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曹操，曹操到，下半句让曹操火大，难怪当时无人敢说！
提起曹操，这四个字仿佛自带一种戏剧性，仿佛故事的开端，也仿佛命运的玩笑。
但你真的了解这句成语的来龙去脉吗？它可不仅仅是说曹操，曹操到这么简单，后面还接着一句意味深长的迎面错过，岂不好笑。
这短短八个字，背后蕴藏着一段鲜为人知，又略带尴尬的历史故事。
当时，汉献帝正面临着岌岌可危的局势，急需援兵。
而曹操，正 eyeing着夺取汉帝权力的大好机会。
就在汉帝迫切想要向曹操求助的时候，曹操竟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时机，赶到了洛阳。
大臣们见状，纷纷称赞他英勇果敢，有济世之才。
然而，抛开表面的英雄光环，曹操此行的真正目的，恐怕更多的是为了掌控汉帝，而非单纯的拯救。
那种心照不宣的暗涌，在权力殿堂里悄然流淌。
那是一场激烈的战争，曹操手下败将，兵临绝境，唯一的念头就是逃命。
眼看就要被淹没在敌人的浪潮中，他拼命向前跑去。
就在这时，吕布带着大军冲杀过来，却怎么也看不出眼前这个灰头土脸的士兵，竟然就是凶猛无比的曹操。
他疑惑地问身边人：曹操往哪儿去了？曹操脑子飞快地转动，随口指了个方向，趁着吕布的片刻茫然，溜之大吉。
等吕布终于意识到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曹操早已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只留下懊悔的叹息。
尤其是以智勇双全著称的曹操，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简直令人啼笑皆非。
他居然能镇定自若，化险为夷，这令人既惊讶，又觉得有些好笑。
曹操可不是一个能轻易接受嘲笑的人，任何轻视或揶揄，都会被他放大，甚至转化为政治上的威胁。
因此，这场误认并没有让他丢脸，反而让他更加谨慎小心，巩固了他在朝廷中的威信。
很少有人会提及那一句略带尴尬的下半句。
也许是因为，提起这桩糗事，会让人觉得有些不敬，甚至冒犯了曹操的后代。
更多的人选择只保留前半句，仿佛这样就能更体面地谈论这位历史巨擘。
历史，从来都不是单一的。
曹操，既是运筹帷幄的政治家，也是金戈铁马的军事家，同时，他也曾有过如此戏剧性的失误。
历史，就像一面镜子，既映照着英雄的辉煌，也记录着人性的弱点。
而说曹操，曹操到这句成语，或许正是因为它那隐藏在巧合之下的无奈与真实，才显得更加耐人寻味，也更值得我们深思。
它提醒我们，即使是站在历史巅峰的人物，也难逃命运的捉弄，也会有令人捧腹大笑的瞬间。
赤壁之战，曹操到底败在哪里
（更多新书好书推荐，点击知事荐书） 赤壁之战除了事件本身是一桩罗生门外，还有诸多疑点，也都构成了千古谜案：赤壁之战到底在哪里发生？曹操抢得江陵时不过九月，为什么要拖到冬天才东下？冬天盛行西北风，为什么会突然刮起东南风？曹操是不是不懂火攻，才会锁上舰船，让黄盖得手？除了沿长江而下，曹操有没有别的进攻路径？瘟疫到底是不是曹军溃败的真正元凶？赤壁之战之所以成为说不清的罗生门，和这诸多疑点也分不开。我在本章试图逐一剖析以上诸疑点，完成这项工作后，我们会得到真相吗？ 曹营疫病已起 不管是不是战局胜负的决定因素，当事三方的记录中都多次提到战前曹军中就已弥漫着某种瘟疫。
《三国志·周瑜传》说：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
《三国志·武帝纪》说：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
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三国志·先主传》说：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曹操本人也在给孙权的信中提到这点：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根据竺可桢、方修琦等气候学者的研究，中国东部在东汉后期进入寒冷期，气候的异常导致自然灾害频发，农作物歉收。
随之而起的饥荒带来大面积的人口死亡，死者无暇掩埋，生者缺乏抵抗力，便很容易暴发瘟疫。
大饥荒还冲击社会秩序，不管是政府镇压流民还是地方势力反叛朝廷，两者带来持续战争，而人员密集的军队本身即是传染病天然的温床。
东汉末年是传染病猖獗的时代，从汉冲帝永憙元年（145年）至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七十余年间全国有记载的大规模灾疫约八九次。
这样的伤痛在当时人的诗文中留下了许多刻痕，曹植在《说疫气》中写道：“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 频发的疫病不只是影响华夏中土，影响曹操统一大江南北的步伐，它还蔓延到遥远的地中海。
日本学者上田茂树在他的《世界社会史》中提出一种观点：在东汉末年，中国曾出现长达十一年的疫病集中暴发期。
这种疫病，经过中亚、西亚，流传到了欧洲，公元2世纪中叶，竟波及罗马全部领土。
在医术还不太发达的古代世界，这种疫病究竟猖獗到了什么程度，很难想象。
因为出现了无数死者，所以人口大幅衰减，社会精神面貌也十分消沉……中国受了这个大打击，其影响也不下于罗马。
社会由此秩序大乱，加速汉朝的崩溃，开启了长期分裂的时代。
血吸虫假说 赤壁之战前在曹军中大范围传播的“疾疫”究竟是哪一种传染病，由于古代史学家缺乏现代医学知识，记载简略模糊，后世史家长期以来也并不关注这一问题。
随着近代医学史研究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开始讨论这一问题，但因原始史料丢失了大量的临床信息，后人只能综合战争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各种相关因素，依靠间接证据去推断，主要的猜测有血吸虫病说、伤寒说、疟疾说，另有斑疹伤寒等其他假说。
诸说之中，个人以为血吸虫病说更胜，在此为读者诸君简述之。
顾名思义，血吸虫病的致病生物为血吸虫。
生活在中国且危害人类的，是日本血吸虫，它于1904年由日本学者桂田富士郎发现并命名。
日本血吸虫的唯一中间宿主是湖北钉螺，日本本土的小型钉螺只是湖北钉螺的日本亚种，并非另一独立物种。
湖北钉螺“在早期形态分类体系下分为10个亚种，其中7个亚种分布于中国长江流域及长江以南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受钉螺生存条件限制，黄河流域并非血吸虫病疫区，长江流域及以南是血吸虫病历史流行区。
根据现代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湖北的血吸虫病流行区域，最北在襄阳（旧称襄樊）一线，该线以南的水网低洼地带存在血吸虫病流行。
1975年发掘的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西汉墓中出土的古尸内脏组织检出了日本血吸虫卵，说明血吸虫病在江陵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流行史。
曹军七月南征，八月入襄樊疫区，九月（公历9月28日—10月26日）进入江陵地区，在长江上操练水军，感染风险极高。
血吸虫感染后发病分为急性与慢性，急性血吸虫病的典型症状包括：持续2—10周的发热、全身不适、肌痛、头痛、疲乏和突然发作的急性腹痛以及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升高。
曹军的主体大多属于外来易感群体，他们短时间内从非疫区进入疫区，换言之，他们几乎不存在预先的保护性免疫，一旦感染，相当大一部分会表现出急性血吸虫病的症状。
吴军和刘军将士，或者自幼生长在疫区，或者长期驻守疫区，能够形成血吸虫伴随免疫，即便再次感染，也主要表现为慢性血吸虫病的症状。
“慢性血吸虫病患者轻者无症状，仅于粪便普查或因其他疾病就诊时发现，有症状患者以腹泻最常见。
” 根据急性血吸虫病发病的症状，理论上，初次进入疫区的感染者在发病期间基本丧失了战斗力，而孙刘联军的战斗力则基本不受影响。
这一点可能早在周瑜的考量之中，他向孙权列举曹操“用兵之患”的四条因素，最后一条就是“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
既指明致病的因素是“远涉江湖之间”，有学者推测，这一水土之疾，恐怕就是经疫水传播的血吸虫病。
疫疾定战局 疫病对战局的影响，比确定病原体更重要，判断疫病影响更关键的是发病时间。
如果疫病是在战前暴发，便会成为促使曹军溃败的关键因素；如果疫病是在战后出现，仅能遏制曹军再度进攻，并不能帮助孙权、刘备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
我们再回到本节开始所引的三家资料：“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
”这表明曹军战前就已发病。
“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
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此处的“于是”古意为“在此时”，指交战失利之际疫病进入大规模暴发阶段。
赤壁遭遇战和乌林之战的发生时间相距很近，两战持续时间不长，从传染病传播规律来说，曹军内部应当是战前就开始陆续出现感染者。
“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细究这段记载的文字，表意与《武帝纪》意思接近。
我们再引入另一则史料。
《三国志·蒋济传》记载：“建安十三年，孙权率众围合肥。
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憙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
”据此可推，张憙所率驰援合肥的援军很可能受军中疫病的波及，在行军途中出现发病情况。
张憙是什么时候出发的呢？《三国志·武帝纪》说：“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
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
”张憙是曹军从江陵向夏口讨伐刘备的途中，于巴丘被派出。
将两条记载结合后可推测，曹军自江陵出发时就已经出现疫病，此后直至交战时将士陆续发病，在战时大规模暴发——“于是大疫”，军队战斗力被严重削弱——“吏士多死者”。
本节的结论是，曹军进入血吸虫病疫区，缺乏预先的保护性免疫力，于战前陆续发病，战时大规模暴发，军队战斗力被严重削弱，依据这一假说，疫病是造成战败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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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赤壁之战，不仅对读“罗生门”史料叙述战事过程，更重点探讨了曹军战败的深层原因，特别是大规模疫病（很可能是血吸虫病）对曹军战斗力的毁灭性打击，也分析了战前各方的战略态势与决策。
而对于关羽，则被视为一个能力卓越但性格存在严重缺陷的悲剧性人物，书中探讨了他对诸葛亮、鲁肃的嫉恨心理如何影响了孙刘联盟，并最终导致其败亡。
全书引证丰富，广泛参考了正史、前人论述（如王夫之、章太炎）乃至现代医学、气候学研究，注重辨析不同史料，力图呈现立体、可信的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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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得住历史还原出真实
短剧《二万五千里之投弹手》海报。刘卫兵供图 2023年，我开始筹备影视项目“二万五千里”。
剧名出自1936年8月发起征稿、红军将士亲手写就的《二万五千里》一书。
书名做剧名，是想延续一个朴素的传统——让长征亲历者讲述自己的故事。
创作的起点在福建，采风时不断听到这样的一组对比：近3万名福建子弟参加长征，走完的只剩2000人，出去的多，牺牲的多，那些牺牲的子弟，大多没有留下名字。
我就想，不妨换个创作思路，表现长征途中那些普通的、无名的战士们。
这一思路奠定了整部作品的基调。
为了让故事立得住，我们先后去往闽、湘、黔、滇、川、甘，翻地方志，访红军后人，搜集有关半路牺牲的战士、因伤掉队的士兵以及通信、医务、后勤人员的零散史料和口述记忆。
他们大多没留下姓名、没有传记、没有高光战绩，却构成了长征不可或缺的底色。
写士兵的牺牲与选择，其实是在回答一个重大命题：革命战士为什么跟着党走？我们的理解是，战士跟着队伍走，是因为队伍没有丢下过他。
这份“不落一人、不弃一程”的信念，穿越90年，依然能打动今天的年轻人——他们未必熟悉史实，但一定懂得绝境中有人拉你一把的分量。
观众只有先相信他们是活生生的人，才会相信他们作出的选择。
于是，我们依托真实历史情境，尝试还原人物的恐惧、疲惫、挣扎与坚持。
采风回来，搭建的结构是一部长剧：红军尖刀班的故事。
写着写着发现，班里每一个人，都值得单独成篇。
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剧里都是主角，别人在他的故事里走过，他也在别人的故事里走过。
于是化整为零，由长剧转换为系列短剧。
各篇剧情铺开，就是一幅长征地图；人物彼此勾连，组合在一起，就是一幅红军战士群像。
每部剧的主角都叫“陈十三”，他的人物弧光由各剧融会而成，也体现了塑造普通红军战士的创作意图。
系列作品10部有余，在立意层面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回到历史现场。
《绝境》《归途》写尖刀班向死而生的突围，《草地党支部》写掉队伤病员的临时党支部如何凝聚人心。
第二个层次，让历史与当代对话。
《我的代码是红军》让程序员与红军战士隔空相遇；《投弹手》双线叙事，一边是当代退役特种兵守护烈士故居，一边回溯红军士兵在战火中成长，借长征诉说设立英雄烈士保护法的重要意义。
第三个层次，用想象拓展表达边界。
《危途》采用时空循环设定，表现长征路上永不言弃的坚韧意志；《我是战马》借战马的双眼，见证普通人奔赴远征的初心；《磐石计划：南天门》融入科幻设定，体现长征精神的传承。
笔下二万五千里，不及红军寸步行。
红色短剧系列化、IP化，为的是英雄的身影在新大众文艺的舞台上持续与观众见面。
回头来看，这个系列能够做出来，正是新大众文艺结出的果实：小事大讲，长剧短做，接得住历史，还原出真实。
(作者为系列短剧《二万五千里》艺术总监、总编剧) 刘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