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开国,皆有渊源。
秦汉承始封之地,隋唐袭旧爵之名,而三百载大宋的国号,不取自王爵,不源于封号,独独系于一方土地的文脉气运——宋州。
一字“宋”,承载着王朝肇始的天命,藏着五代乱世终结、斯文盛世开启的温柔序章。
五代末年,山河纷扰,烽烟不息。
赵匡胤身负雄才,执掌后周禁军,受封归德军节度使,藩镇治所便是古宋州,即今河南商丘这片千年沃土。
此地古称商墟,是上古阏伯观星之地、殷商文脉源头,水土温润,文脉绵长,自古便藏天地清和之气。
彼时的宋州,是赵匡胤潜龙蛰伏、蓄力修身的根基,是他功名起步、气运凝聚的龙兴之地。
显德七年,陈桥风起,黄袍加身。
乱世尘埃落定,江山重归一统。
赵匡胤登基立国,遵循华夏千年古制:因始封之地而定国号。
他未曾受封宋王、宋公,却以藩镇龙兴之名,择“宋”字为国号,昭告天下,新朝肇启。
一纸即位诏书,明承汉唐旧制,以地为名、以脉立朝,让宋州的千年底蕴,化作一朝江山的千古名号。
一字大宋,不止是国号的定名,更是天命与文脉的契合。
宋州自古对应大火星分野,承火德之吉,故而大宋又称“炎宋”“火宋”,自带温润昌盛的气运。
立国之后,朝廷将龙兴旧地宋州升格为应天府,取“顺应天命、应运而兴”之意,既是感念发祥故土,亦是昭显王朝顺天安民、崇文兴世的初心。
相较于历代王朝的雄浑刚烈,“宋”字自带清逸温雅的气韵。
它没有秦汉的霸道磅礴,没有隋唐的恢弘壮阔,却自带一份崇文抑武、温润包容的底色。
这片宋州沃土孕育的王朝,终结了百年战乱,褪去了五代杀伐戾气,开启了华夏史上最璀璨的斯文时代。
国号为宋,是土地与王朝的相守,是文脉与国运的共生。
一州根基,奠基三百年锦绣江山;一字之名,沉淀千载华夏风雅。
自此,世间便有大宋,有诗词千古、文脉昌盛、烟火温柔,让“宋”之一字,成为中国人心中最温润风雅的文明印记。
这究竟是无中生有,还是历史的某种隐秘逻辑?我想,不妨冷静下来,细细梳理,或许能拨开云雾见真章。
孔子在《论语》中,曾与子张探讨十世可知也?这个问题。
孔子的回应掷地有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这不仅是孔子对历史的深刻理解,也点明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商朝和周朝,都依傍于夏朝的礼制,在传承中有所创新。
这种源远流长的传承,难道不暗示着夏朝的存在吗? 如果商周王朝继承了夏商的礼制,那么夏朝在商周时期,又该如何被提及呢?我猜想,夏朝在商周的表述方式,很可能也蕴含着某种规律。
那么,我们不妨先看看商朝是如何称呼自己的——这或许能为我们解读甲骨文中为何没有夏这个字,提供一些线索。
商朝,这个名字本身就颇具玄机。
在甲骨文中,商朝对国号的表述竟有四种:商、中商、大邑商、天邑商。
有趣的是,尽管商最初是地名,但随着商朝的兴起,商也多了一层含义:它代表了商都、商王廷所在,代表着整个天地之中。
中商或许是为了强调商朝居于天下中心的统治地位,以应对那时的政局动荡。
大邑商则对应于商朝末期王都的扩建,天邑商则与商朝的政教中心息息相关,体现了王廷的至高无上。
那么,夏朝呢?夏朝会不会也像商朝一样,用一个词汇来代表它统治下的天地空间?比如,东南西北夏? 中国人看待历史有一种传统:秦源于秦地,周源于周地,商源于商地。
那么,夏朝不应该源于夏地吗?可遗憾的是,史书上并没有明确记载大禹被封于夏地的说法。
这不禁让人疑惑: 夏究竟是夏朝的自称国号,还是仅仅是地理概念? 随着周朝的崛起,商朝的国号也随之发生变化。
商逐渐被殷所取代。
这个转变,其实反映了周人对商朝的态度——从最初的称呼,到后来的贬斥。
武王伐商之后,周人起初仍然称商朝为商。
何尊铭文就明确记载了唯武王既克大邑商。
但很快,一种新的称呼出现了——衣。
武王灭商后的第十二天,在嵩山祭天,天亡簋铭文就用丕克乞衣王祀来描述商朝灭亡的事实。
甲骨文中,衣字本身就代表商朝王廷所在之地。
因此,周武王用商朝王廷的名称,来代指整个商朝。
这不禁让人思考:商人表述夏朝的时候,会不会也用夏朝王权的所在地来代替?会不会直接使用商人对夏朝王权所在地称呼? 甚至,会不会像甲骨文中用西邑指代夏朝王都一样? 康王时期,随着周人的统治日益稳固,他们对商朝的称呼也发生了转变,逐渐转为殷。
这种称呼,无疑是对商朝的否定和贬低。
殷墟这个名称,就是西周时期普遍称呼商朝的遗址。
这引出一个新的问题:如果周人篡改了商朝的称号,那么商人又会不会篡改夏朝的称号呢? 综上所述,商周对商朝称呼的变化轨迹,提示我们,甲骨文中没有直接出现夏这个政权的名称,其实并不能作为否定夏朝存在的理由。
诚然,我们必须承认,殷墟甲骨文主要是在盘庚迁殷之后发现的,距离夏朝灭亡已经过去了三百多年的时光。
因此,我们并不能完全知晓商朝中前期是如何表述夏朝的。
仅凭甲骨文中没有夏这个字,就断言夏朝不存在,无疑是过于武断的,甚至可以说有些令人啼笑皆非。
历史的真相,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需要我们用更加严谨和理性的态度去探究。
总而言之,商朝甲骨文中没有以夏为名的政权,并非一个无法解释的谜团,而是一个需要我们从礼制传承、地名象征、以及王朝更迭等多个角度去考量的历史现象。
盛京就是沈阳嘛,这是清朝的龙兴之地,这里有太祖太宗的陵寝,有入关前的故宫,是整个王朝的精神原乡,因此清代的历代皇帝都反复强调,说盛京是“根本重地”,盛京的存在,也在提醒着大清的皇族,要保持淳朴尚武的旧俗。
不过,在入关之后,满洲贵族就迅速汉化了,康雍乾时代还好,学的都是好东西,但嘉道以来,开始玩物丧志,士兵久疏战阵,还什么尚武,反而是戏园子听曲,茶馆里听书成了日常。
当然这能算什么不良嗜好?人有娱乐性,这无可厚非,但是这些事情在京师可以,在盛京就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们还要从一个叫奕颢的人开始说起。
奕颢,皇族出身,正儿八经的黄带子,他的高祖父,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虽然祖上坎坷,但道光对奕颢十分器重,道光七年,皇帝调用奕颢为盛京将军,送奕颢走的时候,皇帝还赏了奕颢白银两千两。
两千两,在今天看来算不得什么,但对道光来说,无异于是一笔巨款。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道光啊,是一个非常节约,甚至于说是抠门的人。
皇帝住的地方,除了床,桌子,椅子,被褥之外几乎没有任何陈设,早饭午饭吃什么作者没查到,但晚饭有史料记载: 每天下午四点,几个烧饼和一壶热茶,吃完就睡觉,这样连灯就不用点了。
很多官员上任,到地方工作之前,按照规定,要来京师见一下皇帝,那么比较重要的官员,皇帝会赐宴,就是邀请你到宫里来吃饭,但是皇帝说请你吃饭,你不能真去,因为皇帝只是说请你,只是给了你赐宴的好名声,但不会真的给你摆下一桌子酒席,因为皇帝省钱。
道光的皇后过生日,皇帝邀请大臣们来参加,这次是真邀请,很多大臣说皇帝平时如此节俭,平时都吃不到皇帝的,这次可要甩开膀子猛搓一顿,结果到了宴会上,每个大臣只给上一碗打卤面,就一碗,吃完就走,再没有其它伙食供应。
您说道光皇帝抠到什么程度?皇帝的女儿出嫁,他陪嫁都没陪嫁两千两,奕颢上任盛京,皇帝能拿出两千两,您说这钱分量有多重? 这说明皇帝看好奕颢,重用奕颢,希望奕颢能在盛京大展才干,把这块龙兴之地经营起来。
这奕颢呢,他到任之后,的确也没有辜负皇帝的信任。
我们说盛京,这个地方很复杂,它是东北的政治中心,满,汉,蒙,朝鲜,各族杂居,人员流动性大,治安不太好,盗匪横行,纠纷也多,可奕颢上任没几个月,就干了好几件大事儿: 一,他打掉了一个在盛京偷猎鹿茸的犯罪团伙,抓了二十多号人。
二,他惩处了一大批贪污腐败,干涉司法公正的当地官员。
三,他破获了多起盗猎案,有多少起?前前后后有一百多起。
这一桩桩来是一件件,办的是干净利索,皇帝心花怒放,皇帝很满意。
这正是君臣之间的蜜月期。
(雅情听曲) 但是,这蜜月期一过,问题就来了。
盛京是陪都,但毕竟离京师太远了,奕颢初到之后大有雄心壮志,可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无非是缉盗捕私,每天做的都是一样的工作,很程序化,慢慢的他就有点懈怠了。
懈怠之后,奕颢染上了一个爱好,什么爱好?听戏。
盛京原本有两个弋腔戏班,这是老戏班子了,是从北方军队里流传出来的腔调,调门高,内容也多涉及军旅,要说这戏还勉强符合满洲尚武的气质,但是呢,后来盛京来了一个徽班,这徽班就不一样了,唱腔婉转缠绵,扮相华丽精致,从服装到唱词都偏软。
这两种戏班子,在盛京各有各的拥趸,而奕颢来者不拒,两种他都听,三天两头就在将军府里听戏。
这把戏班子一弄进来,那就是一帮人来听,本地的官员啊,社会上的名流啊,奕颢的朋友啊,都来,来这么多人,那不能光听啊,还得吃饭,那就得摆宴,那将军府里摆宴,档次不会低,山珍海味流水席,那就花了老钱了。
《宣宗成皇帝圣训》:服用一切,诸近奢华,务耽丰美。
看得出来,这唱戏期间吃穿用度,奕颢什么都追求最好的,一切都要讲究排场。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奕颢是盛京将军,而奕颢的副手,叫常明,他也是“亦喜演戏宴会,性近奢靡”,两个人凑在一块,是上行下效,导致盛京的奢靡风气越刮越盛。
奕颢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事儿,盛京的政务没停,该做的事情他也做,偶尔还能立功,何况这大清官场上,哪个当官的还不摆几桌酒,看几场戏? 自己又是出身宗室,皇帝还器重自己,自己这小小的生活情绪,能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他忘记了,盛京不是别的地方,这个地方很特殊。
道光九年,皇帝东巡盛京。
这是皇帝即位之后第一次回老家,皇帝很重视,仪仗浩浩荡荡进了城,盛京百姓夹道欢迎,一时间热闹非凡,在盛京驻跸期间,道光还多次召见奕颢,说了这样的话: 《清宣宗实录》卷一百六十六:务宜力崇节俭,勤习骑射,俾旗民咸知本务,共挽浇漓。
(史料记载) 这话说的已经很明白了,盛京是什么地方?这是祖宗陵寝所在啊,是咱们满人的根系,所以这里的官员必须要做出淳朴尚武的表率,你奕颢是当地最高统帅,更要带头勤俭,带头习武,带头把那些吃喝玩乐的东西给摒弃掉。
奕颢当然是叩头谢恩,口称遵旨,但皇帝的车驾一走,将军府的戏班子马上就开锣。
很嚣张,实在是很嚣张,因为奕颢如此嚣张,他很快让人给点了,被人举报了,一封密折送到了皇帝的案头。
这封密折谁写的,作者没查到,而且皇帝后来在公开的文件中也刻意保护了举报者,皇帝只说朕听说,朕闻,但密折中的内容应该足够详细,详细到了戏班的名称,宴会的频率,将军府的奢华排场,这让皇帝十分震惊,赶紧派出了大臣富俊去秘密调查。
富俊是官场上的老资格了,他资历深厚,而且他属于是奕颢的前辈,嘉庆年间曾两任盛京将军,他对盛京官场了如指掌,而且富俊很聪明,他是化装侦查,偷偷扮成了客商到盛京地面上密切查访,一查,果然和密折里举报的一个字不带差的。
富俊马上写奏折送往京师紫禁城,道光皇帝拿过来一看,皇帝很愤怒,怒不可遏,当即下了一道旨意。
这道旨意里,批评指责了奕颢颓靡享乐,花钱大手大脚,公款吃喝等问题,但旨意里最要命的是这四个字: 有负圣恩。
朕对你这么好,这么信任你,这么重用你,两千两我一年都花不完,我眼睛不眨我都给你了,我甚至对你千叮咛万嘱咐,你竟然把我说的话当耳旁风? 你可是我亲自挑选的人啊,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 皇帝的处罚非常严厉,立刻革去奕颢盛京将军的职务,同时革去他奉恩镇国公爵位,降职为头等侍卫,至于副都统常明,也革职处理,改为四等侍卫。
大白话说就是将军变成看门的,这力度不可谓不大。
(处理大臣) 处理完奕颢,皇帝余怒未消,又开始处理盛京的地方官们。
啊,你们这些官员,跟奕颢同在一城,你们是不是也跟着一起听?就算你们不听,将军府整天通宵达旦的唱,整的和过年一样,难道你们一点都不知道?都没有一个人上奏弹劾?我东巡盛京时也曾屡次召见你们,你们为什么不据实面陈? 这段话的信息量,那也非常大,因为它揭示了清代官场的一个普遍困境,那就是信息的阻断。
盛京城里的官员们,要么是碍于情面不好意思,要么就是害怕得罪上司,他们不敢,或者干脆他们也认为听戏根本算不得什么大事儿,更或者他们彼此之间就是官官相护,他们的包庇是有默契的,可无论哪一种,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都意味着他失去了一双审查官员的眼睛。
于是,盛京高官们纷纷落马,革职的革职,流放的流放,皇帝这一刀砍下去,盛京官场从上到下被剃了个头。
这还不算完,最后的最后,皇帝还设置一个新规: 《盛京典制备考》卷四:即将盛京城内外所有各戏班杂剧,概行驱逐,饬令地方官严行杳察,嗣后再不准潜行入境。
皇帝驱逐了盛京所有的戏班,不许他们再踏入盛京一步,而且要责任到人,每年盛京官员都要向皇帝汇报,证明境内的确没有戏班,如果将来发现哪个戏班偷偷回来了,官员就要被严肃问责。
这回完了么? 没完,因为真正有意思的才刚开始。
皇帝处分奕颢不过三个月之后,奕颢就以头等侍卫的身份,被任命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授命前往,乌里雅苏台是清朝在漠北的重镇,而参赞大臣相当于当地的二把手。
一年后,他又被皇帝授予蓝旗满洲副都统,署理盛京将军,哎,奕颢官复原职了。
此后,奕颢又历任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官儿反而越做越大。
意思很明白,皇帝严惩奕颢是真的,但起用他也是真的,皇帝需要从重处理奕颢来敲打臣公,震慑官场,但他并不认为奕颢这个人从此后就没用了。
这种当下示警,其后复起的弹性机制,是古代皇权政治的一种常态,它既不同于现代法律中的判刑服刑,也不同于老百姓想象的一撸到底,永不再用,宗室中的人才本就不多,能打仗,能办事儿就更少了,教训完了,该用还得用。
(道光皇帝) 皇帝就是皇帝,皇帝的特权之一就是既可以雷霆万钧,也可以雨露均沾,一切都取决于皇帝的需要。
但我们可以想见的是,当那些婉转的唱腔在将军府的庭院中响起,当一个帝国的高级统帅沉迷于丝竹管弦而疏于弓马骑射,遥远的紫禁城里,道光皇帝所感受到的,将会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焦虑,他发现自己这个以武力夺取天下的民族,正在被安逸和享乐一点点消磨掉立身的根基。
然而让皇帝更焦虑的是,他还真的没办法把奕颢革职为民,永不再用或者干脆杀掉,他还得接着用。
放眼大清天下,听戏唱曲的,知道的是一个奕颢,不知道的,又有多少呢... 早在嘉庆年间,就是道光父亲的时代,皇帝曾检阅京师前锋营,这是大清军队中精锐之精锐,结果营里两百多官兵射靶,没有一个人能五箭全部射中,很多官兵甚至箭都没到靶子跟前儿就落地了。
士兵不会打仗,宗室吃喝嫖赌,别说尚武旧俗了,很多年轻的宗室连满语都不会说... 盛京将军府里的戏终会散场,但另外一出惨烈的大戏,即一个庞大帝国在长日将尽中试图拯救自我的挣扎,才刚刚开始。
参考资料: 《清实录・道光朝》卷一百六十六 《盛京典制备考》卷四 《宣宗成皇帝圣训》卷三十六 《管见所及》卷二 王睿嘉.《黑图档·道光朝》所见道光帝东巡研究.辽宁大学,2022 翟文豪.清代盛京将军司法审判职能研究.法律史评论,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