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说：元朝之所以被灭亡，是因为过于宽仁，元朝宽仁在哪里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每个朝代都像一颗星辰，在夜空中闪耀或黯淡，留下了各自独特的印记。
元朝，这个由蒙古铁骑横扫而来，在中原建立的庞大帝国，在我们的印象中往往只停留在疆域辽阔这几个字上，仿佛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
人们对它的了解，总是显得有些支离破碎，甚至带着几分抵触情绪。
究其原因，恐怕与元朝那段令人唏嘘的历史有关，以及那段压抑的民族记忆。
朱元璋，这位推翻元朝统治的开国皇帝，临终之际感慨万千，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评价：元以宽仁失天下。
这句话似乎在肯定元朝的宽容，然而，当我们真正审视这段历史，却发现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等级森严、压迫百姓、民怨沸腾的元朝，又如何能被称为宽容呢？或许，朱元璋的宽容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博爱与包容，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指向了元朝统治下的另一种形式的权力分配。
这是理所当然的，毕竟他们是这片土地上的统治者。
元朝的法律清晰地规定着，蒙古人犯下罪行，只需缴纳罚金即可轻松脱身。
反之，即便地位卑微的汉人，一旦触犯了蒙古人，哪怕是轻微的过失，也难逃一死。
这种制度上的倾斜，犹如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加剧了民族之间的隔阂与对立，在平民百姓心中埋下了深深的怨恨种子。
不仅仅是民族间的矛盾，元朝的宽容也体现在官员的管理上。
朝廷对官员的约束异常宽松，贪污腐败的现象屡见不鲜。
那些看似品级不高的官员，却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利用职权巧取豪夺，弄得官场乌烟瘴气。
最终，正是这些被权力腐蚀的蛀虫，一步步蚕食着元朝的根基，加速了帝国的覆灭。
他们掌控着地方的财富，元朝政府对他们的控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要按时上缴税款，便可为所欲为。
这种宽松的政策，使得一些地主甚至豢养私兵，拥有了威胁朝廷稳定的力量。
元末爆发的农民起义，正是这种社会矛盾积累到极致的血淋淋的体现，无数地主成为起义军的领导者，推翻了旧的统治秩序。
然而，在如此等级森严、矛盾重重的社会环境下，元朝却出人意料地对思想保持着一种宽容。
它将民族划分得天花乱坠，却并未试图扼杀人们的思想，特别是汉人的思想。
即便汉人在社会底层挣扎，即便他们才华横溢却无处施展，仍然敢于用诗歌、文章等形式，对朝廷的腐朽进行辛辣的讽刺和批判。
而朝廷对此，却往往选择视而不见，甚至将其视为一种自由。
思想的自由，如同滚开的雪球，越滚越大，最终将一切掩埋。
当人民的思想被激活，他们就会开始审视和质疑朝廷的统治，寻找改变的可能。
这种无力维护统治的根源，恐怕正是元朝那看似宽容，实则充满漏洞的统治模式所导致的。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元朝的兴衰成败，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真正的强大，并非建立在肤浅的宽容之上，而是源于对人民的尊重和对制度的完善。
延安磁场与一代青年的青春密码
胡献忠 《去延安——让青春“找到北”》 胡献忠 编著 人民出版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举国上下从城市到乡村、从前线到后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在这样一个激昂悲壮的时代氛围中，大批爱国青年前后相继，历尽艰难，从沦陷区、国统区乃至海外纷纷涌入延安。
当时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目睹行进在蜿蜒山路上朝延安进发的青年队伍，由衷地赞叹道：“奇迹，奇迹，这简直就是奇迹！”为什么全民族抗战初期，地处西北、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的偏远小城会有如此强大的磁场，吸引成千上万不同家庭出身、不同行业领域、不同地域的进步青年投身革命洪炉呢？ 共产党的部队抗战最坚决 1937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在濒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面前，国内阶级矛盾让位于中日民族矛盾，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的共同意志和行动。
国民党当局虽作出“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表态，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致使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被动防御，节节败退。
反观中国共产党，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就发表抗日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八路军迅速开赴抗日战场，取得了歼敌1000余人的平型关大捷。
这场大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打破了侵华日军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使许多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
一位投奔延安的华侨青年说：南洋中学有20多人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主要是看到当时抗日最坚决的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大批爱国青年就是抱着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印象和认识，为了中国的命运和抗战的胜利，经历千难万险，络绎不绝来到延安。
国共人才争夺高下立现 中国共产党积极的人才政策和有效的动员宣传，也极大增强了对有志青年的吸引力。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上，提出“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以应对新的形势和局面。
“造就”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办学，延安的三所重量级学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分别诞生于1936年、1937年、1938年，足见中国共产党见事早、动作快。
这些学校面向全国发布招生简章，依托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开展招生联络，积极动员更大范围的青年学生报考。
在具体行动上，中国共产党通过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及其领导团结下的社会进步团体、进步报刊，或以个人名义，与知识分子、社会名流取得联系，积极介绍、组织、护送知识分子到延安。
为了使知识青年顺利到达延安，党还进行了严密的谋划和组织安排工作，包括开具介绍信、保证去延安交通安全、筹措经费等。
与共产党重视人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政府官僚体系的态度相当消极。
一位来延安的青年回忆道：卢沟桥事变时他在上海，立刻就去南京国民政府投效工作。
但是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总是叫他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很多人就这样走掉了。
延安灯塔汇聚中国希望 更重要的是，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和探索未来的积极实践，以及延安自由平等、刚健清新的社会氛围，契合青年知识分子心中向往的理想圣地。
全民族抗战初期的延安，与南京、上海、北平等国统区大城市相比，呈现出一个全新的世界。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了“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主张。
当时到达延安的青年深切感受到，抗战要救的国不是要恢复旧的中国，而是要建设一个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这一崇高追求与广大青年内心的深层呼唤形成强烈共鸣。
1937年11月，毛泽东在给其表兄文运昌的信中，透露了延安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态：“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边区建设“三三制”政权，在政府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
这在党外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
共产党治理下的陕甘宁边区政治民主、政府廉洁、经济发展，同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专制、贪污腐化、大发国难财、经济停滞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
此正是“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
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摄影家吴印咸曾回忆道：“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
”“我被深深地感动了。
”华侨领袖陈嘉庚公开表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美军观察组包瑞德上校说：“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对延安共产党政权基本上持赞赏态度的一个原因是，那里的一切事物所具有的外貌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倾向于赞同的。
”一位青年来到延安后，表达了他的感受：“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新的世界。
这里政治空气异常清新，抗战气息非常浓厚，墙壁上写满了抗战标语，画了不少抗战壁画。
一清早，军号声、操练声和抗战歌声响成一片，令人精神振奋。
这里没有悲观失望，有的是抗战必胜的信念。
” 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创造的精神世界，既是在黄土高原上点亮的灯塔，又如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着全国的革命力量从四面八方汇聚，形成势不可挡的滚滚洪流，推动着中华民族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奔向独立、解放、民主、幸福的彼岸。
“到延安去”一时成为流行语，成为当时爱国热血青年的共同梦想与勇敢追求。
【作者为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馆长】
我们必须牢记历史教训——明朝灭亡时，大量地主、军阀投靠满清
大家好，这里是《亚洲观察》系列，今天继续聊聊亚洲的事儿。一个延续近三百年的王朝为何会在短短数十年间走向崩溃？当国难当头之时，那些世代享受王朝恩泽的地主、士绅、军阀为何会争相投靠异族新主？ 洪武十二年，有人揭发丞相胡惟庸意欲谋反，朱元璋趁机废除了丞相和中书省，改由皇帝直接管辖六部，将中国皇帝的权力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后来贤德的马皇后去世，再也无人能够劝谏朱元璋，加之朱元璋属意的继承人太子朱标因病去世，皇太孙朱允炆年幼。
于是朱元璋为了朱家江山的安定，借口被处死的胡惟庸当时还有没有被揭发出来的罪行，以及大将军蓝玉谋反，在朝中掀起两次大狱，将朝堂上的开国功臣几乎一扫而空。
朱元璋去世之后，他的孙子朱允炆继位，就是后来被南明追谥为惠宗让皇帝的建文帝。
建文帝虽然不用担心功臣勋贵的威胁，但却不得不面临来自叔叔们的更大的危险。
朱元璋一共有二十六个儿子，除太子朱标和夭折的幼子朱楠之外，全部被封为藩王。
这些藩王们虽然在封地没有行政权和司法权，但却握有军权，每个藩王都有各自的护卫兵马。
由于朱元璋的长子太子朱标、次子秦王朱樉和三子晋王朱㭎都死在了朱元璋前面，所以等到建文帝登基的时候，他的这位四叔燕王朱棣，不仅是诸位藩王之中实力最强的，而且也是当时明朝皇室中辈分最高的，是当之无愧的诸王之首。
洪武十三年，朱棣带着他的妻子儿女离开了已经生活了整整二十年的故乡南京，来到了遥远的北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开始正式履行起他作为燕王的职责。
也许是某种奇妙的缘分，或者是朱元璋的有意安排，朱棣的妻子燕王妃徐氏，正是当年亲手从元朝手中夺取了北平城的一代名将徐达的长女。
在此后的洪武二十三年和洪武二十九年，朱棣两次奉命北伐蒙古，每次都重创北元，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展现了不俗的统帅才能。
朱元璋去世之后，朱允炆登基，诸位藩王和大明朝廷之间的关系开始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当年洪武朝上阵父子兵的父慈子孝，随着洪武皇帝的离世而化为乌有。
如今的建文帝作为诸王的侄子，即便是诸王心里并没有什么想法，建文帝自己心里也会产生出无法抑制的忧虑和猜忌。
毕竟这就是权力的魅力所在。
更何况早在当皇储的时候，建文帝就问过朱元璋这样的问题：将来自己继位之后，如果诸位叔叔有不臣之心应当如何？虽然当时建文帝信誓旦旦地向朱元璋保证，将来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会先以德服人，不过真等到大权在握的时候，建文帝可就没了以德服人的耐心。
尽管有一代雄主汉武帝的珠玉在前，可是急功近利的建文帝并不打算尝试明朝版的推恩令，而是决定一上来就玩狠的。
建文帝刚刚登基两个月，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朱棣的同母弟、朱元璋的第五子周王朱橚废为庶人，发配云南。
半年之后，建文帝又一口气废除了他的七叔齐王朱榑、十二叔湘王朱柏、十三叔代王朱桂三位亲王。
哪怕是湘王不堪受辱，举家自焚以保名节，仍然不能丝毫减缓建文帝削藩的步伐。
又过了两个月，建文帝又把他的十八叔岷王朱楩削去王爵废为庶人，流放漳州。
尽管如此，朱棣仍然没能下定最后的决心。
毕竟在历史上，像明朝这样的大一统王朝中，藩王起兵反对正统皇帝从来没有人成功过。
不过这时候有一个人坚定地站了出来，鼓励甚至可以说是教唆这位大明帝国的亲王，走到了大明皇权的对立面。
这个人就是北平庆寿寺的主持道衍，也就是后来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黑衣宰相姚广孝。
在姚广孝的积极谋划之下，朱棣和他的亲信部下们开始争取时间为战争做准备。
为了麻痹建文帝，朱棣假装自己因为得罪朝廷处死了自己的下属而受到刺激，得了神经病。
结果没想到王府长史葛诚背叛了朱棣，向朝廷密告燕王无病。
得到这个消息的建文帝立刻决定对四叔动手。
他命令北平都指挥使张信逮捕燕王及其家人，同时命令北平布政使张昺负责逮捕燕王府的属官和幕僚。
得到这个诏令之后，都指挥使张信深感压力深重，不知该如何是好。
张信回家之后，他的母亲就看出他心里有事，便问他为何愁眉苦脸。
张信就把皇上的命令告诉了母亲。
张信的母亲听说之后连忙说，听说北平这个地方有帝王之气，燕王会成为天子，千万别轻举妄动，自取灭门之祸。
张信原本就是燕王的旧有部属，如今听了母亲的话，更是下定决心。
于是他立刻拿着皇帝的密诏去向朱棣告密。
朱棣得到了张信的告密之后，也立刻行动了起来。
他在府中摆下了鸿门宴，杀死了张昺和叛徒葛诚，同时朱棣派出了府中暗藏的八百死士夺取了北平九门，控制住了北平城。
然后朱棣宣称建文帝身边出了奸臣，依据朱元璋留下的《皇明祖训》中所写"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以讨平之"的说法，宣布起兵"为国靖难"，彻底改变了大明王朝历史走向的靖难之役就此爆发。
朱棣宣布起兵之后，通州立刻主动归附，然后燕军连破遵化、密云、怀来，夺占居庸关，扫清了北平周边。
而建文帝那边，因为朱元璋在位期间先后兴起了胡蓝两次大狱，诛杀了绝大多数开国功臣，所以导致如今建文帝手下缺乏将才可用。
于是建文帝只好启用已经六十六岁的老将军长兴侯耿炳文，统军十三万号称三十万北上平叛。
然而耿炳文此人长于守城，拙于攻略，在野战中被朱棣的精锐骑兵击败，只得退守真定城，即今天的河北正定。
急于取胜的建文帝自然对这样的战局十分不满，因此他听信了亲信黄子澄的建议，撤换了耿炳文，改用他的远房堂兄、朱元璋的外甥孙曹国公李景隆为统帅，执掌全军。
虽然从辈分上来说朱棣是李景隆的表叔，不过两人年纪相仿，自幼熟识，可以算是发小，因此朱棣对李景隆的智大才疏十分了解。
所以当听说建文帝将朝廷军权全都托付给李景隆之后，朱棣大喜过望，当场向部下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提出南军也就是朝廷军有五败，燕军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话虽如此，但是当时的局势其实对朱棣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尽管朱棣这时候已经起兵差不多快一年了，但是所占据的仍然不过是北平周边地区而已。
于是他决定找个帮手，朱棣选中了他的十七弟宁王朱权。
朱棣率军进入了宁王封地，但是却让部下驻扎城外，单人独自来到大宁，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宁城，向城上喊话，说自己起兵一年无所成就，如今走投无路来投奔宁王，希望宁王能够帮自己求得朝廷的特赦。
朱权在朱元璋的这一众儿子们之中以善谋著称，未必就真的相信了四哥的这番表演。
不过燕国和宁国领地相邻，燕军实力又很强，更何况建文帝的削藩政策早晚也得收拾到宁王的头上，所以宁王也乐得在燕王和皇帝之间中立，坐山观虎斗。
于是朱权客客气气地请朱棣进城，好生款待四哥。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燕王的部属们跟着进城之后，一刻也没闲着，花费重金贿赂宁王的部下。
七天之后朱棣主动提出告辞，朱权也亲自送四哥出城，结果没想到刚到城郊就被燕王部下劫持。
而宁王的部属此时早已全都被收买，无奈之下朱权只好带着老婆孩子跟着四哥去了北平，被绑在了朱棣靖难的战车上。
而朱棣因此得到了宁王麾下的八万甲兵，特别是由清一色的蒙古人组成的朵颜三卫的骑兵，实力大增。
虽然朱棣许诺十七弟将来事成之后平分天下，不过他其实并没有信任这位足智多谋而且还不是真心实意追随自己的弟弟。
所以朱棣只想让朱权留在北平，负责一些出出主意、写写檄文之类的工作。
就在朱棣亲自去拉拢宁王入伙的时候，得知朱棣不在北平的李景隆趁机对北平城发起了猛攻。
这时候负责守城的是朱棣的长子燕王世子朱高炽，也就是未来的明仁宗洪熙皇帝。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朱高炽是一个身材肥胖、行动不便、出门都要下人搀扶的准残疾人，但其实朱高炽却是一个外柔内刚、性格坚毅的人。
面对李景隆号称五十万大军的围攻，朱高炽沉着应对，冷静处置，击退了南军一次又一次的冲锋，甚至还在南军攻城疲惫的时候，趁着夜色派出骑兵偷袭南军，迫使李景隆不得不退兵十里，重新安营扎寨。
建文三年冬天，有几个南京皇宫里的太监因为犯错受到责罚，对建文帝心怀怨恨，于是他们派人秘密来求见燕王朱棣，告诉他南京城防空虚，请燕王立刻挥兵攻打。
而朱棣的头号谋臣姚广孝也非常支持这个建议，他认为不必和华北各地的朝廷军队多做纠缠，应该直接率兵南下临江一决。
于是朱棣采纳了姚广孝的计谋，不再和接替李景隆的平安、盛庸等人纠缠，而亲率燕军全部主力南下，从馆陶渡过卫河进入山东，然后连下东阿、东平、汶上，攻入江苏境内。
之后燕军又击败了试图出城拦截燕军的徐州守军，再绕过徐州，在蚌埠附近击溃了追击而来的南军平安所部，然后利用渔船渡过了淮河直逼扬州。
扬州守军发动叛乱，捆绑了朝廷派来的官员投降了燕王，之后高邮和镇江也都不战而降。
在此期间朝廷的一支水师也归顺了燕王朱棣，使得燕军从容地从瓜州渡过长江直抵南京城下。
最终负责防守南京金川门的李景隆和谷王朱橞打开城门归顺了朱棣。
建文皇帝在皇宫中放了一把大火，而他本人从此不知所终。
而后朱棣在亲自拜谒了父亲的明孝陵之后，宣布登基继位，改元永乐，就是明成祖永乐皇帝。
永乐登基之后，因为得位不正，理亏心虚，所以用残酷的刑罚屠戮建文旧臣。
不肯屈膝反而公开斥责燕王朱棣篡位的建文重臣方孝孺被诛灭十族，牵连被处死的多达八百七十三人，而被发配充军的更是多达上千人。
建文帝的另外一位重臣黄子澄也被诛灭九族，受株连被杀的多达三百四十五人之多。
因为朱棣屠戮建文旧臣的时候，动辄诛灭九族乃至于十族，牵连甚广，手段残酷，因此被称为瓜蔓抄。
不仅是那些宁死不屈的建文遗臣惨遭屠戮，即便是在战争中投降了朱棣的耿炳文、盛庸、平安等人也都被逼自杀。
另外永乐皇帝还在太祖设立的特务机构锦衣卫之外，又建立了大名鼎鼎的东厂，从此之后东厂和锦衣卫并称为"厂卫"，成为了明朝特务政治的标志。
朱棣登基之初，就下令改北平为行在，设立六部，仿照南京规矩，在北平周围增设卫所，开始逐步恢复北平作为中国北方乃至全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
永乐十四年，明成祖下旨在北京营造皇宫，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故宫。
在谋划调度迁都大事的同时，永乐皇帝征蒙古、下西洋、编类书、灭安南，凭借着自己的文治武功开创了名垂至今、被后来的清圣祖康熙皇帝称赞为"远迈汉唐"的永乐盛世。
其中郑和统帅的下西洋船队总共行程七万多海里，相当于环绕赤道三圈，访问了三十多个国家，最远到达了今天非洲的索马里，甚至还可能到过更远的肯尼亚和莫桑比克，堪称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
至于永乐皇帝所编的类书，当然就是著名的《永乐大典》，不过今天所能看到的《永乐大典》都是嘉靖时代的抄本，原本据说已经被酷爱此书的嘉靖皇帝带进棺材里陪葬了。
朱棣在位二十二年去世，然后他的长子朱高炽继位，就是明仁宗洪熙皇帝。
洪熙皇帝在位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儿子宣宗宣德皇帝继位。
这位宣德皇帝就是蒲松龄的小说里提到的那位爱斗蟋蟀的促织天子。
不过虽然宣德皇帝有一些为后世所诟病的爱好，但并不妨碍他裁汰冗员、减轻赋税，和他的父亲一起采取了一系列切合时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改革或者调整，从而建立起了一个堪比西汉文景之治的"仁宣之治"。
而终结仁宣之治的，就是宣德皇帝的儿子明英宗朱祁镇，明朝唯一一位登基过两次、有两个年号的皇帝。
明英宗之所以登基两次，那是因为在此期间，他在蒙古草原上当了一年的俘虏。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一四四九年，由于御驾亲征蒙古瓦剌部的英宗，在今天河北怀来境内的土木堡遭到了三万蒙古铁骑的突袭，五十余万明军几乎全军覆没，曾经吞并了越南的名将英国公张辅等五十多名随驾官员当场阵亡，明英宗本人也被瓦剌俘虏。
这就是标志着明朝由盛转衰的土木堡之变，也被称为土木之变或者己巳之变。
而后蒙古屡屡挟持英宗攻打明朝边关，甚至一度越过长城深入北京。
所幸的是，在明朝兵部左侍郎于谦的主持下，明廷对内拥立了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继位，就是景泰皇帝； 相对于成化朝的"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尸餐素位，弘治皇帝的朝廷被称为"朝多君子"。
弘治皇帝在位期间改革立制，广开言路，整理刑律，兴修水利，减轻赋税，停征徭役。
因此在弘治朝农业发展，经济繁荣，朝廷的赋税收入和全国的人口数量都达到了明朝的峰值，被称为是"弘治中兴"。
弘治中兴的局面随着弘治之子武宗正德皇帝的继位戛然而止。
正德在位十六年，年仅二十九岁就突然驾崩，没有留下子嗣，因此正德的堂弟兴王朱厚熜继位，就是世宗嘉靖皇帝。
嘉靖是明朝历史上一位有名的道士皇帝。
他刚一登基，就借口为自己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追尊皇帝尊号，挑起"大礼议"事件。
最终大礼议事件以嘉靖的完胜而告终，从此确立了嘉靖一朝皇帝个人的意志不容质疑、更不容挑战的绝对至尊地位。
嘉靖提拔了朝廷中枢中既有夏言、徐阶这样的干臣，也有严嵩之流的贪官。
嘉靖二年，一直以来控制着日本对华勘合贸易的日本西国大名大内氏，和实际掌握着日本中央政权、名列当时日本足利幕府"三管四职"之一的细川氏，两家的使团为了争夺对华贸易的控制权，在宁波发生了严重的械斗， 继而演变成了一场暴乱，以至浙中大震，这就是明朝历史上的宁波争贡事件。
而这场暴乱导致明朝朝廷下令实行严格的海禁，除了广州的广东市舶司一处之外，封锁中国全部沿海港口，焚毁民间一切出海船只，彻底断绝了广州之外的所有海上交通。
回望这段跌宕三百年的历史，明末精英集团的集体溃烂尤其刺目。
北京城破前，崇祯向大臣伸手要钱，国丈周奎哭穷推诿，象征性捐出几千两，满朝勋戚也不过凑出二十万两，连京营欠饷都填不上；而李自成入城之后动用酷刑追赃，这些银子又被一股脑儿抖了出来。
山海关外的吴三桂，一生三易其主，表面上打着"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旗号，背后真正打动他的，不过是多尔衮开出的封王裂土世袭的筹码。
江南半壁更是上演了另一出闹剧，南京不战而降，钱谦益等率众剃发易服，大批地主士绅盘算着田还是自己的田、租还是自己的租，只要新朝承认产权，忠于谁都一样，直到剃发令砍到自己头上，才有一部分人惊觉这次的主子不一样。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将明亡归结为"人心之溃"，溃的不是百姓的人心，而是士大夫、勋贵与精英阶层的那颗心。
一个王朝的崩塌从来不是突发事件，它崩在第一次收不上税的那一年，崩在边军第一次哗变的那一天，崩在国丈第一次对皇帝哭穷的那个黄昏，崩在将军第一次把军队当作私产的那次点兵。
周奎的银子没能保住他的脑袋，吴三桂的裂土封王没能保住他的子孙，钱谦益的改换门庭没能保住他的名节。
读史的意义不在于苛责古人，而在于照见自己，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周奎"和"吴三桂"，只是穿着不同的衣服，用着不同的话术。
历史从不急着收账，但一笔都不会漏。
牢记这段教训，便是要明白：国在，家才在；覆巢之下，从没有完卵。
这是本期《亚洲观察》，咱们下期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