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命洪流退去之后：葬礼用草人代替找不到的遗体，“这是一场由我们自己制造的灾难”

澎湃新闻记者 陈沁涵

傍晚，加德满都帕斯帕提那神庙的上空，烟雾缠绕着余晖，河畔的石造火葬台上火光徐徐。

舒拉吉（Suraj）注视着石台上的竹制担架，上面没有遗体，而是一个草人取而代之，与木柴、香料和酥油一起燃烧。

加德满都帕斯帕提那神庙

一个月前，舒拉吉从尼泊尔山洪与泥石流灾害中幸存，但他的多名家人一直下落不明，包括父亲、长子和弟弟。

截至9月20日，尼泊尔官方数据显示，这场灾难已造成该国1451人死亡、5786人失踪。

舒拉吉已经不抱希望，“想按照我们的信仰和传统为他们举行仪式，让他们的灵魂早日得到安息。

”

许多灾区居民像舒拉吉一样，对寻找失踪亲人的遗体失去信心，委托祭司用印度教的圣草“库沙草”编织成草人，代替那些被洪流冲走的躯体被点燃。

在这个人口约3000万的国家，逾八成民众信奉印度教，笃信生命轮回。

这场灾难不仅剥夺了千余条生命，也因吞噬了逝者的肉身与最后的告别，重击了很多尼泊尔人的生死伦理。

30多岁的舒拉吉与家人生活在拉苏瓦县的一个山村，那里是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洪水来临时，他正在下游办事，得知消息时已经晚了，家园瞬间被石块、泥沙和洪水堆积物完全掩埋。

尼泊尔人其实对自然灾害并不陌生，洪水、泥石流、地震和雪崩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生活。

然而，过去三十年中发生的重大灾难，包括2015年的8.1级强震、2021年的梅拉姆齐洪水，以及最近发生的泥石流和洪水，传递着喜马拉雅山脉加速演变的信号，其带来的影响也日趋剧烈。

约1.1亿立方米的岩石与冰川冰体，突然从尼泊尔朗塘里伦峰上倾泻而下，7分钟内极速推进22公里，直抵下游的尼泊尔城镇。

沿河的四座自动水文监测站接连被冲毁，它们在发出警报之前就消失了。

“这是一场由我们自己制造的灾难。

”加德满都应用科学学院高级研究员、尼泊尔保护生物学会会长普拉卡什·库马尔·保德尔（Prakash Kumar Paudel）对澎湃新闻说，洪水、滑坡或冰湖溃决是自然致灾因子，然而，是否在河谷建造大量住房和基础设施、是否研究河道历史和极端情景，是人类自己的选择。

舒拉吉家族数代人依傍河流生活，从未想过会遭遇洪流灭顶。

他告诉澎湃新闻，现在的村落只剩下一片泥泞的河床。

那天晴朗，没有下雨

“洪水快来了，德里苏利河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请立即组织工作人员发布预警！”——说完这句，电话就挂断了。

当地时间8月26日上午9点多，尼泊尔红十字会比德尔办公室的萨蒙德拉·阿迪卡里（Samundra Adhikari）接到市行政官员的电话。

当阿迪卡里赶去调遣人力时，洪水已至。

德里苏利河岸被洪水冲击后仅剩房屋的基础结构，底层已被掩埋。

尼泊尔现有的自动化水文预警系统是基于传统季风降雨的河流水位变化设计的，预警门槛通常设置在4-9米之间。

8时40分，位于中尼边境及下游恰布鲁比希（Syabrubesi）等地的自动化水文监测站传回的数据显示，河流水位仅为1.62米。

约10分钟，数据传输突然中断。

监测设备安装在河床附近。

洪水波平均传播速度达到约188公里/小时，博特科西—德里苏利河流走廊沿线的数个关键水文监测站遭冲毁，导致系统在传回“超警戒水位”数据之前就被整体摧毁。

水文自动化监测网络在8时50分全线瘫痪，那时，舒拉吉家所在的村庄已被洪水淹没，大多数房屋被彻底冲走或掀翻。

“或许父亲和家人在对岸照料稻田和喂牛，或许及时逃到森林里避难了，或许他们还活着。

”舒拉吉说，他一开始还在祈祷，但这样的愿望随着时间流逝渐渐落空。

尼泊尔水文与气象局（DHM）下属洪水预报处最终在9时左右接到了拉苏瓦地方行政办公室和下游人工观测员的电话，才得知上游暴发了超级洪水。

根据该部门技术报告，其9时15分开始向下游发布预警，通过尼泊尔电信和Ncell向拉苏瓦、努瓦果德、达丁和奇特旺等地发送了68万条预警短信，要求“居民保持高度警戒并前往安全地点”。

努瓦果德县的教师巴德里（Badri）收到了政府发送的洪水警报信息，“通知是在洪水到来前约10分钟收到的，给我们做出反应的时间很有限。

”他准备出门时，道路已被淹没。

阿迪卡里认为，尼泊尔缺乏充分的应急工具、准确的数据，以及针对洪水和其他灾害的完善预警系统。

“如果政府建立了良好的预警系统，洪水可能就不会造成这么多人员受灾。

”

如何预警一度成为灾难的焦点。

一些西方媒体曾关注中国和尼泊尔的“跨境信息共享”，认为这可能影响到双方对重大灾害的预判与准备。

努瓦果德县中心城镇比德尔的市长拉詹·施雷斯塔（Rajan Shrestha）对澎湃新闻表示，中国方面向尼泊尔提供了预警信息，信息经尼泊尔内政部向下传递，但受到了网络延迟等因素的影响。

“应该建立一个能够与中国相连接的双向早期预警系统”，他提议。

9月22日，中国气象局宣布向尼泊尔气象部门正式交付尼泊尔定制版“妈祖”气象智能预警系统。

此前，该系统已于8月29日以云端试用方式提供给尼泊尔。

施雷斯塔补充说，灾害带来的教训是，“预警系统必须真正深入社区，警报也必须更加有力、更加明确。

”同时，他也表示，居民对预警做出响应也至关重要。

家住比德尔的德鲁巴（Dhurba）在洪灾中失去了5位家人，而这场悲剧原本可以避免。

他在首都加德满都开出租，那天9点多接到预警通知后立即打电话给家里。

电话打通了，但家人们得知消息后并没有当回事。

德鲁巴对澎湃新闻说，“那天天气晴朗，没有下雨，从经验上来说不会有太大的洪水，所以他们忽视了。

”

这些依山傍水生活的居民们，经历过数不清的洪水和滑坡。

保德尔指出，居民们不是不懂风险，相反，他们拥有高度具体的环境知识，能够通过一系列迹象判断洪水即将发生：河水颜色变化、洪水或泥沙带来特殊气味、水流速度变化，以及河流水位和河道状态异常。

由于长期生活在河边，他们会持续观察河流，并在社区内交换信息、集体决策。

与自然共处的经验，或许反而在这次极端天灾到来时影响了判断。

德鲁巴挂了电话后还是不放心，没过多久又打电话，却一直无法接通。

他立即调转车头往比德尔的方向驶去。

“那条河那么美，没有想到它有一天会带来如此严重的灾难。

”

被洪水冲击过的德里苏利河岸，正在进行挖掘和清理作业。

被冲走的生活与悬置的死亡

8月26日晚，德鲁巴赶到比德尔时，已经认不出家附近的样子，家家户户拥有的两三层楼房只看得到顶层，眼前尽是洪水与淤泥。

而舒拉吉已经回不去曾经的家，村里的两座桥梁被巨浪卷走，失去了陆路联通。

超级洪峰率先撕裂了源头上游的拉苏瓦县，随后顺流而下，席卷中游的努瓦果德县。

地处德里苏利河流域下游的达丁、戈尔卡以及塔纳胡等县，也相继遭到冲击。

8月26日，尼泊尔内阁在紧急会议上宣布拉苏瓦、努瓦果德、达丁三县为灾难危机区，期限3个月。

直到9月下旬，舒拉吉也没有等到好消息，他决定为失踪的亲人举办葬礼。

而德鲁巴依然在寻找亲人的遗体。

这些天来，他每天都会在手机上点开尼泊尔警方的网页，查看那些身份不明的遇难者信息，面目全非的照片一张一张翻下去。

德鲁巴寻找5个人：母亲、女儿、两个儿子和嫂子。

一个月过去，一个也没有找到。

“找他们、照顾幸存的妻子和父亲、补办证件，给亲戚和警方打电话，现在每一天就是如此。

”他开出租车的工作停了，也根本没有时间悲伤。

失去至亲后，舒拉吉和德鲁巴面临同样的难题——如果没有遗体就没有死亡证明，也意味着无法向政府申请救济和赔偿。

根据尼泊尔2017年颁布的《民法典》第40条，连续失踪12年，或者知情者连续12年不知道其下落的人，除非有证据表明其仍活着，否则失踪者应被推定死亡。

法律还针对某些特定情况规定了较短的期限。

这一规定给受洪水影响的家庭造成了获取救济的困难。

尼泊尔内政部已草拟《针对灾害相关多项尼泊尔法律的修正法案》，旨在针对灾害遇难者的遗体搜寻、保存与移交家属事项，向失踪人员家属提供最低救济。

法案正式落实仍需时间，在这场灾难后，很多问题的解决过程都很漫长，比如德鲁巴在灾后一个月仍未收到政府承诺的现金救济，好在他还有一些储蓄。

而灾后一直住在临时安置中心的萨维特里（Savitri），几近一无所有，只能等待政府的安排。

60多岁的萨维特里，从拉苏瓦县被转移到比德尔的一所中学临时避难，原先的八口之家如今六人失踪，她自己也失去了思考未来的能力。

从9月23日开始，灾民从临时安置中心转移到救济营地，因为那些收容场所原先是学校和医院，现在需要恢复正常的教学和医疗服务。

“我不知道该住在哪里，连一个可以投靠的地方都没有。

”萨维特里说，过去家里的大事都由丈夫或者长子做决定，地震后，她的儿子用政府补贴和借款重新盖了新房子，虽然有长达两年时间住在塑料篷布下，但至少家人在一起。

尼泊尔红十字会比德尔办公室的阿迪卡里表示，受灾群众面临非常困难的处境。

他们没有合适的居住地点，而且许多地方缺乏质量良好的饮用水。

还有一些灾民因洪水陷入极度恐慌，他们被转移到了更远的加德满都或其他城市。

在努瓦果德县，失去房屋的灾民在非政府组织张贴的救济名单上寻找自己的名字。

施雷斯塔坦言，早期部分安置点条件有限，有一些或许没有达到最低人道主义标准。

现在有关国际组织已与地方政府协商制定基本人道标准，市政工作人员也在实地检查营地，并提供反馈。

“比德尔约1700栋房屋完全倒塌，重建住房将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挑战。

”施雷斯塔表示，重建工作将需要一年半时间，涉及土地、资金、设备和其他资源。

而且土地选择还涉及地质安全问题，已联系海外的地质专家提供建议。

德里苏利河谷段灾害前后的对比图。

受访者供图

泥潭与政治之间

萨维特里的邻居建议她尽早给亲人办丧事，在他们罹难的地方请藏传佛教僧侣念经，但她还没有彻底放弃找到失踪亲人的希望。

被洪水肆虐过的地方，许多人都有难以抚平的心理创伤，尤其是年纪尚小的下一代。

教师巴德里说，他所在的学校接收了一批灾区的孩子，有学生失去了双亲，“可以看到他眼里有一种极其严肃的沉默，总是坐在那里发呆。

”

复课的前四天，学校没有讲授任何课本知识，而是安排瑜伽、冥想、唱歌和游戏。

巴德里说，他们对待这些孩子时态度非常谨慎，但相信他们可以克服，因为还有很多人有类似的遭遇，彼此温暖，并不孤单。

比德尔一所学校复课前的冥想活动。

受访者供图

随着学校复课、医院和公共机构恢复正常运营，尼泊尔政府在9月底也开始做准备，考虑从搜救阶段有序过渡到恢复重建阶段。

过去一个月长时间、大范围的搜救已将资源和人力逼到极限。

非政府人道主义组织国际狮子会（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加德满都分支组织主席苏希尔·卡雷尔（Sushil Kharel）告诉澎湃新闻，他和团队曾在山区一处倒塌房屋中看到20多具遗体，但由于道路全部被泥石流冲毁，很多地方搜救只能依赖直升机，而直升机无法在泥泞的地面降落，悬停操作过程困难又耗时。

加之政府现有设备不足，救援效率有限。

尼泊尔军方直升机在灾区清运遗体。

受访者供图

为应对此次复合型灾难，尼泊尔政府建立“单一窗口”机制，将核心的高危搜救、遗体清运与核心现场处置权，严格收拢于尼泊尔军队与警察等专业救援力量手中；对于国际救援，政府随后专设紧急应变小组（ERT）对接。

漫长的危机恰逢尼泊尔政治秩序重塑之际。

多年来公众对腐败、裙带关系和制度漂移的积怨，在2025年9月因社交平台管控问题达到顶峰，由青年领导的抗议活动推翻了大批旧政治势力，并将一代风格迥然不同的新领导人送上了执政舞台。

尼泊尔现任总理沙阿曾是一名说唱歌手、市长、工程师，也是该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

他领导的民族独立党（RSP）是一个新兴的反建制政党，将Z世代对旧政治体制的愤怒转化为竞选动力，在今年3月的议会选举中赢得了近2/3的席位。

沙阿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个人照片。

大多数场合，他都佩戴一副深色墨镜，这已成为其标志性符号。

一些年轻领袖已进入尼泊尔议会和政府，而另一些则继续留在活动团体中。

这两类人群之间的分歧日益明显，他们经常在与旧政治体制妥协的程度上发生冲突。

领导层更迭仅是政治革新的开始，新老政治力量尚在博弈和磨合时，一场空前的喜马拉雅危机轰然而至。

围绕沙阿政府的应对，社会中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声音。

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经济学教授希瓦·拉尔·布萨尔（Shiva Lal Bhusal）对澎湃新闻表示，这是一个新组建的政府，面对如此大型的灾难，没能立即做出准确判断，比如没有及时接受国际救援队和相关技术支持，错误估计了自身能力与灾害的实际严重程度。

“新组建政府与旧政党及资深政客之间的联系已经断裂，无法高效利用过往的救灾经验。

”布萨尔说，救灾过程中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民间某种程度的不满情绪可能正在滋生。

而多名年轻人的论调则完全相反，对沙阿政府的表现感到满意。

30岁出头的教师皮亚库雷尔说：“他们正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只是还没有看到明确的结果，因为新政府成立甚至还不到一年。

”此外，他还对往届政府表示愤怒，“他们（上届政府高层）从来没有真正考虑人民，只关心自己和亲属以及所属的政治集团，这就是过去那些政治领导人无法真正为国家做事、也无法推动国家发展的主要原因。

”

面对新老政治力量博弈，新政府正在艰难迈出第一步，而灾后瘫痪的经济命脉重建更是一场持久战。

博特科西走廊是尼泊尔与中国之间贸易、旅游、交通和水电的生命线。

道路、桥梁、输电线路、海关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的受损，中断了经济活动并造成巨额财政损失。

布萨尔表示，救援结束后，尼泊尔应立即重建中尼的跨境联系，优先修复受损的跨境道路和桥梁，保持其正常运转，这将是附近居民的经济生命线之一。

尼泊尔没有能够在地缘政治博弈中提供独立杠杆的工业基础，它所拥有的是作为连接印度平原与青藏高原狭长走廊的地理位置。

在该国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地理位置起到了一种保护作用，尼泊尔通过使自身对中印双方都有用且对任何一方都不构成威胁而得以生存。

有尼泊尔专家撰文指出，尼泊尔拥有丰富的水电资源，中印对跨界输电和区域能源合作都有强烈需求，若管理得当，水电可以为气候韧性举措提供资金，也能成为在中印之间践行战略自主的生存技巧。

作为“亚洲水塔”之一，尼泊尔的电力几乎都来自清洁能源，水电为绝对主力。

但此次灾害中大量水电设施被毁，“减缓气候变化的基建反被气候影响摧毁”的悖论此刻显现。

洪灾前几天，曼吉特·达卡尔（Manjeet Dhakal）恰好经过德里苏利河谷，参观了由中国企业支持建设的尼泊尔最大太阳能电站。

数日后那里被泥石流摧毁，太阳能电站和公路严重受损，给国家能源多元化的努力造成了巨大打击。

达卡尔是最不发达国家气候变化集团（LDC Group）主席首席顾问、气候分析组织（Climate Analytics）南亚办事处主任，他对澎湃新闻指出，现有水电基建设计大多基于历史水文数据，未来须纳入不同升温情景（1.8°C、2.5°C等）下的风险评估，加强上游冰川与坡体监测，并继续推进能源来源多元化。

喜马拉雅警钟

“气候正义不能仅仅是联合国文件里一句漂亮的空话。

”9月24日，沙阿在联合国第81届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尼泊尔的温室气体（GHG）排放量不足全球的0.1%，但灾难却反复摧毁基础设施和生计，迫使该国举债重建。

研究机构“世界天气归因”（WWA）9月17日发布的研究称，气候变化很可能是促成这场毁灭性洪灾的关键原因之一。

科学家表示，洪水是由尼泊尔境内喜马拉雅山脉朗塘里伦峰的岩壁和冰川冰块坍塌引起的。

研究指出，这场灾难是气温上升、冰川变薄、多年冻土融化以及原有地质缺陷共同作用下的“复合型事件”。

受到这场悲剧的触动，来自尼泊尔戈尔卡县的11名青年，9月下旬在马纳斯鲁峰大本营附近海拔4900米处发起了无期限绝食抗议，要求采取行动降低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并保护冰川湖，数日后结束绝食。

这些青年向政府提出八点诉求，包括在各湖泊和河流安装水位监测系统及预警警报器；将气候变化影响纳入山区社区学校的课程体系中等。

喜马拉雅是一个地质上相对年轻且仍在持续隆升的山系，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持续碰撞使当地断层活动活跃。

部分大型地震属于低频事件，重现间隔可能长达数百年甚至更久。

在保德尔看来，这类灾害本身具有自然属性，但当代灾害的发生与影响可能受到两类因素推动：气候变化的触发作用；人类不合理的发展模式。

他进一步指出，传统山地社区，人们通常居住在山顶或地势较高的位置，河岸和河谷主要用于耕作。

这些传统智慧并没有被现代发展体系吸收。

政府和开发者往往受利益推动，选择建设成本最低、工程最方便的地点进行开发，没有得到充分的科学指导。

道路和基础设施建成后，市场、住房、公共设施和居民随之被吸引到周边，最终形成沿河高密度的聚集，不断累积潜在的灾害风险。

对部分普通居民而言，每一次搬迁都是无奈之举，萨维特里就是其中的缩影。

原先他们一家的房屋建在高山，20多年前被一次山体滑坡摧毁，她转而到山下建房，房子却在2015年地震中坍塌，这次河岸边被冲走的家已是两次重建后的产物。

在滑坡、地震与暴雨洪流的夹击下，这些平凡的避难者似乎陷入了一个无论搬去哪里都避无可避的困境。

达卡尔表示，喜马拉雅地区气温上升速度快于全球平均水平，这一点科学界早有预测，但此次灾害的规模超出了以往任何预测，无论是民众还是政府都很难有充分准备。

洪水不仅冲毁了人类的家园，也削弱了重要的河岸生态系统。

保德尔提醒，频发的洪水破坏了洄游鱼类等水生动物的栖息地和繁殖地，依赖河流和自然资源生存的原住民及边缘群体可能失去生计。

此外，干旱、强降水和高山栖息地缩小会加剧人兽冲突。

因此，“灾后恢复不能只依赖堤坝等大型工程，还应修复河岸植被和自然栖息地，利用生态系统以更低成本、更可持续的方式降低灾害风险。

”

尼泊尔已向联合国损失与损害基金（FRLD）求援，但该基金本身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和拨款迟缓问题。

沙阿表示，气候脆弱性正在暴露国际体系中更深层次的不平等——贫穷国家正承受着由其无法控制的冲突和决策所引发的混乱。

尼泊尔外交部称，初步估计，此次灾后重建需要约50亿美元资金。

这个数额占该国2026/27财年年度预算的近四成。

萨维特里等着政府新建安置房，以回到正常生活轨道；舒拉吉则希望尽快收到政府发放的补偿金，因为家里物品被冲走之后都要重新购置，开销太大；而德鲁巴说：“想要有一个安全的家”，他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个亲人了。

帕斯帕提那神庙石台下，巴格马蒂河水静静流淌。

那些失去了生命、挚爱与家园的人们，正用他们的沉痛遭遇提醒，或许我们面对的问题不是战胜灾难，而是如何敬畏自然。

本期编辑 陆枫

彭建兵院士详解尼泊尔冰岩崩：构造“破其体”、隆升“撕其肉”、地震“裂其骨”、冻融“蚀其髓”

在成都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山地科学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彭建兵向与会者展示了一组令人窒息的卫星遥感影像。

画面中，2026年8月发生在尼泊尔蓝塘里壤的冰岩崩灾害，裹挟着毁天灭地的能量，以泥石流的形式狂奔22公里，径直冲向了我国吉隆口岸。

灾后的吉隆口岸，满目疮痍。

彭建兵院士。

本文图片来自中科院山地所。

彭建兵团队通过大量的灾前卫星形变反演、地质构造解析与多期地震数据比对，以“冰岩崩孕灾的‘基因密码’”为题，对吉隆口岸灾害链触发的机理进行解析。

彭建兵认为，这场夺走无数人生命和安宁的灾难，绝非一次偶然的突发性事件。

“构造破其体，隆升撕其肉，地震裂其骨，冻融蚀其髓。

四力递进耦合，将完整‘身体’逐渐改造为‘活的’临界灾体，最终在气温升高、融水入渗的触发下失稳成灾，这就是青藏高原冰岩崩的‘基因密码’。

”彭建兵总结。

冰岩体灾前已出现明显位移 冰岩崩是高位冰岩体沿脆弱面突然脱离母体、转化为碎屑流并常诱发堵江、洪水等灾害链的冰冻圈灾害。

2026年8月26日10时5分，尼泊尔蓝塘里壤突发高位冰岩崩，冰岩物质坠落至海拔4000米左右，撞击铲刮，转化为碎屑流，冲击我国吉隆口岸。

彭建兵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冰岩崩灾害。

10月17日至19日，由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所、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山地伙伴关系、巴基斯坦真纳大学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国际山地科学大会在成都举行。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高位冰岩体沿脆弱面突然脱离母体，转化为碎屑流，形成大量灾害量的过程。

”彭建兵在会上指出。

泥石流约7分钟高速冲击22公里，直达海拔约1800米的我国吉隆口岸，表现出“超历史记录、超防范标准、超防御规划”等特征。

那么，灾前发生了什么呢？ 彭建兵团队在灾前的卫星形变反演图上，用一条红黄相间的色带清晰勾勒出冰岩体的异动。

数据显示，冰岩体在灾前已有明显的缓慢蠕变现象，位移量约为-20m/yr（20米/年）。

更令人警惕的是，位移量结果表明，该区域在灾害发生前24天，累计位移已达约5米，灾前冰川运动显著增强。

除了形变，灾前影像还揭示了更致命的细节。

在灾害源区，存在一条规模巨大的先存破裂面。

这表明，在灾难发生前，山体的“骨骼”早已出现了致命的裂隙，为后续的崩溃预置了物理边界。

为什么看似坚固的高山会突然崩溃？彭建兵团队摒弃了将灾害孤立看待的传统视角，将其置于青藏高原地壳浅表层圈层结构与高山冰川地貌垂直分带的宏大框架内。

团队将青藏高原划分为雪线之上、冰线之上、雨线之上和高山苔原线四个垂直地貌带，并指出，高海拔“冰-岩-水”强耦合区，正是高位灾害孕育的关键地带。

构造、隆升、地震、冻融：四力共同酿成冰岩崩 在彭建兵看来，吉隆口岸的冰岩崩，正是四种机制共同酿成的结果。

在报告中，他详细拆解了这套“基因密码”的形成机制。

报告现场 彭建兵说，青藏高原经历了长期的挤压、剪切和差异隆升。

这种地质历史时期的持续构造变形，使断裂、节理及原生结构面不断产生、错动和组合，逐步将完整岩体改造成多尺度破碎结构网络。

区域逆冲断裂体系如同刻刀，把山体“预切割”成块体，局部结构面的组合进一步限定了吉隆冰岩崩源区的后缘、侧缘和底部边界。

其次，伴随持续挤压的是隆升动力——松开灾体结构。

河流深切的侵蚀与地壳构造隆升的协同作用，使得山体在“长高”中不断变陡。

彭建兵指出，在深切的峡谷岸坡，由于侧向约束的解除，极易产生强烈的卸荷回弹与松动。

这种卸荷作用导致拉应力集中，使得原本已经受损的岩体进一步“松绑”，扩展了岩体内部的裂隙，为冰岩崩提供了松动的结构基础。

真正的“重创”来自地震动力，放大了灾体伤痕。

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7.8级大地震，震中距吉隆镇仅约43公里。

地震波使岩体节理张开，裂缝变成水流的通道。

更为深远的影响是，这次大地震将吉隆山体推入了“亚稳定状态”。

中国地质大学教授陈剑也曾表示，“吉隆一带，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就已经造成岩体损伤，产生大量裂隙，破坏岩体原有结构；叠加冰川反复冻融持续削弱岩体强度，再遇上全球变暖的大背景，冰体消融加速，最终诱发冰岩崩。

” 报告特别强调了地震的“滞后效应”：强震输入导致岩体损伤累积，从“完整”走向“亚稳定”，在随后的暴雨、冻融下持续发生破坏，甚至在数年乃至十余年后仍诱发潜在崩塌。

彭建兵指出，除此之外，2015年尼泊尔7.2级、2025年定日7.1级等多期强震的叠加，使得应力不断传递，岩体损伤不断累积，灾害触发风险急剧增加。

最后是冻融动力加剧灾体破损。

高海拔源区冻融频繁，存在昼夜冻融与季节冻融两套节律。

彭建兵指出，一天之内跨越冰点两次，每年昼夜冻融循环可达上百次。

水在结冰时体积膨胀率约9%，其冻胀压力远超岩石的抗拉强度。

冻融作用持续削弱冰岩连接，不断扩展既有裂隙，推动高寒岩体由完整向裂隙化、块裂化演变。

“构造给了裂隙，隆升松了结构，地震撕开了伤口，冻融则是最耐心的‘执行者’，日复一日，把伤口变成断口。

”彭建兵用这样一段严谨而残酷的表述，概括了这一过程。

冰雪融水是“最后一根稻草” 彭建兵说，当构造、隆升、地震与冻融将岩体推向临界状态时，冰雪融水可能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报告指出，冰岩崩的启动并非瞬间完成，而是一个从渐变损伤累积到临界灾变的连续演化过程。

这一过程可概括为几个前后衔接的阶段：首先是裂隙网络贯通，为灾害孕育提供了结构前提；随后，融水强盛入渗，使诱发条件趋于成熟；接着，有效应力降低，岩体强度进一步劣化；当强度跌破阈值，灾体便进入临界状态；最终，冰岩崩启动，转化为灾变。

彭建兵院士用两个比喻概括了这一机制的核心：“温度是开关，融水是润滑剂。

”温度在冰点上下波动，控制着冻胀与融化的交替；而融水沿裂隙渗入，则起到软化结构面、降低有效应力的润滑作用，二者共同将长期累积的损伤推向失稳的临界点。

彭建兵在报告中提到一个不少人的困惑：如此巨大的泥石流，水究竟从何而来？在灾前卫星影像上，山里并没有多少水的痕迹。

经过与专家的探讨，谜底被揭开——冰川内部拥有极其复杂的“三层水”，即冰下水、冰中水和冰面水，甚至还有隐藏在冰川内部的冰面湖。

巨大的水量在极短时间内转化为巨大的动能，导致原本新鲜的岩体在泥石流沟里瞬间破碎成粉末状。

报告总结指出，裂隙网络一旦贯通，强度跌破阈值，岩体必然失稳启动，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力耦合”过程。

“对自然而言，这是5000万年的演化；对人而言，崩塌只发生在一瞬间。

”在报告的最后，彭建兵院士说。

吉隆口岸的冰岩崩并非孤例。

彭建兵在报告中指出，喜马拉雅地区类似问题很普遍，“不是某一个地区……整个很多地区都有类似的问题”。

他同时强调，高海拔冰-岩-水强耦合区已成为高位灾害孕育的关键带。

防灾减灾理念必须从只看表象，转向关注岩体是否已接近失稳临界。

澎湃新闻记者 王选辉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漫长的窒息：厄尔尼诺点燃印尼，一场本可避免的灾难

印度尼西亚巨港的森林火灾和雾霾（© Photographer/Greenpeace） 十月初，南苏门答腊省首府巨港的天空呈现出烧灼过的暗黄色，整座城市被一层厚重得像固体一样的毒雾笼罩着。

卡蒂卡·佩尔蒂维（Kartika Pertiwi）站在街头，抬头望向天空。

黄色的烟霾中，远处的安佩拉大桥（Ampera Bridge）——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已经完全消失。

“空气中满是灼烧的颗粒物，即使出门戴着口罩也根本无济于事，”这位苏门答腊本土草根环保组织Rawang的成员声音中透着疲惫，“残留的毒素和焦味会死死粘在衣服上。

” 根据印尼环境部空气污染物标准指数，巨港10月5日的PM2.5浓度一度飙升至1702微克/立方米，有本地居民甚至记录到突破1900微克/立方米的极端峰值。

这一数字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安全标准的上百倍。

为了驱散毒雾，印尼军方和抗灾署不得不使用飞机，向巨港上空投放了1600公斤干冰，试图通过改变低空气象条件来“破开”烟霾，然而收效甚微。

巨港机场的能见度几度跌破十米，大量航班被迫无限期延误或返航。

学校关闭，全面转为线上教学。

这场灾难并非突如其来，也不是无法避免。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BMKG）早在3月初就针对今年的极端干旱和森林火灾风险发出长期预警。

从7月开始，火灾在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的泥炭地上开始蔓延，持续至今。

独立森林监测平台Nusantara Atlas10月19日公布的卫星分析显示，2026年1月至9月底，印尼全国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90万公顷，相当于25个新加坡的面积。

由于烟霾遮蔽了部分卫星影像，实际灾情可能更加严重。

这很可能是印尼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野火季节。

卫生部18日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已有超过30万人感染与火灾相关的呼吸道疾病，其中超过一半是10岁以下的儿童。

数百万人数月来一直生活在令人窒息的有毒烟霾之下。

10月以来，烟霾已飘到邻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严重影响多国的空气质量。

表面上看，这场灾难似乎源于2026年“超强厄尔尼诺”引发的严重干旱。

然而，在佩尔蒂维和众多长期关注印尼环境危机的人看来，厄尔尼诺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这场创纪录的火灾和跨境烟霾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人为因素——数十年来对土地的不合理使用，对泥炭地的大规模排水和破坏，以及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

野火与雾霾之下，真正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原本湿润的泥炭地变得如此易燃？为什么反复发生的灾难，没有带来足够有力的预防和问责？事实是，今年印尼的悲剧再次表明，人类对土地的不合理使用与气候变化叠加，可能造成多么可怕的人道灾难。

从空中俯瞰，可以看到双溪布特里村的泥炭地和森林正在燃烧。

从加里曼丹到新加坡的跨国灾难 从7月开始至今，这场灾难的规模和影响，早已超出印尼国境。

根据印尼卫生部10月18日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已有超过30万人感染与火灾相关的呼吸道疾病，病例数在过去一周内上升了10%，其中10岁以下儿童占总病例数的近半。

“呼吸清洁空气是一项基本权利，但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等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持续处于危险水平。

”绿色和平组织印尼森林项目全球总负责人琪琪·陶菲克（Kiki Taufik）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指出，当地居民不仅面对学校停课、航班受阻，也承受日常生产活动中断带来的收入下降。

在苏门答腊等地，当地房屋大都没有空调，平时常年敞开，人们的大多数日常活动都在户外，这意味着没有人能把自己死锁在家里长达数月。

WALHI（印尼环境论坛）国家执行机构森林与林业项目活动家乌米·马鲁法（Umi Ma’rufah）告诉澎湃新闻，目前至少有九个省份受到火灾影响——加里曼丹四个省、苏门答腊四个省以及巴布亚。

她特别担忧偏远社区：与城市相比，那里更难获得医疗、防护用品和救援支持。

而近期到过南加里曼丹的印尼独立能源与环境智库Trend Asia研究经理扎基·阿马利（Zakki Amali）则告诉澎湃新闻，现场情况令他印象深刻。

“消防人员缺少汽油，设备和配套设施也不足，”他说，“从中央到地方的应对能力不足，与持续燃烧的火灾叠加在一起，使这场灾害变得更加难以控制。

” 在社交平台上广泛流传的一段视频中，一名戴着口罩的孩子站在昏暗、诡异的橙色天空下，呼吁政府伸出援手。

他手里举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拯救我们的肺”。

灾难的涟漪也扩散到海峡对岸。

新加坡自10月5日起连续12天空气质量处于不健康水平，24小时PSI指数一度突破226，达到重污染级别。

这是近十年来当地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空气质量恶化期。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国立教育学院气象与气候学专家王靖宇博士向澎湃新闻指出，导致当前跨境雾霾恶化存在三个复杂的宏观季风与气象复合因素。

“当前主导的季风受偏南风控制，将野火有毒烟霾持续输送至新马两国的低空呼吸区；而超强厄尔尼诺现象降低了东南亚海域表层水温，抑制了水分蒸发，导致降水严重不足。

同时，西北太平洋今年已生成的30个台风远高于历史同期18个的平均水平，这些台风像海绵一样抽取了东南亚的水汽，使该地区更加干燥。

” 王靖宇预测，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未来数月接近峰值，这些复合气象影响会持续加剧消防扑救的难度。

在东北季风到来、将烟霾吹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前，该区域可能还要面临一段较长时间的空气质量恶化期。

在这场人类制造的灾难中，还有一群无法发声的受害者——野生动物。

印尼自然与康复基金会（YIARI）创始人卡梅尔·利亚诺·桑切斯博士（Dr. Karmele Llano Sánchez）告诉澎湃新闻，今年的野火危机早在7月就已开始，大火一度威胁到YIARI的红毛猩猩康复中心。

她沉重地描述了野火对野生动物的毁灭性打击：“大量动物可能在毫无逃脱机会的情况下被烧死，而侥幸活下来的那些则面临更残酷的现实：森林被毁后，它们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水源和庇护所。

” 印尼自然与康复基金会（YIARI）在救援红毛猩猩。

（图片 YIARI） 被排干的泥炭地与失灵的治理 在这场问责风暴中，一个长期存在的叙事再次浮现：印尼官方和某些特许经营大企业常常试图简化林火成因，把矛头指向当地弱势的原住民群体和小农户传统的“刀耕火种”农业耕作方式。

佩尔蒂维对此提出了强烈质疑。

她讲述了南苏门答腊一项名为Sonor的传统农耕实践。

“这是一种社区性质的集体活动。

在公司大规模进入苏门答腊、大面积清理土地之前，当地农民会以极为谨慎的方式进行有控制的烧荒。

他们了解风向，懂得如何管理火势防止蔓延，这种活动也不是每年进行，带来的收成往往可以维持家庭两到三年的生计。

” 然而，政府已经明令禁止这项传统多年。

对刑事后果的恐惧，使许多社区放弃了这项实践。

更无奈的是，随着种植中断，老一代农民珍视的优质稻种也逐步消亡。

“真正让人忧心的是，那些小农户和普通农民反而成了被追查和刑事追究的对象，而大企业却往往置身问责之外，”佩尔蒂维说，“这是执法的不公正。

” 马鲁法也强调，把大规模火灾主要归咎于原住民和小农并不合理。

WALHI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多年以前就已开始的森林和土地大规模破坏，以及政府向企业发放经营许可后不断扩大的开发活动。

“原住民和小农的传统农业实践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而严重火灾是在企业获得许可、森林被大规模开垦为种植园之后出现并加剧的。

”她说。

多位采访对象都指出，要真正理解这场灾难的真正原因，必须回到土地本身。

佩尔蒂维解释，泥炭地原本是湿的，储存着大量的碳和水。

但为了供应全球对纸浆和棕榈油的巨大需求，获得政府特许经营权的大型企业在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排干了大量具有吸水、储碳功能的泥炭地森林，并将部分土地改种单一的造纸经济树种。

在超强厄尔尼诺带来的干旱中，被排干水分的造纸林和泥炭地变成了巨大的“火药桶”。

持续失水的泥炭地，在漫长旱季中更加容易燃烧。

“泥炭地大火最恐怖的地方在于，它并不只是地表燃烧。

”马鲁法解释道，“即使地面上看不到明显的熊熊烈火，火也可能在地下约一米甚至更深处持续阴燃。

在干旱的厄尔尼诺年份，这种地底阴燃的火势蔓延速度会彻底超出基层人员的扑救极限。

往往需要人工挖开焦黑的泥炭层，才能发现下面暗暗燃烧的火。

因此，仅仅在地面洒水或开展直升机洒水，由于严重的烟霾导致飞行能见度太差，根本无法把水送入实际燃烧的地底深层。

” 绿色和平的分析显示，在8月8日至10月1日期间监测到的6811个烟霾源点中，有3557个位于印尼的141个泥炭地水文单元内。

此外，有970个源点位于持有森林利用商业许可证的120家企业特许经营区内，另有980个源点位于233处棕榈油特许经营区内。

“尽管厄尔尼诺现象加剧了本已极端的恶劣天气，但导致印尼火灾的根本驱动因素，是数十年来为了扩张纸浆用材林和油棕等单一作物种植园，而对森林和泥炭地进行的大肆砍伐与破坏。

”陶菲克说。

企业一方的说法是，他们已经建立防火监测系统、配备消防队，并未使用火烧方式清理土地。

但佩尔蒂维提供了不同的数据依据：多个公民社会组织的分析显示，南苏门答腊超过50%的火点发生在企业特许经营范围内。

这些数据挑战了企业声称已在相关区域做好防火管控的说法。

她强调，印尼环境法中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原则——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不论是谁实际在特许经营地内点了火，只要火情发生在该企业的特许经营范围内，该公司就必须为此承担全部责任。

” 阿马利也提供了来自数据层面的审视。

他引用的报告显示，今年1月至8月的火点数量较上年同期增加了约五倍，其中约56%的火点位于采矿、油棕种植和林业企业的特许经营区边界内。

“一些企业控制的土地超过十万公顷，”他说，“我怀疑这些企业是否真正具备管理如此大面积土地、及时发现火点并控制火势的能力。

” 不过，阿马利也提到，要证明企业直接安排烧地，往往需要追查点火者、雇佣关系和指令链条，而这些证据并不容易取得。

但难以证明“谁点了第一把火”，不应让企业的土地管理、防火投入和灭火表现退出公共讨论。

马鲁法则从WALHI的长期监测出发，将火灾的深层原因进一步归结为政治与经济利益的交织。

“一些政府部门负责人，本身与资源开发行业存在商业利益联系，或与持有多地特许经营权的企业有关。

当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同时拥有相关商业利益时，政策就可能倾向于服务这些利益，而不是优先保护公众和生态环境。

”她说。

马鲁法介绍，WALHI曾向政府报告372家与火灾有关的企业，其中约140家属于林业领域；截至采访时，她获悉只有五家企业的许可被撤销。

她认为，处罚规模与灾难规模之间的落差，值得追问。

在加里曼丹中部帕朗卡拉亚，摩托车手们穿行在由该地区火灾造成的浓厚橙色烟雾中。

政府的回应：从"雷人"傲慢到紧急"刹车" 随着危机持续升级，印尼政府的态度经历了显著转变。

危机初期，一些印尼官员的表态引发了巨大争议。

国家政府传播局局长曾公开表示：“当没有雾霾的时候，是我们印尼的森林在给你们输送氧气。

没有雾霾时他们从不感谢，现在有了一个月的烟雾，大家都愤怒了。

” 这番言论在社交媒体上遭到广泛谴责。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明确提出愿意派出消防飞机和救援人员时，政治安全统筹部长则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自己目前依然能够应付这个局面。

” 持续恶化的灾情最终促使政府调整应对。

由于对前期灭火进展极度不满，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在10月中旬罕见地“临阵换将”，直接任命陆军中将接任国家抗灾署最高指挥官。

10月13日，环境部长在政策论坛上立下时间表，预计大火将在一个月内被彻底扑灭。

10月15日，外交部长最终向媒体宣布：“总统已经正式批准接受邻国的救灾协助。

” 但增派资源和调整指挥体系，能否转化为基层持续可用的灭火能力，仍需要通过实际行动检验。

截至发稿时，澎湃新闻对于印尼环境部与救灾负责部门关于国际合作灭火和灾区重建的采访均没有收到回复。

作为主要受到影响的邻国之一，新加坡的回应则同时沿着援助与追责两条路径推进。

10月16日，新加坡国家环境局依据《跨境雾霾污染法》，向七家印尼公司发出预防措施通知；10月19日又追加三家公司。

官方依据地图、气象资料和卫星影像判断，相关特许经营土地上的火灾烟雾可能进入新加坡，要求企业采取灭火、停止焚烧及防止火灾再发等措施，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

新加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10月19日表示，政府欢迎印尼总统认真处理火灾，也愿意提供援助。

与此同时，新加坡将进一步追查涉事公司的股东、客户、子公司等企业联系，并考虑通过法律、经济和监管渠道推动责任落实，包括审视融资与经济利益。

她也明确表示，将依据事实处理，并考虑企业提出的证据。

不过，傅海燕在新闻发布会上也公开承认，前三家收到预防措施通知的企业早在2015年引发跨国雾霾时就已被新加坡政府警告过。

但整整11年过去，当年的案子至今仍未结案。

与印尼政府的争议性表态和随后逐步调整的应对相比，民间行动一直没有停止。

面对这场灾难，YIARI发起了一个名为“妈妈的力量”（Power of Mama）的志愿行动。

参与者是一群来自西加里曼丹吉打邦泥炭地周边社区的当地女性。

她们大多是家庭主妇，没有正式工作，也很少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

这群女性志愿者需要骑摩托车穿越复杂地形、巡逻火场，在浓烟最严重的区域工作，同时还要面对外界对她们性别和能力的偏见。

“她们受够了常年火灾带来的影响。

她们要证明，这与性别无关，女性同样在社会和家庭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桑切斯说，“她们异常坚定，无论外人喜欢与否、批评与否、嘲笑与否，没有任何人能阻止她们为环境而战。

” 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吉打邦县双溪布特里 (Sungai Putri) 山火的鸟瞰图。

出路：复湿、问责与系统性变革 对于如何摆脱年复一年的环境噩梦，受访者们给出了从紧急救助到长期治理的系统性回答。

所有人都同意，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尽快扑灭土地上的火灾，同时保护正在吸入烟霾的人。

佩尔蒂维希望政府实际提供合适的防护用品，而不只是建议居民戴口罩；确保医疗点及时可及；为学校制定清晰、一贯的安排，并关注非正规就业者的收入损失。

阿马利则把优先事项放在补足基层灭火条件上。

燃油、设备和设施的缺口必须尽快填补，国际合作也应转化为实际援助，而不是停留在相互指责。

陶菲克主张，政府必须将此次烟霾危机定性为国家级灾难，重新调配国家财政预算救助受害者，同时严格执法、对企业严肃追责。

“鉴于厄尔尼诺的影响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1月，相关部门绝不能在受灾地区民众持续吸入有毒烟霾的情况下消极等待降雨。

”陶菲克说。

在佩尔蒂维看来，最根本的举措是复湿泥炭地。

“经年累月的排水使泥炭地严重退化并变得疏水，只有通过系统性的复湿工程才能恢复其天然功能。

”她说。

但她指出，政府预算投入与问题的紧迫性远不匹配。

在执法方面，她主张，对经营范围内反复出现火灾的企业撤销许可，而不是仅短暂暂停运营。

马鲁法从政治经济层面提出更深层的改革需求。

她认为，应当追查谁从焚烧、土地清理和开发中获利，并把企业、经营许可和利益链条纳入问责范围。

WALHI主张，政府应重新评估已经发放给企业的经营许可。

这种评估不应只针对火灾，也应覆盖其他破坏生态系统的经营行为。

她还强调，保护原住民土地权利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经济收益不应只来自开采资源和大规模开发，保护森林同样可以带来经济和社会价值。

” 阿马利则从供应链和跨境责任的角度补充了这一讨论。

他指出，追踪商品供应链或价值链十分困难，接收商品的企业或国家可能会声称，不知道上游公司发生过森林火灾。

“不能只关注印度尼西亚境内的经营者，或注册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母公司，也要关注哪些国家、企业最终购买和使用了这些商品。

”他说。

在他看来，烟霾问题的讨论需要超越东盟范围，加强跨国民间团结：“受到烟霾影响的国家，以及从相关商品中获益的国家，其民众可以共同推动各自政府和企业承担责任。

” 桑切斯则特别呼吁私营部门承担责任。

“大片土地集中在少数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跨国企业手中，它们从中获取了巨大利润，却未在火灾预防和减灾上投入足够的资源。

解决问题不能只靠政府，这些大型土地所有者必须将利润的一部分回馈到森林保护与火情预防中去。

”她说。

佩尔蒂维则始终把目光放在她所在的城市，以及生活在那里的普通人身上。

她强调，只要印尼政府不对自身在泥炭地和森林治理上的问题进行反思和评估，只要继续将相关产业政策置于大企业利益之下，而不把公民享有清洁空气和健康环境的权利放在首位，类似的人道悲剧就会在未来再次发生。

至于这场跨境环境浩劫的气象出路，王靖宇博士从气候与气象模型的角度给出了分析。

根据气候模型，预计东北季风将在11月中旬至12月上旬开始主导该地区。

一旦东北季风正式确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区域风向格局中将从“下风区”转为“上风区”。

届时，即使印尼境内的焚烧和林火仍在继续，有毒烟霾也将被强风吹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但王靖宇指出，这种切身的窒息体验，正在改变新加坡普通民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

它不再是一个存在于新闻纸上的抽象政治词汇，而是通过身体不适、飙升的医疗开支与电费，以及被打乱的日常作息，变成一种直接而个人化的现实冲击。

所有人都知道，雨季和风向的转变，并不会让这场灾难真正结束。

摩托车手们穿过中加里曼丹省帕朗卡拉亚市森林和土地火灾产生的烟雾。

站在巨港枯萎的天然林边缘，佩尔蒂维提醒，巨港在旱季承受烟霾，在雨季面临洪水。

一座城市在全年仅有的两个季节中，都承受着严重的生活风险。

“人们承受的健康损害是累积性的，不会因为空气好转而一笔勾销。

收入损失、生活破坏同样如此。

”她说。

对于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和巴布亚的数百万居民而言，需要的不只是一场雨。

澎湃新闻首席记者 刘栋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