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子第一门生的绝望:胡宗南的余生 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世间普适的愿望,无论是富贵人还是贫苦人,都渴望延绵天寿。
然而,当曾经被蒋介石视为红人,冠以天子第一门生美誉的胡宗南溘然离世时,他的儿子却对亲友坦言:父亲巴不得自己早死,这令人费解,也为这位传奇人物的晚年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曾经风光无限的国民党要员,为何会发出如此绝望的哀叹?那是一九五零年五月上旬的台湾街头,清脆的报童声响彻云霄:号外,号外,西北王胡宗南被台湾‘检察院’弹劾!这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震惊了整个国民党高层。

蒋介石的嫡系亲信,他的弹劾无疑是对蒋介石权威的公然挑战。
难道那些掌控大权的台面人物,竟胆敢如此公然地与自己的重要棋手作对?更令人扼腕的是,为什么蒋介石没有出面保全这位曾经的功臣? 胡宗南的身世,注定了他人生道路的坎坷与不甘。
他出身贫寒,幼年随迁,在异乡饱受白眼的经历让他深知弱者的无奈。
记忆中,年少时的胡宗南,面对欺凌时也曾像韩信一般窝囊,甚至学狗叫,引得同伴嘲笑。
他总是那个被忽视、被嘲笑的异乡孩童,渴望在残酷的环境中抓住一丝生存的机会。
然而,正是这不堪回首的童年,激发了他日后奋发上进的决心。
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小学、中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为日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深知,在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里,唯有知识与能力才是真正赖以生存的武器。

他曾希望凭借学识安身立命,光耀门楣,渴望成为一名辛勤的园丁,传播知识的火种。
然而,那是一个以背景论成败的时代,即使才华横溢,没有强大的靠山,也只能默默无闻,如同被埋没于尘土之中的金子,无人赏识。
一九二四年,在校长职位的竞争中,才华横溢的胡宗南惨遭淘汰,梦想被无情地击碎。
残酷的现实让他痛定思痛,毅然决定投笔从戎,报考黄埔军校。
命运似乎总喜欢捉弄人,在面试时,因为身高不足一米六,他再次碰壁,被提前淘汰。
绝望之际,他仰天长叹:苍天啊,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你生我胡宗南何用?

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偶然经过,被胡宗南奇特的相貌所吸引。
浓密的眉毛如同扫帚,犀利的眼睛如同鹰隼,鼻梁高耸,嘴唇坚毅,这些特征在相术上被认为是贵人的象征。
或许廖仲恺并不懂相术,但他善于识人,慧眼识英雄。
他仅凭一句让这个小个子参加考试,便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也为蒋介石多添了一员猛将,为共产党增加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进入黄埔军校后,胡宗南凭借着出色的学识和军事才能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从此青云直上,一发不可收。
蒋介石对黄埔军校寄予厚望,将其视为培养心腹的基地,他经常亲自考察学识,与学生谈话,甄选有潜力的人才。

他成为了蒋介石最为器重的将领,也成为了国民党政权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然而,关于胡宗南的能力,却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他只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将军,靠的是与蒋介石同乡的关系才飞黄腾达;有人说他擅长溜须拍马,以讨好上司为荣。
蒋介石三员爱将,关麟征靠打仗猛,杜聿明靠忠诚,胡宗南靠吹捧。
这句评价可谓犀利,也道出了不少人对他的质疑。
当然,也有人认为胡宗南军事能力确实不俗,否则不可能脱颖而出。
回顾胡宗南的军事生涯,或许他的功绩并非虚无。

事实是,胡宗南进入蒋介石的视线,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在战场上的表现。
一九二五年二月东征时,胡宗南担任机枪连中尉排长。
棉湖战役中,蒋介石身陷险境,距离叛军仅有不到一百米,危急关头,正是胡宗南挺身而出,夺过机枪,奋勇扫射,为蒋介石争取了逃脱的机会。
此后,胡宗南又参加了北伐战争,担任国军第一师团长。
在攻打南昌时,他一战成名。

第一次攻打南昌,北伐军王牌部队遭遇惨败,方本仁因逃跑中跌落吊桥而丧生。
蒋介石勃然大怒,亲自上阵指挥,结果更加败坏。
不仅战斗异常艰苦,孙传芳的部队也异常顽强,南昌这座坚城,宛如一座绞肉机,吞噬着无数将士的生命。
德胜门前尸积如山,章江门外血流成河,惠民门如同火海,朝阳门一片灰烬……《南昌县志》的这段描述,令人不寒而栗,也足以证明那场战争的残酷程度。
胡宗南凭借着火攻妙计攻占牛行车站,奠定了北伐的胜利,也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和赞赏。
此后,他率领部队攻克杭州,北上驻守上海,为北伐立下了赫赫战功。
一九二七年三月,胡宗南升任第1师少将副师长,成为第一个跨入将军行列的黄埔一期生。
短短三年,从学员到将军,他的军旅生涯可谓一帆风顺。

在土地革命时期,胡宗南作为第一师,积极参与红军围剿,给共产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第四次围剿中,他包围了红军第十师和第十二师,导致曹光南代师长英勇牺牲。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组成统一战线抗日,但蒋介石对共产党始终抱有防备,胡宗南作为西北的统帅,主要任务是东御日寇,北制延安,西防苏俄,内慑回马。

灵宝战役中,他指挥第一战区与日本陆军王牌第一军展开激战,最终击退了日军,粉碎了其进攻重庆的战略企图。
一九四五年,胡宗南被授予上将军衔,手握七十万重兵,达到了人生巅峰。

战后,国民党开始内部反省,胡宗南作为功臣,首当其冲地成为了众矢之的。
他的亲信中,甚至还存在着潜伏的共产党间谍,戴中溶和熊向晖等人的叛变,更是雪上加霜。
蒋介石急需一个替罪羊,胡宗南自然成为了最佳选择。
表面上,是台北政府的监察员李梦彪联合多人弹劾他,但实际上,背后策划者是蒋介石。
胡宗南心知肚明,在被弹劾时选择沉默不语,不为自己辩解。
他明白,此时的辩解毫无意义。

这也标志着胡宗南的彻底失宠,他的晚年生活也随之暗淡。
曾经习惯了风光无限的胡宗南,如今却沦为了一介平民。
他只能看看报纸,下下棋,陪着妻子在街上闲逛,这对于曾经显赫一时的他来说,简直是生不如死。
失宠后的胡宗南患上了抑郁症,在家中莫名其妙地发火,摔东西,或者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独自哭泣。
服药后的他偶尔会清醒过来,对次子胡为善悄悄说:我如果早点死就好了,不受屈辱,这样活着没有意思,还不如早死,我恨自己,为何没有战死沙场……

如果仅仅是精神上的折磨也就算了,物质上他也陷入了窘迫,连温饱都难以解决。
蒋介石对他的鄙夷导致了生活补助的减少,而胡宗南又慷慨地将自己的积蓄分给了旧部,很快便陷入了入不敷出的窘境。
他曾经做出的打油诗,更显得悲凉:常穿烂布衫,缝补好几遍,难看真难看。
妻子叶霞翟只能偷偷向丈夫的部下借钱度日。
当胡宗南得知真相后,怒斥妻子,妻子开始靠写作养家糊口。
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如今却要靠妻子养家糊口,这让他内心充满了屈辱与痛苦。

最终,压抑的生活摧垮了胡宗南的身体。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四日,他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六十六岁。
对于那个时代来说,这算得上短命了。
据儿子胡为善回忆,临终前,胡宗南将左手高高举起,口中惊呼了几句,随后便停止了呼吸。
他究竟想表达什么,已无从得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失意的将领,是在压抑中离开了人世。
这个曾经的西北王,最终落得如此下场,或许也算是一种命运的报应。
在这样一个激昂悲壮的时代氛围中,大批爱国青年前后相继,历尽艰难,从沦陷区、国统区乃至海外纷纷涌入延安。
当时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目睹行进在蜿蜒山路上朝延安进发的青年队伍,由衷地赞叹道:“奇迹,奇迹,这简直就是奇迹!”为什么全民族抗战初期,地处西北、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的偏远小城会有如此强大的磁场,吸引成千上万不同家庭出身、不同行业领域、不同地域的进步青年投身革命洪炉呢? 共产党的部队抗战最坚决 1937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在濒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面前,国内阶级矛盾让位于中日民族矛盾,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的共同意志和行动。
国民党当局虽作出“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表态,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致使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被动防御,节节败退。
反观中国共产党,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就发表抗日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八路军迅速开赴抗日战场,取得了歼敌1000余人的平型关大捷。
这场大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打破了侵华日军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使许多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
一位投奔延安的华侨青年说:南洋中学有20多人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主要是看到当时抗日最坚决的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大批爱国青年就是抱着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印象和认识,为了中国的命运和抗战的胜利,经历千难万险,络绎不绝来到延安。
国共人才争夺高下立现 中国共产党积极的人才政策和有效的动员宣传,也极大增强了对有志青年的吸引力。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上,提出“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以应对新的形势和局面。
“造就”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办学,延安的三所重量级学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分别诞生于1936年、1937年、1938年,足见中国共产党见事早、动作快。
这些学校面向全国发布招生简章,依托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开展招生联络,积极动员更大范围的青年学生报考。
在具体行动上,中国共产党通过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及其领导团结下的社会进步团体、进步报刊,或以个人名义,与知识分子、社会名流取得联系,积极介绍、组织、护送知识分子到延安。
为了使知识青年顺利到达延安,党还进行了严密的谋划和组织安排工作,包括开具介绍信、保证去延安交通安全、筹措经费等。
与共产党重视人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民政府官僚体系的态度相当消极。
一位来延安的青年回忆道:卢沟桥事变时他在上海,立刻就去南京国民政府投效工作。
但是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总是叫他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很多人就这样走掉了。
延安灯塔汇聚中国希望 更重要的是,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和探索未来的积极实践,以及延安自由平等、刚健清新的社会氛围,契合青年知识分子心中向往的理想圣地。
全民族抗战初期的延安,与南京、上海、北平等国统区大城市相比,呈现出一个全新的世界。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了“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主张。
当时到达延安的青年深切感受到,抗战要救的国不是要恢复旧的中国,而是要建设一个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这一崇高追求与广大青年内心的深层呼唤形成强烈共鸣。
1937年11月,毛泽东在给其表兄文运昌的信中,透露了延安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态:“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边区建设“三三制”政权,在政府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
这在党外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
共产党治理下的陕甘宁边区政治民主、政府廉洁、经济发展,同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专制、贪污腐化、大发国难财、经济停滞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
此正是“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
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摄影家吴印咸曾回忆道:“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
”“我被深深地感动了。
”华侨领袖陈嘉庚公开表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美军观察组包瑞德上校说:“许多人,包括我本人,对延安共产党政权基本上持赞赏态度的一个原因是,那里的一切事物所具有的外貌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倾向于赞同的。
”一位青年来到延安后,表达了他的感受:“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新的世界。
这里政治空气异常清新,抗战气息非常浓厚,墙壁上写满了抗战标语,画了不少抗战壁画。
一清早,军号声、操练声和抗战歌声响成一片,令人精神振奋。
这里没有悲观失望,有的是抗战必胜的信念。
” 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创造的精神世界,既是在黄土高原上点亮的灯塔,又如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着全国的革命力量从四面八方汇聚,形成势不可挡的滚滚洪流,推动着中华民族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奔向独立、解放、民主、幸福的彼岸。
“到延安去”一时成为流行语,成为当时爱国热血青年的共同梦想与勇敢追求。
【作者为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馆长】
在这个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两岸紧张对峙的时候,国民党必须再一次创造历史的新页,要缔造两岸和平稳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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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不能够再这样仇恨动员、内部消耗,也不能不分是非。
郑丽文提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洋曾经主张要把毒品去污名化、去刑法化,让毒品进入社区中心。
这样的主张在全世界都非常少见,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关系着整个台湾的反毒防毒政策,也关系着下一代的未来。
面对各界疑虑,她批评沈伯洋至今不正面回答,不应避重就轻轻易蒙混过关。
郑丽文表示,沈伯洋的“台独”主张已经是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
两岸绝对不可以因为“台独”而产生战争。
郑丽文痛批沈伯洋的“台独”主张在穷途末路时,“台独”的“独”又变成更恐怖的毒品的“毒”,这才是毒瘤、是乱源。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