一样的毒雾笼罩着。

卡蒂卡·佩尔蒂维（Kartika Pertiwi）站在街头，抬头望向天空。

黄色的烟霾中，远处的安佩拉大桥（Ampera Bridge）——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已经完全消失。

“空气中满是灼烧的颗粒物，即使出门戴着口罩也根本无济于事，”这位苏门答腊本土草根环保组织Rawang的成员声音中透着疲惫，“残留的毒素和焦味会死死粘在衣服上。

” 根据印尼环境部空气污染物标准指数，巨港10月5日的PM2.5浓度一度飙升至1702微克/立方米，有本地居民甚至记录到突破1900微克/立方米的极端峰值。

这一数字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安全标准的上百倍。

为了驱散毒雾，印尼军方和抗灾署不得不使用飞机，向巨港上空投放了1600公斤干冰，试图通过改变低空气象条件来“破开”烟霾，然而收效甚微。

巨港机场的能见度几度跌破十米，大量航班被迫无限期延误或返航。

学校关闭，全面转为线上教学。

这场灾难并非突如其来，也不是无法避免。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BMKG）早在3月初就针对今年的极端干旱和森林火灾风险发出长期预警。

从7月开始，火灾在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的泥炭地上开始蔓延，持续至今。

独立森林监测平台Nusantara Atlas10月19日公布的卫星分析显示，2026年1月至9月底，印尼全国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90万公顷，相当于25个新加坡的面积。

由于烟霾遮蔽了部分卫星影像，实际灾情可能更加严重。

这很可能是印尼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野火季节。

卫生部18日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已有超过30万人感染与火灾相关的呼吸道疾病，其中超过一半是10岁以下的儿童。

数百万人数月来一直生活在令人窒息的有毒烟霾之下。

10月以来，烟霾已飘到邻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严重影响多国的空气质量。

表面上看，这场灾难似乎源于2026年“超强厄尔尼诺”引发的严重干旱。

然而，在佩尔蒂维和众多长期关注印尼环境危机的人看来，厄尔尼诺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这场创纪录的火灾和跨境烟霾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人为因素——数十年来对土地的不合理使用，对泥炭地的大规模排水和破坏，以及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

野火与雾霾之下，真正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原本湿润的泥炭地变得如此易燃？为什么反复发生的灾难，没有带来足够有力的预防和问责？事实是，今年印尼的悲剧再次表明，人类对土地的不合理使用与气候变化叠加，可能造成多么可怕的人道灾难。

从空中俯瞰，可以看到双溪布特里村的泥炭地和森林正在燃烧。

从加里曼丹到新加坡的跨国灾难 从7月开始至今，这场灾难的规模和影响，早已超出印尼国境。

根据印尼卫生部10月18日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已有超过30万人感染与火灾相关的呼吸道疾病，病例数在过去一周内上升了10%，其中10岁以下儿童占总病例数的近半。

“呼吸清洁空气是一项基本权利，但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等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持续处于危险水平。

”绿色和平组织印尼森林项目全球总负责人琪琪·陶菲克（Kiki Taufik）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指出，当地居民不仅面对学校停课、航班受阻，也承受日常生产活动中断带来的收入下降。

在苏门答腊等地，当地房屋大都没有空调，平时常年敞开，人们的大多数日常活动都在户外，这意味着没有人能把自己死锁在家里长达数月。

WALHI（印尼环境论坛）国家执行机构森林与林业项目活动家乌米·马鲁法（Umi Ma’rufah）告诉澎湃新闻，目前至少有九个省份受到火灾影响——加里曼丹四个省、苏门答腊四个省以及巴布亚。

她特别担忧偏远社区：与城市相比，那里更难获得医疗、防护用品和救援支持。

而近期到过南加里曼丹的印尼独立能源与环境智库Trend Asia研究经理扎基·阿马利（Zakki Amali）则告诉澎湃新闻，现场情况令他印象深刻。

“消防人员缺少汽油，设备和配套设施也不足，”他说，“从中央到地方的应对能力不足，与持续燃烧的火灾叠加在一起，使这场灾害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 在社交平台上广泛流传的一段视频中，一名戴着口罩的孩子站在昏暗、诡异的橙色天空下，呼吁政府伸出援手。

他手里举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拯救我们的肺”。

灾难的涟漪也扩散到海峡对岸。

新加坡自10月5日起连续12天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24小时PSI指数一度突破226，达到重污染级别。

这是近十年来当地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空气质量恶化期。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国立教育学院气象与气候学专家王靖宇博士向澎湃新闻指出，导致当前跨境雾霾恶化存在三个复杂的宏观季风与气象复合因素。

“当前主导的季风受偏南风控制，将野火有毒烟霾持续输送至新马两国的低空呼吸区；而超强厄尔尼诺现象降低了东南亚海域表层水温，抑制了水分蒸发，导致降水严重不足。

同时，西北太平洋今年已生成的30个台风远高于历史同期18个的平均水平，这些台风像海绵一样抽取了东南亚的水汽，使该地区更加干燥。

” 王靖宇预测，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未来数月接近峰值，这些复合气象影响会持续加剧消防扑救的难度。

在东北季风到来、将烟霾吹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前，该区域可能还要面临一段较长时间的空气质量恶化期。

在这场人类制造的灾难中，还有一群无法发声的受害者——野生动物。

印尼自然与康复基金会（YIARI）创始人卡梅尔·利亚诺·桑切斯博士（Dr. Karmele Llano Sánchez）告诉澎湃新闻，今年的野火危机早在7月就已开始，大火一度威胁到YIARI的红毛猩猩康复中心。

她沉重地描述了野火对野生动物的毁灭性打击：“大量动物可能在毫无逃脱机会的情况下被烧死，而侥幸活下来的那些则面临更残酷的现实：森林被毁后，它们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水源和庇护所。

” 印尼自然与康复基金会（YIARI）在救援红毛猩猩。

（图片 YIARI） 被排干的泥炭地与失灵的治理 在这场问责风暴中，一个长期存在的叙事再次浮现：印尼官方和某些特许经营大企业常常试图简化林火成因，把矛头指向当地弱势的原住民群体和小农户传统的“刀耕火种”农业耕作方式。

佩尔蒂维对此提出了强烈质疑。

她讲述了南苏门答腊一项名为Sonor的传统农耕实践。

“这是一种社区性质的集体活动。

在公司大规模进入苏门答腊、大面积清理土地之前，当地农民会以极为谨慎的方式进行有控制的烧荒。

他们了解风向，懂得如何管理火势防止蔓延，这种活动也不是每年进行，带来的收成往往可以维持家庭两到三年的生计。

” 然而，政府已经明令禁止这项传统多年。

对刑事后果的恐惧，使许多社区放弃了这项实践。

更无奈的是，随着种植中断，老一代农民珍视的优质稻种也逐步消亡。

“真正让人忧心的是，那些小农户和普通农民反而成了被追查和刑事追究的对象，而大企业却往往置身问责之外，”佩尔蒂维说，“这是执法的不公正。

” 马鲁法也强调，把大规模火灾主要归咎于原住民和小农并不合理。

WALHI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多年以前就已开始的森林和土地大规模破坏，以及政府向企业发放经营许可后不断扩大的开发活动。

“原住民和小农的传统农业实践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而严重火灾是在企业获得许可、森林被大规模开垦为种植园之后出现并加剧的。

”她说。

多位采访对象都指出，要真正理解这场灾难的真正原因，必须回到土地本身。

佩尔蒂维解释，泥炭地原本是湿的，储存着大量的碳和水。

但为了供应全球对纸浆和棕榈油的巨大需求，获得政府特许经营权的大型企业在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排干了大量具有吸水、储碳功能的泥炭地森林，并将部分土地改种单一的造纸经济树种。

在超强厄尔尼诺带来的干旱中，被排干水分的造纸林和泥炭地变成了巨大的“火药桶”。

持续失水的泥炭地，在漫长旱季中更加容易燃烧。

“泥炭地大火最恐怖的地方在于，它并不只是地表燃烧。

”马鲁法解释道，“即使地面上看不到明显的熊熊烈火，火也可能在地下约一米甚至更深处持续阴燃。

在干旱的厄尔尼诺年份，这种地底阴燃的火势蔓延速度会彻底超出基层人员的扑救极限。

往往需要人工挖开焦黑的泥炭层，才能发现下面暗暗燃烧的火。

因此，仅仅在地面洒水或开展直升机洒水，由于严重的烟霾导致飞行能见度太差，根本无法把水送入实际燃烧的地底深层。

” 绿色和平的分析显示，在8月8日至10月1日期间监测到的6811个烟霾源点中，有3557个位于印尼的141个泥炭地水文单元内。

此外，有970个源点位于持有森林利用商业许可证的120家企业特许经营区内，另有980个源点位于233处棕榈油特许经营区内。

“尽管厄尔尼诺现象加剧了本已极端的恶劣天气，但导致印尼火灾的根本驱动因素，是数十年来为了扩张纸浆用材林和油棕等单一作物种植园，而对森林和泥炭地进行的大肆砍伐与破坏。

”陶菲克说。

企业一方的说法是，他们已经建立防火监测系统、配备消防队，并未使用火烧方式清理土地。

但佩尔蒂维提供了不同的数据依据：多个公民社会组织的分析显示，南苏门答腊超过50%的火点发生在企业特许经营范围内。

这些数据挑战了企业声称已在相关区域做好防火管控的说法。

她强调，印尼环境法中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原则——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不论是谁实际在特许经营地内点了火，只要火情发生在该企业的特许经营范围内，该公司就必须为此承担全部责任。

” 阿马利也提供了来自数据层面的审视。

他引用的报告显示，今年1月至8月的火点数量较上年同期增加了约五倍，其中约56%的火点位于采矿、油棕种植和林业企业的特许经营区边界内。

“一些企业控制的土地超过十万公顷，”他说，“我怀疑这些企业是否真正具备管理如此大面积土地、及时发现火点并控制火势的能力。

” 不过，阿马利也提到，要证明企业直接安排烧地，往往需要追查点火者、雇佣关系和指令链条，而这些证据并不容易取得。

但难以证明“谁点了第一把火”，不应让企业的土地管理、防火投入和灭火表现退出公共讨论。

马鲁法则从WALHI的长期监测出发，将火灾的深层原因进一步归结为政治与经济利益的交织。

“一些政府部门负责人，本身与资源开发行业存在商业利益联系，或与持有多地特许经营权的企业有关。

当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同时拥有相关商业利益时，政策就可能倾向于服务这些利益，而不是优先保护公众和生态环境。

”她说。

马鲁法介绍，WALHI曾向政府报告372家与火灾有关的企业，其中约140家属于林业领域；截至采访时，她获悉只有五家企业的许可被撤销。

她认为，处罚规模与灾难规模之间的落差，值得追问。

在加里曼丹中部帕朗卡拉亚，摩托车手们穿行在由该地区火灾造成的浓厚橙色烟雾中。

政府的回应：从"雷人"傲慢到紧急"刹车" 随着危机持续升级，印尼政府的态度经历了显著转变。

危机初期，一些印尼官员的表态引发了巨大争议。

国家政府传播局局长曾公开表示：“当没有雾霾的时候，是我们印尼的森林在给你们输送氧气。

没有雾霾时他们从不感谢，现在有了一个月的烟雾，大家都愤怒了。

” 这番言论在社交媒体上遭到广泛谴责。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明确提出愿意派出消防飞机和救援人员时，政治安全统筹部长则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自己目前依然能够应付这个局面。

” 持续恶化的灾情最终促使政府调整应对。

由于对前期灭火进展极度不满，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在10月中旬罕见地“临阵换将”，直接任命陆军中将接任国家抗灾署最高指挥官。

10月13日，环境部长在政策论坛上立下时间表，预计大火将在一个月内被彻底扑灭。

10月15日，外交部长最终向媒体宣布：“总统已经正式批准接受邻国的救灾协助。

” 但增派资源和调整指挥体系，能否转化为基层持续可用的灭火能力，仍需要通过实际行动检验。

截至发稿时，澎湃新闻对于印尼环境部与救灾负责部门关于国际合作灭火和灾区重建的采访均没有收到回复。

作为主要受到影响的邻国之一，新加坡的回应则同时沿着援助与追责两条路径推进。

10月16日，新加坡国家环境局依据《跨境雾霾污染法》，向七家印尼公司发出预防措施通知；10月19日又追加三家公司。

官方依据地图、气象资料和卫星影像判断，相关特许经营土地上的火灾烟雾可能进入新加坡，要求企业采取灭火、停止焚烧及防止火灾再发等措施，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

新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10月19日表示，政府欢迎印尼总统认真处理火灾，也愿意提供援助。

与此同时，新加坡将进一步追查涉事公司的股东、客户、子公司等企业联系，并考虑通过法律、经济和监管渠道推动责任落实，包括审视融资与经济利益。

她也明确表示，将依据事实处理，并考虑企业提出的证据。

不过，傅海燕在新闻发布会上也公开承认，前三家收到预防措施通知的企业早在2015年引发跨国雾霾时就已被新加坡政府警告过。

但整整11年过去，当年的案子至今仍未结案。

与印尼政府的争议性表态和随后逐步调整的应对相比，民间行动一直没有停止。

面对这场灾难，YIARI发起了一个名为“妈妈的力量”（Power of Mama）的志愿行动。

参与者是一群来自西加里曼丹吉打邦泥炭地周边社区的当地女性。

她们大多是家庭主妇，没有正式工作，也很少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

这群女性志愿者需要骑摩托车穿越复杂地形、巡逻火场，在浓烟最严重的区域工作，同时还要面对外界对她们性别和能力的偏见。

“她们受够了常年火灾带来的影响。

她们要证明，这与性别无关，女性同样在社会和家庭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桑切斯说，“她们异常坚定，无论外人喜欢与否、批评与否、嘲笑与否，没有任何人能阻止她们为环境而战。

” 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吉打邦县双溪布特里 (Sungai Putri) 山火的鸟瞰图。

出路：复湿、问责与系统性变革 对于如何摆脱年复一年的环境噩梦，受访者们给出了从紧急救助到长期治理的系统性回答。

所有人都同意，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尽快扑灭土地上的火灾，同时保护正在吸入烟霾的人。

佩尔蒂维希望政府实际提供合适的防护用品，而不只是建议居民戴口罩；确保医疗点及时可及；为学校制定清晰、一贯的安排，并关注非正规就业者的收入损失。

阿马利则把优先事项放在补足基层灭火条件上。

燃油、设备和设施的缺口必须尽快填补，国际合作也应转化为实际援助，而不是停留在相互指责。

陶菲克主张，政府必须将此次烟霾危机定性为国家级灾难，重新调配国家财政预算救助受害者，同时严格执法、对企业严肃追责。

“鉴于厄尔尼诺的影响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1月，相关部门绝不能在受灾地区民众持续吸入有毒烟霾的情况下消极等待降雨。

”陶菲克说。

在佩尔蒂维看来，最根本的举措是复湿泥炭地。

“经年累月的排水使泥炭地严重退化并变得疏水，只有通过系统性的复湿工程才能恢复其天然功能。

”她说。

但她指出，政府预算投入与问题的紧迫性远不匹配。

在执法方面，她主张，对经营范围内反复出现火灾的企业撤销许可，而不是仅短暂暂停运营。

马鲁法从政治经济层面提出更深层的改革需求。

她认为，应当追查谁从焚烧、土地清理和开发中获利，并把企业、经营许可和利益链条纳入问责范围。

WALHI主张，政府应重新评估已经发放给企业的经营许可。

这种评估不应只针对火灾，也应覆盖其他破坏生态系统的经营行为。

她还强调，保护原住民土地权利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经济收益不应只来自开采资源和大规模开发，保护森林同样可以带来经济和社会价值。

” 阿马利则从供应链和跨境责任的角度补充了这一讨论。

他指出，追踪商品供应链或价值链十分困难，接收商品的企业或国家可能会声称，不知道上游公司发生过森林火灾。

“不能只关注印度尼西亚境内的经营者，或注册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母公司，也要关注哪些国家、企业最终购买和使用了这些商品。

”他说。

在他看来，烟霾问题的讨论需要超越东盟范围，加强跨国民间团结：“受到烟霾影响的国家，以及从相关商品中获益的国家，其民众可以共同推动各自政府和企业承担责任。

” 桑切斯则特别呼吁私营部门承担责任。

“大片土地集中在少数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跨国企业手中，它们从中获取了巨大利润，却未在火灾预防和减灾上投入足够的资源。

解决问题不能只靠政府，这些大型土地所有者必须将利润的一部分回馈到森林保护与火情预防中去。

”她说。

佩尔蒂维则始终把目光放在她所在的城市，以及生活在那里的普通人身上。

她强调，只要印尼政府不对自身在泥炭地和森林治理上的问题进行反思和评估，只要继续将相关产业政策置于大企业利益之下，而不把公民享有清洁空气和健康环境的权利放在首位，类似的人道悲剧就会在未来再次发生。

至于这场跨境环境浩劫的气象出路，王靖宇博士从气候与气象模型的角度给出了分析。

根据气候模型，预计东北季风将在11月中旬至12月上旬开始主导该地区。

一旦东北季风正式确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区域风向格局中将从“下风区”转为“上风区”。

届时，即使印尼境内的焚烧和林火仍在继续，有毒烟霾也将被强风吹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但王靖宇指出，这种切身的窒息体验，正在改变新加坡普通民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

它不再是一个存在于新闻纸上的抽象政治词汇，而是通过身体不适、飙升的医疗开支与电费，以及被打乱的日常作息，变成一种直接而个人化的现实冲击。

所有人都知道，雨季和风向的转变，并不会让这场灾难真正结束。

摩托车手们穿过中加里曼丹省帕朗卡拉亚市森林和土地火灾产生的烟雾。

站在巨港枯萎的天然林边缘，佩尔蒂维提醒，巨港在旱季承受烟霾，在雨季面临洪水。

一座城市在全年仅有的两个季节中，都承受着严重的生活风险。

“人们承受的健康损害是累积性的，不会因为空气好转而一笔勾销。

收入损失、生活破坏同样如此。

”她说。

对于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和巴布亚的数百万居民而言，需要的不只是一场雨。

澎湃新闻首席记者 刘栋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楼兰古国一夜消失，背后真相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楼兰”这个名字，都会觉得它像一个传说。

一座突然出现的沙漠古国，曾经富庶繁华，商队云集，结果却在历史里诡异消失。

没有大规模战争记载，没有亡国诏书，甚至连王族后人都几乎找不到。

最离奇的是，后来探险队进入楼兰遗址时，看到的只剩下被黄沙吞没的断墙、枯木和干尸。

它就像被世界硬生生抹掉了一样。

但很多人不知道，真实历史里的楼兰，比影视剧更复杂。

## 一个靠“过路费”活着的国家 楼兰的位置，其实非常特殊。

它位于今天新疆罗布泊附近，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

西域商队想往中原走，要经过这里；汉朝想和西域各国联系，也绕不开这里。

换句话说，楼兰不是靠种地发财，而是靠“卡交通线”。

谁从这里经过，楼兰就能收税、补给、做贸易。

时间一长，一个原本不大的绿洲小国，竟慢慢变成了西域的重要势力。

但也正因为位置太关键，楼兰很快成了大国博弈里的棋子。

当时最想控制楼兰的，是汉朝和匈奴。

因为谁控制楼兰，谁就等于掐住了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命脉。

## 楼兰最危险的地方，不是沙漠 很多人以为楼兰灭亡，是因为自然灾害。

其实最早让楼兰陷入危险的，反而是“站队”。

楼兰夹在汉朝和匈奴之间，两边都不敢得罪。

今天向汉朝示好，明天又偷偷给匈奴送情报。

表面上左右逢源，实际上却越来越危险。

汉武帝时期，汉朝已经开始强势经营西域。

而楼兰，却做了一件极其冒险的事。

他们多次截杀汉朝使者。

这件事彻底激怒了汉武帝。

公元前77年，汉朝派傅介子出使楼兰。

表面上是送礼，实际上却带着秘密任务。

宴会上，傅介子突然命人拔刀，当场刺杀楼兰国王安归。

整个过程极短。

等楼兰贵族反应过来，国王已经死了。

随后汉朝扶持新王继位，并直接把国名改成“鄯善”。

很多人没意识到，从这一刻开始，楼兰其实已经失去了真正的独立。

## 真正毁掉楼兰的，可能不是战争 但问题来了。

既然楼兰后来还存在，为什么最后还是彻底消失了？ 这里才是最诡异的地方。

考古发现，楼兰后期最大的危机，并不是战争，而是“没水了”。

楼兰所在区域，本来依靠孔雀河供水。

可随着气候变化、河道改道，再加上长期开发，水源开始迅速减少。

绿洲一旦失去水，城市就等于被判死刑。

商队不来了，土地种不了了，人开始逃离。

原本繁华的丝路重镇，慢慢变成了一座被黄沙包围的空城。

更可怕的是，罗布泊地区风沙极强。

很多建筑刚被废弃不久，就会迅速被沙漠吞没。

所以后人才会产生一种错觉： 楼兰像是一夜之间消失了。

实际上，它更像是被环境一点点“杀死”。

## 最令人后背发凉的，是那些遗迹 20世纪初，外国探险队进入楼兰遗址时，发现了大量诡异遗迹。

干尸、木简、残破佛塔，还有被风沙埋了一半的房屋。

有些遗体保存得极其完整，连头发都清晰可见。

因为这里太干燥，人死后不会迅速腐烂。

这也让楼兰带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后来甚至出现了各种传言：诅咒、鬼城、神秘失踪…… 但真实历史往往没有神话那么离奇。

楼兰并不是突然被“神秘力量”毁灭，而是一个夹在大国之间、又严重依赖自然环境的小国，最终没能逃过历史规律。

只是它消失的方式，太安静了。

安静到几百年后，人们甚至以为它从未存在过。

## 评论区聊聊 你觉得楼兰真正灭亡的原因，究竟是气候变化，还是被大国长期控制后的衰败？如果你生活在当年的楼兰，会选择继续守着绿洲，还是提前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