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棣的野史为何如此之多？朱棣真的说过这样的话吗？

今天看见有人吐槽《玉楼春》里白鹿这句台词

说教坊司女子不可能进入后宫

那么教坊司女子可以入后宫吗？

可以的朋友，可以的。

景泰时期的李惜儿就出身于教坊司，如果不是明代宗太早去逝，她应该也能被封一个贵人，毕竟最后景泰帝的后宫拢共就三个人，她的伶人弟弟也被封为了千户，这是正经外戚待遇。

不过接下来就有人开始传播野史了

但是这段话是不存在的，是野史编造的，写这本书的书生叫袁褧，是嘉靖年间的书生，距离永乐朝一百多年，该书生从未入过仕，屡试不中，遂开始写书……

此后还有很多文人依据此“史料”著书，多是嘉靖、万历年间，此时距离永乐时期已经近130年。

明中后期野史笔记盛行，朝廷对此不闻不问，连清帝都感慨过明代野史之盛。

所以有些人说清代编史我都有点想笑，因为明代的各种博眼球的野史在明中后期就已经非常盛行了，言论非常开放，朝廷是一点不管的，言官文臣各个都以骂皇帝为荣。

由《奉天刑赏录》开篇序言可知

该书“赏”部分，大部分来自“都太仆官主客录于故牍”（都穆）。

“刑”部分，从“教坊文移关涉壬午岁发送者得若干事，曰教坊录”，又“于说记中附见者，亦摘猎其文”（说记：杂说笔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概括依据为：“多本都穆壬午功臣录、无名氏教访录，复杂采客座新闻、立斋闲录诸书以附益之。

”。

所谓的教坊录，听着名头也很大，但也不是出自官方教坊司揖录，而是来自无名氏。

当下流传的朱棣与教坊司官员涉茅大芳妻张氏、胡润妻汪氏、卓敬义女牛景儿妻刘氏、齐泰姐姐并外甥媳妇黄子澄妹、史家女眷以及铁铉的小女儿等几段题奏对话公案，该书中便有载，注见于这个所谓“教坊录”（这玩意儿除了这几则，不见其他内容传世。

）另有历阳徐尚书妻一则，注见于《石田客座新闻》，自张乌仔自郑恕一十八则见于《立斋闲录》。

《立斋闲录》早这本《奉天刑赏录》小几十年，书中部分内容有注明出处。

而齐泰姐姐并两个外甥媳妇这段云云，没注明出处。

内容句式与袁褧《奉天刑赏录》相关段落高度相仿，出入在更早年面世的《立斋闲录》抄本只写了“教坊司等官于右顺门口奏”，后头成书面世的《奉天刑赏录》倒写明了右韶舞邓诚等于右顺门里口奏。

（右韶舞：官从九品，负责舞蹈编排与训练。

）一个负责舞蹈的末流官员，跟皇帝口奏：“有奸恶齐泰的姐并两个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条汉子看守着，年小的都怀身孕除夜生了个小龟子。

”

个人认为这种饱含极端猎奇、色情渲染的对话，更符合鲁迅先生那句“在受难者家族中，无女不如其有之有趣，自杀又不如其落教坊之有趣”，套用现下词句：文人恶趣味。

《立斋闲录》与《奉天刑赏录》重复条目中，最为流传的茅大芳妻张氏、齐泰姐黄子澄妹妹条，都没有注明出处。

但要说这事，永乐帝完全白莲花大善人，没有迫害建文故臣吗？那肯定不是。

那些故臣与燕王对峙三年出，各种计策出尽，最后燕王入南京时，黄子澄、齐泰还在城外募兵。

又如靖难期间，方孝孺与学生林嘉猷寄信给朱高炽，离间燕王父子，顾成的好大儿顾统一家十六口被建文诛了、朱棣的亲家（李让的父亲）一家在南京也被他们诛了，阖族流放无数。

这些明中后期文人便不怎么写了。

兼张玉王真谭渊等战亡，双方仇怨颇深。

朱棣处置建文故臣是肯定的，但倾向于没有《立斋闲录》及《奉天刑赏录》中的猎奇恶俗对话，这些本质上更如寄托了文人的恶趣味。

类似的有诸如方孝孺下场，最初出处的《天顺日录》只是写夷族弃市，到明中后期一堆层层加码什么朱棣剐其脸嘴什么周公对话，越来越离谱。

至于这段话则出自是明代万历年间编写的一本书，万历时期距离永乐时期大概180年。

但是明代法司官志（如《南京刑部志》）的核心内容是官署建制、律例条文、司法流程，不可能记录这种东西。

而且正史及档案中，均无对应这些猎奇情节的记载，这类内容仅见于后世野史笔记。

最后，朱棣经常外出打仗，怎么可能每三个月让人汇报一次，哪有时间。

。

。

这种野史和说朱棣活刮3000个宫女都是一个性质，属于是想象皇帝用金锄头种地，不知道皇帝真实生活啥样。

明朝中后期野史盛行，这其中王世贞也是写野史小能手，韩子高男皇后、张居正36人抬大轿子等野史都是他写的。

不过最后，他和他弟弟小王也被别人写进了野史，当时就是这样，野史成风。

给历史洗个澡：扒一扒清朝人是如何“魔改”靖康之耻的

靖康之耻的“毁三观”描述，真是清朝人编的？这口锅，清朝人背得有点冤 一提起“靖康之耻”，估计很多人的后背都会冒凉气。

徽钦二帝被抓，皇后嫔妃被当众“牵羊礼”，甚至还有关于韦太后（宋高宗赵构的亲妈）在金国被迫委身于人的各种野史传闻……这些描述，简直是古代版的“毁三观”大戏。

这几年网上有个挺流行的说法，说这些“毁三观”的细节，其实大部分是清朝人为了抹黑汉人王朝、证明自己“取而代之”是天命所归，才在修史的时候故意添油加醋甚至凭空捏造的。

这个说法听起来很带感，也很符合大家“反套路”的胃口。

但作为一个喜欢扒史料的人，我得跟大家交个底：这个说法，半真半假，而且清朝人背的这个锅，确实有点冤。

咱们先来看看，清朝人到底有没有动机“黑”宋朝？ 答案是：绝对有。

清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了统治汉人，他们特别喜欢拿“前朝教训”说事。

宋朝是汉人王朝里最“憋屈”的一个，重文轻武、被少数民族按在地上摩擦，简直是天然的“反面教材”。

所以，清朝的皇帝，特别是乾隆，确实在修《宋史》或者评点历史时，没少阴阳怪气地嘲讽宋朝皇帝“软弱无能”。

但是！重点来了。

如果你翻开清朝修的《宋史》或者《金史》，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正史里反而没有那些最“毁三观”的细节。

比如那个最著名的“韦太后在金国生孩子”的传闻，你去翻《宋史·韦贤妃传》，里面只有一句轻描淡写的“（韦后）在金中阅十四年”。

清朝人修的官方史书，对这类有损皇家体面的“宫闱秘辛”，往往是避而不谈的。

那这些“毁三观”的东西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其实，它们大多出自宋朝人或者元朝人写的私人笔记、野史，甚至是话本小说。

比如南宋有个叫确庵的人编了一本《靖康稗史》，里面收录了大量关于靖康之耻的细节，什么“妇女被辱”“皇帝受虐”，写得那叫一个惨绝人寰。

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南宋！那时候清朝连影子都没有呢。

还有南宋大诗人陆游、大词人辛弃疾，他们在诗词里也多次用“靖康耻”来抒发悲愤。

那种刻骨铭心的耻辱感，是当时人真实的痛，不是几百年后的清朝人能凭空“编”出来的。

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些描述“毁三观”到像是编的呢？ 这其实是因为古代战争的残酷性，远超现代人的想象。

在冷兵器时代，城破之后的“屠城”和“奸淫掳掠”几乎是标配。

这不是清朝人黑宋朝，而是宋朝人自己在史书里就记载了五代十国时期的惨状。

只不过，当这种惨状发生在高高在上的皇帝和妃子身上时，那种反差感太强了，强到让我们现代人觉得“太假了”。

而且，清朝人虽然没在“正史”里编这些，但他们确实在传播渠道上推了一把。

清朝中后期，市井文化发达，很多说书人、小说家为了吸引眼球，把宋朝的野史和清朝的“政治正确”结合在了一起，写出了《说岳全传》这类小说。

小说嘛，为了戏剧冲突，肯定要往惨了写、往“毁三观”了写。

所以，真相其实是这样的： 地基是宋朝人自己挖的（真实发生的国难），砖头是元朝人搬的（私人笔记），清朝人只是在这个地基上盖了个更显眼的牌坊（官方定调“宋弱”），然后底下的野史小贩们借着这股风，把房子装修得更加“惊悚”了。

咱们读历史，最怕的就是“非黑即白”。

不能说清朝人没干过抹黑的事，但也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给他们。

靖康之耻的“毁三观”，核心是因为那是一场真实发生过的、彻底击穿文明底线的浩劫。

与其纠结是不是清朝人编的，不如去读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或者《三朝北盟会编》。

当你看到宋朝的皇子公主被像牲口一样标价售卖时，你就会明白：真实的历史，往往比清朝人编的故事，要残酷得多。

所以，下次再看到有人说“靖康之耻是清朝人编的”，你可以微微一笑：清朝人最多算是个“营销号”，而真正的“作者”，其实是那个时代的血泪。

你觉得这个角度怎么样？如果需要，我可以帮你把文章改得更像短视频口播稿，或者针对某个备选标题进行更聚焦的扩写。

明明是抢侄子皇位，朱棣为什么非要管它叫“靖难”？

很多年后，人们习惯把明朝那场打了四年的内战叫“靖难之役”。

这名字听起来甚至有点体面，像是一次正义的拨乱反正。

很少有人停下来问一句：叔叔起兵夺了侄子皇位，怎么能叫“靖难”？“难”是谁造成的？“靖”又是谁在靖？这两个字背后，其实藏着一整套精心设计的话术，比刀枪更有用。

要弄明白这件事，得回到建文元年夏天的北平。

那时候燕王朱棣已经快四十岁。

他生在元末乱世，长在军营，封在北平二十年，带兵出塞打过蒙古人，在九个塞王里资历最深、军功最硬。

但此刻他手里能用的只有北平城里的燕王府护卫，外面是从南京压过来的削藩令。

侄子朱允炆即位后，听齐泰、黄子澄的，不到一年工夫，周王被废了，代王被废了，湘王朱柏被朝廷派兵围府，逼得全家自焚。

消息传到北平，朱棣知道自己早晚躲不过去。

他先装疯。

史书里写他披头散发在街上狂奔，抢别人酒食，大夏天裹着棉被烤火，嘴里还喊冷。

这出戏是演给朝廷派来的耳目看的。

一个年近四十的藩王，曾经在北方沙漠里和蒙古骑兵厮杀过的统帅，要在自己治下的街头装疯卖傻，这种屈辱感是真实的。

但装疯只能拖时间，解决不了根本。

朝廷已经派张昺、谢贵来北平，准备动手拿他。

关键时刻，北平都指挥使张信转向了。

建文帝曾密令张信逮捕朱棣，张信犹豫，回家和母亲一说，母亲觉得不能动燕王。

张信最终向朱棣告密。

朱棣随即在府中设宴，请张昺、谢贵前来，席间以摔瓜为号，伏兵将二人拿下。

随后他连夜派亲信率八百壮士夺取北平九门。

守门将士里很多是燕王旧部，一见燕王令箭，纷纷倒戈。

一夜之间，北平城换了主人。

夺下北平后，接下来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军事，而是名分。

他必须给天下一个交代。

于是朱棣在起兵誓师时，打出了“奉天靖难”的旗号。

士兵的衣甲上写着这四个字，行军旗帜上也是这四个字。

他同时发布檄文，说自己不是造反，而是遵照太祖留下的《皇明祖训》起兵，因为朝中有奸臣齐泰、黄子澄，蒙蔽皇帝，迫害亲王，国家已经处于危难之中。

朱元璋确实在《皇明祖训》里写过，如果朝廷里出了奸臣，亲王可以举兵清除。

但原文有一个重要前提——必须奉天子密诏。

朱棣手里不可能有密诏，因为天子本人正在南京下令削藩。

他巧妙地把这条祖训拆开用，只讲“奸臣当道”和“亲王起兵”这两端，把“天子密诏”这个中间环节悄悄拿掉了。

你想想，这一拿，整条祖训的性质就变了。

本来是一道带锁的门，他直接把锁卸了，门还是那道门，但谁都能推开。

“靖难”不是“清君侧”。

清君侧这个说法太窄了。

清君侧的意思是皇帝身边的人有问题，我把他们清掉，皇帝还是皇帝。

如果朱棣一开始只喊“清君侧”，那么建文帝还是合法的，他最多打到南京杀掉齐泰、黄子澄，然后还得跪在侄子面前请罪。

这不是他想要的结局。

而“靖难”的弹性就大得多。

难，是国家的难，是社稷的难，不是某一个人的难。

靖，是安定、平定。

国家有难，我作为太祖之子，有责任安定它。

平定之后谁来当家？那要看谁有资格、有能力。

这为后来登基留下了充分的解释空间。

这两个字古已有之，不是朱棣首创。

但用在藩王对抗中央的场面上，是朱棣阵营的发明。

他把一场权力争夺，包装成一次国家救亡。

后来四年战争里，这个旗帜反复出现，成为燕军的精神符号。

建文朝廷始终在舆论上陷入一种尴尬：他们无法彻底否掉“靖难”，因为他们自己也承认朝中有奸臣。

齐泰、黄子澄确实在建文朝权力很大，很多政策也确实伤及藩王。

建文帝最大的问题，是削藩手段太急、太狠，给了朱棣口实。

朱允炆削藩本身有他的道理。

洪武末年，诸王都掌兵，尤其北方九王，护卫少则三千，多则一万九千，燕王、宁王更是常年和蒙古人打交道，手下有精锐的朵颜三卫。

这样的局面，新皇帝想收权，并不算错。

但他刚即位，根基未稳，就废了五个叔叔，逼死湘王。

手段太急，把所有的藩王都推到了对立面。

朱棣起兵后，其他藩王大多观望，甚至暗中同情。

这也是“靖难”旗号能起作用的原因之一——大家都怕，今天削燕王，明天就可能轮到自己。

当然，旗号再漂亮，也得靠战场上打赢。

建文朝廷一开始派长兴侯耿炳文率大军北上。

耿炳文是洪武朝留下来的老将，擅长防守。

他在真定首战失利，但迅速收拢败军，固守不出，燕军根本啃不动。

如果建文帝有耐心，让耿炳文慢慢消耗燕军，也许历史是另一个走向。

可黄子澄急着要一场胜利，建议换上李景隆。

李景隆是李文忠的儿子，长得不错，嘴也能说，但没打过硬仗。

他带着号称五十万的大军，在郑村坝、白沟河接连溃败，几十万人马灰飞烟灭。

白沟河一战，燕军一度被围，朱棣本人换了匹马才杀出去。

但李景隆还是输了，而且输得很难看。

南京朝廷从此再也不敢让李景隆领军，但已经损失了太多。

燕军趁势南下，打到济南城下。

铁铉和盛庸死守。

铁铉当时是山东布政使，不是武将，但守城有办法。

燕军围了三个月，济南就是不破。

铁铉在城头挂出太祖朱元璋的神位木牌，燕军不敢开炮。

这一招很绝。

朱棣再有胆量，也不敢对着父亲的神主轰城。

靖难讲的是尊祖，如今祖宗的牌位挡在城前，他不能自己打自己的脸。

铁铉又设诈降计，在城门放下铁板，朱棣骑马入城时铁板急坠，砸中马头。

朱棣侥幸逃脱，大怒，但又攻不下，最后只能绕开济南，继续南下。

这说明“靖难”虽然在宣传上占优，但在山东人心目中，燕军仍是叛逆。

一个词不能征服所有人。

建文二年冬天，盛庸在东昌击败燕军，燕军大将张玉战死。

张玉是朱棣最亲密的将领，从起兵开始就跟着他，死在乱军之中，朱棣悲痛欲绝。

但仗还得打下去。

夹河之战甚至带着点宿命感，燕军逆风作战，突然风沙大作，建文军睁不开眼，阵脚大乱。

这成了靖难叙事里“天命所归”的佐证。

到了建文四年春天，灵璧之战，燕军断粮道，建文主力崩溃，平安被俘。

此后南京无险可守。

六月初，燕军渡长江，镇江不战而降，南京城外，李景隆打开金川门。

建文四年夏天，朱棣进入南京。

宫中大火，建文帝下落不明。

朱棣进城后，第一件事不是登基，而是先去拜谒孝陵，在朱元璋陵前痛哭。

这也是合法性表演。

他必须证明自己是太祖的正统继承人，而不是篡位者。

随后他废除建文年号，把建文四年改回洪武三十五年，仿佛建文朝根本不存在。

他重修《太祖实录》，把朱允炆写成资质平庸、受奸臣挟制的人。

他命人编纂《奉天靖难记》，从书名到内容，把起兵全过程官方定性。

官方意识形态机器开始运转，“靖难”从此不再是燕军单方面的口号，而成为国家历史的标准表述。

齐泰、黄子澄被处死，方孝孺被灭十族。

这些过于残忍，但朱棣要彻底消灭建文旧臣的声誉。

把他们塑造成奸臣，自己的“靖难”才更有说服力。

你杀的不只是人，还有他们身后的评价。

历史书里，齐泰、黄子澄的名字前面永远被加上“奸臣”二字，铁铉、盛庸这些忠臣，则因为抵抗燕军，被写成了“逆党”。

这其实挺悲哀的。

铁铉后来被朱棣抓回南京，据说行刑时他背对着皇帝，不肯回头。

这种忠烈，无论官方怎么定性，民间是记在心里的。

那后世为什么还是沿用了“靖难”这个叫法？明朝官方史学在实录和《奉天靖难记》中反复使用，清修《明史》也沿用，这是成王败寇的结果，但也是因为朱棣后来确实把国家治理得不错。

如果永乐年间民生凋敝，后世可能就会改口叫“燕王篡位”。

词的正统性，最终要靠实际政绩来背书。

朱棣迁都北京、五征漠北、修《永乐大典》、派郑和下西洋，让明朝进入全盛，也让“靖难”二字显得不再那么刺眼。

人们慢慢接受了这个叙事，甚至忘了它原本就是一场篡位。

但忘不了的是，朱棣的合法性一直是他心里的病。

所以他才会对建文旧臣那么残酷，对言论控制那么严。

他有雄才大略，也有阴狠残忍的一面。

这种复杂性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不能因为功业就洗白篡位，也不能因为篡位就否定一切。

他身上同时住着一个杰出的军事统帅和一个不择手段的政治家。

这并不矛盾。

很多时候，我们读“靖难”时，其实是在读权力如何为自己的行为命名。

命名权从来都是权力的一部分。

大到国家，小到个人，我们做的事如何被定义，往往决定我们被如何记住。

建文帝失败有很多原因，但他在话语权上的被动，是他失败的一个侧面。

他没有及时提出一个更有力的国家叙事来凝聚人心，只是一味削藩，授人以柄。

而朱棣团队，从起兵第一天起，就明白自己在打一场同时包含军事和话语的战争。

每次看到“靖难”两字，我都会想到四个字——成王败寇。

但成王败寇的背后，还有一层：你夺得了权，还要夺得对过去的解释权。

否则就算坐上皇位，后代史书也会把你写回反贼。

朱棣显然明白这一点。

所以他用“靖难”这个词，给那四年定了调，也给后世读者戴上了一副很难摘下来的眼镜。

说到底，为什么要叫“靖难”？因为这两个字，是朱棣阵营给自己留的一条从北平走向南京、从藩王走向皇位的路。

它既是政治口号，也是历史判决。

最终，它赢了。

而我们今天再翻这段历史，不妨多想一想：当我们轻易地说出一个词的时候，那个词可能已经替我们选好了站队。

历史如此，生活里很多事，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