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舒书
2026年6月,字节跳动旗下豆包App在北京、杭州两地启动打车功能灰度测试。
这条消息并未登上科技头条,既没有重磅技术参数发布,也没有颠覆性产品创新,仅仅是一次小范围灰度测试。
当行业都在比拼模型参数、多模态能力时,豆包打车的灰度测试,撕开了AI下半场一个被低估的竞争维度:服务履约与组织协同能力。
这个不起眼的动作,揭示了AI竞争正在发生的一个根本转向:大模型的竞争,正在从对话能力转向服务闭环能力——谁能把用户的需求直接变成已完成的服务,谁就掌握了下一代入口。
一、为什么是打车?
豆包不缺少功能方向——电商、团购、外卖,字节都有布局。
选择打车作为切入点,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第一,打车兼有信息撮合与服务履约两个层面。
前者是AI的强项——意图识别、参数抽取、API调用;后者是挑战——运力调度、异常处理、客服兜底。
订机票涉及动态定价和退改签,外卖涉及实时库存和骑手调度——都比打车的复杂度高出一个量级。
在AI Agent能落地的场景这个序列里,打车排在最前面。
第二,打车是高频刚需、决策成本极低的服务。
用户越容易随口说,AI就越容易养成使用习惯。
字节的目标不是做出行,而是把豆包变成用户获取本地服务的统一入口——打车是撬动心智的第一块石头。
第三,运力供给是现成的。
字节不需要自建调度系统,曹操出行提供运力和售后支撑。
这种轻资产打法,让字节可以用最低成本验证对话即服务的假设。
对比阿里:千问做打车,后端调取高德地图的聚合运力池——这是内部闭环。
字节并未拥有自有地图与聚合运力底盘,因此选择与曹操出行达成商业合作,走外部协同路线。
第四,关键能力已经提前跑通。
今年3月,豆包已灰度测试AI电商,跑通了“对话→交易”的闭环,打车是同样逻辑的复制。

二、进入之后,遇到了什么
将豆包的AI意图理解与曹操的运力系统对接,技术上并不复杂。
真正的挑战来自用户体验和线下履约。
价格与权益的落差。
据红星资本局2026年6月报道,相同路线实测,豆包打车价格高于曹操原生App,差价约30%。
优惠券不互通——豆包端无法使用曹操的会员折扣和里程券,渠道佣金直接折算进预估车费。
这背后是传统互联网流量倒卖的变现逻辑——豆包卖流量,曹操买流量。
但AI入口的商业模式本应有更多可能性:如果豆包能精准识别用户的商务出行需求,它完全可以通过会员体系绑定专车服务,甚至反向定制运力需求,而不只是赚一道佣金差。
付款环节需要绑定抖音账号,一方面是网约车监管实名可追溯、线上支付实名制的硬性要求,另一方面也能帮助字节沉淀线下交易用户资产、完善用户画像。
线下履约的不可控性。
据红星资本局同篇报道,部分司机表示对2元补贴不知情。
用户若遇纠纷,不会找曹操,会找豆包——但豆包尚未建立专属出行客服。
多个灰测用户反馈,高峰时段豆包打车经常无车可用。
语音打车的适用场景边界。
在车载、居家等双手受限场景,语音下单确实不可替代。
但在嘈杂公共场所、需要隐私保护的行程中,用户仍倾向于手动操作。
对话打车更接近特定场景的优化工具,而非通用交互方式的全面替代。

三、豆包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豆包月活达3.45亿,是千问的两倍有余。
但豆包面临一个结构性问题:用户来聊天、来问问题,而不是来买东西。
据公开报道及行业人士透露,豆包内购物消费决策类需求占比长期处于低位,全品类出现商品链接的比例极低。
用户留得住,但买不起来。
更深的组织约束在于:豆包隶属于字节的Flow体系,与抖音在组织上独立、平行。
即便豆包内部已上线抖音自营商品卡闭环交易模式,但该场景开放范围有限,尚未形成规模化交易链路。
外部电商链接跳转后,成交数据无法回传豆包——而通义千问可以打通淘宝、飞猪,腾讯元宝可以打通微信支付。
豆包与抖音电商之间的交易链路,尚未完全打通。
打车的战略价值正在于此。
通过高频出行场景,让用户养成在豆包内完成交易的习惯,沉淀线下行为画像——家庭地址、出行规律、消费能力。
这些是纯内容场景无法获得的真实世界数据,也是字节从内容走向服务的关键一步。
但需要指出的是,出行数据商业化变现的路径尚不明确。
同时,通勤类出行用户的消费标签同质化程度较高,依靠出行轨迹实现精准变现的空间存在天然上限。
这并不意味着打车业务已被验证具有长期商业可行性——其核心价值目前仍停留在战略假设阶段。
更需要追问的是:打车积累的数据,最终会流向哪里?如果这些数据只是用于抖音本地生活的广告投放,那它仍是传统互联网的流量变现逻辑。
但在AI时代,数据的真正价值是反馈闭环——用户在打车时产生的模糊意图(“去那个新开的商场”、“走不堵的路”)、多轮澄清的对话模式、最终确认的决策偏好,这些数据如果回流入豆包的模型训练,可以让模型更精准地理解真实世界的模糊指令,下一次响应更快、更准。
反之,如果数据只停留在曹操出行的履约层,从未回流到字节的算法层,豆包就永远只是一个高级流量分发器,而非真正的超级AI入口。
而后者,正是滴滴靠数亿真实订单沉淀出来的核心壁垒。
四、AI入口之争
豆包做打车的背景,是多家巨头在同一条赛道上角力——让AI从对话进化为服务。
腾讯:生态协同。
6月8日,微信发布AI生态接入指引,京东、美团、滴滴、携程等首批内测。
优势是14亿用户基座和小程序网络,但履约标准参差不齐,缺乏统一售后兜底。
阿里:自建闭环。
千问依托高德打车提供AI叫车服务。
全链路可控,高德覆盖多方运力,支付宝、会员体系可在各场景间打通权益。
但千问、夸克多产品线并行,存在内耗。
百度:地图+LBS+大模型。
百度依托百度地图的LBS能力,布局AI对话聚合打车,是“自有地图+聚合运力+大模型”的差异化路线。
字节:流量驱动+外部合作。
豆包与曹操合作,走的是最轻的路径。
美团AI则依托本地生活履约网络,同样瞄准对话式生活服务——进一步加剧了竞争烈度。
四家模式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腾讯流量最大但履约标准参差,阿里闭环完整但内部产品线存在内耗,百度有地图底层能力但生态体量最小,字节用户基数可观但跨场景权益互通最弱。
AI出行入口的竞争,尚未出现单一的胜出者。
但以上的分析仍是一个AI大厂跨界出行的单向视角。
真正的竞争图景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防守者阵营。
以滴滴为代表的原生出行平台,并不甘心坐等AI入口来赋能。
滴滴掌握着国内最庞大的真实出行语料库——数亿用户的行程数据、实时路况、供需变化,这些是任何跨界AI都不具备的场景内数据。
如果滴滴在其App内上线同样流畅的语音Agent,豆包的一句话打车差异化优势将被大幅稀释——用户已经在滴滴里能语音叫车,为什么还要打开豆包多一道跳转?对豆包而言,幸运的是滴滴的语音Agent目前更多停留在“唤醒词+预定指令”的阶段,距离真正的多轮自然语言对话还有差距。
但这个窗口不会永远敞开。
字节的攻与滴滴的守,将在未来12-18个月内见分晓。

五、字节的真正挑战
豆包真正的挑战在于组织能力。
两种逻辑的冲突。
流量逻辑追求效率——以DAU、流量转化率为KPI,偏好快速试错。
服务逻辑追求稳定——需要长期运营和风险兜底。
司机的纠纷仲裁、用户的费用争议,无法通过技术中台快速解决——后者需要的是组织沉淀。
跨BU的考核割裂。
豆包(Flow体系)与抖音(商业化体系)各自独立承担GMV考核,流量导流和交易收益分配缺乏统一机制。
用户在豆包内被引导至抖音商城完成交易,成交GMV计入抖音而非豆包——为他人做嫁衣的局面,天然抑制豆包团队推动交易闭环的动力。
这不是技术问题,是组织激励问题。
回顾字节本地生活团购、外卖的多次起伏,以及本次打车补贴落地混乱、客诉无门,本质都是增长型组织面对精细化运营时的适配困难。
与曹操的双向博弈。
曹操希望借助字节流量做增量,但不愿开放核心数据;字节想做多运力聚合,曹操倾向独家锁定流量。
两种合作路径均有风险:长期独家绑定,豆包运力局限于曹操覆盖范围;放开多运力聚合,曹操大概率抬高佣金、收缩补贴,进一步压缩豆包的价格优势。
六、需要持续观察的变量
与其给出结论,不如提出几个值得追踪的变量。
变量一:补贴退坡后的留存率。
30%的价格差是横亘在用户留存面前最现实的门槛,语音便捷能否抵消价格劣势,直接决定打车功能能否从小范围尝鲜走向常态化使用。
变量二:运力合作的边界。
能否接入多类运力,决定豆包究竟是区域性工具,还是具备全国落地潜力的AI服务入口。
但运力合作的深度,比广度更重要。
曹操出行是否愿意将司机实时位置、动态调价算法等底层数据开放给字节?大概率不会。
如果只开放表层接口,豆包就永远无法像滴滴那样实现真正的智能推荐——它只能展示曹操返回的固定结果,无法基于实时供需优化推荐。
这是入口与平台之间的数据博弈,也是字节从流量分发走向服务闭环最现实的边界。
变量三:监管合规的门槛。
能否补齐客服、先行赔付等履约配套,决定该业务能否走出灰度测试、实现规模化扩张。
七、结语
豆包做打车,不是字节的战略转向,而是AI入口争夺的一次探针。
触发三种演化路径的条件,取决于滴滴等头部运力的开放意愿、补贴退坡后的真实留存率、以及监管层对聚合平台态度的明朗化。
乐观情况下,字节接入多方运力并打通会员权益,成长为AI本地生活聚合入口;中性情况下,打车功能长期维持小范围灰度;悲观情况下,运力开放受阻、用户留存低迷、监管收紧,业务收缩下线。

但在乐观展望之前,有必要回顾一段历史。
2010年前后,百度提出框计算战略——用户在搜索框输入任何需求,百度直接在结果页完成服务闭环。
这一思路与今天的AI一站式入口高度相似。
框计算在PC互联网时期取得了一定成效——搜索框内集成了词典、计算器、轻应用等多种服务,开放平台曾接入数百家合作伙伴,每天响应过亿次搜索请求。
但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App之间的信息割裂和流量入口的改变,使得一个搜索框框住一切的构想未能完全实现。
用户的大量服务需求流向了垂直App。
其核心教训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单一入口难以覆盖所有场景的服务深度。
当然,大模型的自然语言理解能力远超越当年搜索框,但垂直场景在服务标准、售后兜底、权益闭环、合规风控上的底层约束并未改变。
这意味着AI超级入口同样面临广度与深度之间的根本张力。
本轮AI从工具走向服务的竞争,本质上是互联网流量时代向产业履约时代的一次范式迁移。
通用AI巨头想要再造超级入口,必须补齐线下精细化运营、跨主体协同、合规兜底三项能力。
谁先补齐,谁就有机会定义下一代服务入口——而目前看来,这三项能力没有一项能靠模型参数堆出来。
答案不在本文的分析里,在真实的用户行为中。
持续观察哪一条路径将成为现实。
我在本章试图逐一剖析以上诸疑点,完成这项工作后,我们会得到真相吗? 曹营疫病已起 不管是不是战局胜负的决定因素,当事三方的记录中都多次提到战前曹军中就已弥漫着某种瘟疫。
《三国志·周瑜传》说: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
《三国志·武帝纪》说: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
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三国志·先主传》说: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曹操本人也在给孙权的信中提到这点: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根据竺可桢、方修琦等气候学者的研究,中国东部在东汉后期进入寒冷期,气候的异常导致自然灾害频发,农作物歉收。
随之而起的饥荒带来大面积的人口死亡,死者无暇掩埋,生者缺乏抵抗力,便很容易暴发瘟疫。
大饥荒还冲击社会秩序,不管是政府镇压流民还是地方势力反叛朝廷,两者带来持续战争,而人员密集的军队本身即是传染病天然的温床。
东汉末年是传染病猖獗的时代,从汉冲帝永憙元年(145年)至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七十余年间全国有记载的大规模灾疫约八九次。
这样的伤痛在当时人的诗文中留下了许多刻痕,曹植在《说疫气》中写道:“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 频发的疫病不只是影响华夏中土,影响曹操统一大江南北的步伐,它还蔓延到遥远的地中海。
日本学者上田茂树在他的《世界社会史》中提出一种观点:在东汉末年,中国曾出现长达十一年的疫病集中暴发期。
这种疫病,经过中亚、西亚,流传到了欧洲,公元2世纪中叶,竟波及罗马全部领土。
在医术还不太发达的古代世界,这种疫病究竟猖獗到了什么程度,很难想象。
因为出现了无数死者,所以人口大幅衰减,社会精神面貌也十分消沉……中国受了这个大打击,其影响也不下于罗马。
社会由此秩序大乱,加速汉朝的崩溃,开启了长期分裂的时代。
血吸虫假说 赤壁之战前在曹军中大范围传播的“疾疫”究竟是哪一种传染病,由于古代史学家缺乏现代医学知识,记载简略模糊,后世史家长期以来也并不关注这一问题。
随着近代医学史研究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开始讨论这一问题,但因原始史料丢失了大量的临床信息,后人只能综合战争发生的时间、地点及各种相关因素,依靠间接证据去推断,主要的猜测有血吸虫病说、伤寒说、疟疾说,另有斑疹伤寒等其他假说。
诸说之中,个人以为血吸虫病说更胜,在此为读者诸君简述之。
顾名思义,血吸虫病的致病生物为血吸虫。
生活在中国且危害人类的,是日本血吸虫,它于1904年由日本学者桂田富士郎发现并命名。
日本血吸虫的唯一中间宿主是湖北钉螺,日本本土的小型钉螺只是湖北钉螺的日本亚种,并非另一独立物种。
湖北钉螺“在早期形态分类体系下分为10个亚种,其中7个亚种分布于中国长江流域及长江以南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受钉螺生存条件限制,黄河流域并非血吸虫病疫区,长江流域及以南是血吸虫病历史流行区。
根据现代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湖北的血吸虫病流行区域,最北在襄阳(旧称襄樊)一线,该线以南的水网低洼地带存在血吸虫病流行。
1975年发掘的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西汉墓中出土的古尸内脏组织检出了日本血吸虫卵,说明血吸虫病在江陵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流行史。
曹军七月南征,八月入襄樊疫区,九月(公历9月28日—10月26日)进入江陵地区,在长江上操练水军,感染风险极高。
血吸虫感染后发病分为急性与慢性,急性血吸虫病的典型症状包括:持续2—10周的发热、全身不适、肌痛、头痛、疲乏和突然发作的急性腹痛以及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升高。
曹军的主体大多属于外来易感群体,他们短时间内从非疫区进入疫区,换言之,他们几乎不存在预先的保护性免疫,一旦感染,相当大一部分会表现出急性血吸虫病的症状。
吴军和刘军将士,或者自幼生长在疫区,或者长期驻守疫区,能够形成血吸虫伴随免疫,即便再次感染,也主要表现为慢性血吸虫病的症状。
“慢性血吸虫病患者轻者无症状,仅于粪便普查或因其他疾病就诊时发现,有症状患者以腹泻最常见。
” 根据急性血吸虫病发病的症状,理论上,初次进入疫区的感染者在发病期间基本丧失了战斗力,而孙刘联军的战斗力则基本不受影响。
这一点可能早在周瑜的考量之中,他向孙权列举曹操“用兵之患”的四条因素,最后一条就是“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
既指明致病的因素是“远涉江湖之间”,有学者推测,这一水土之疾,恐怕就是经疫水传播的血吸虫病。
疫疾定战局 疫病对战局的影响,比确定病原体更重要,判断疫病影响更关键的是发病时间。
如果疫病是在战前暴发,便会成为促使曹军溃败的关键因素;如果疫病是在战后出现,仅能遏制曹军再度进攻,并不能帮助孙权、刘备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
我们再回到本节开始所引的三家资料:“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
”这表明曹军战前就已发病。
“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
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此处的“于是”古意为“在此时”,指交战失利之际疫病进入大规模暴发阶段。
赤壁遭遇战和乌林之战的发生时间相距很近,两战持续时间不长,从传染病传播规律来说,曹军内部应当是战前就开始陆续出现感染者。
“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细究这段记载的文字,表意与《武帝纪》意思接近。
我们再引入另一则史料。
《三国志·蒋济传》记载:“建安十三年,孙权率众围合肥。
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憙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
”据此可推,张憙所率驰援合肥的援军很可能受军中疫病的波及,在行军途中出现发病情况。
张憙是什么时候出发的呢?《三国志·武帝纪》说:“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
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
”张憙是曹军从江陵向夏口讨伐刘备的途中,于巴丘被派出。
将两条记载结合后可推测,曹军自江陵出发时就已经出现疫病,此后直至交战时将士陆续发病,在战时大规模暴发——“于是大疫”,军队战斗力被严重削弱——“吏士多死者”。
本节的结论是,曹军进入血吸虫病疫区,缺乏预先的保护性免疫力,于战前陆续发病,战时大规模暴发,军队战斗力被严重削弱,依据这一假说,疫病是造成战败的主要因素。
作者:谭木声 新亚人文书院创办人、历史作家 感恩回馈 长安街知事准备了精美图书 赠送给广大粉丝! 《定三分:四夺荆州与中古地缘重构》 作者 谭木声 内容简介 本书以“荆州”这一战略要地的四次重大争夺为主线,深入剖析了从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到公元222年夷陵之战(或关羽之死、曹操之死)这大约十四年间,决定三国鼎立格局演变与形成的关键历史进程,深入解读赤壁之战后至三国鼎立格局最终定型期间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与重要人物的命运沉浮。
对于赤壁之战,不仅对读“罗生门”史料叙述战事过程,更重点探讨了曹军战败的深层原因,特别是大规模疫病(很可能是血吸虫病)对曹军战斗力的毁灭性打击,也分析了战前各方的战略态势与决策。
而对于关羽,则被视为一个能力卓越但性格存在严重缺陷的悲剧性人物,书中探讨了他对诸葛亮、鲁肃的嫉恨心理如何影响了孙刘联盟,并最终导致其败亡。
全书引证丰富,广泛参考了正史、前人论述(如王夫之、章太炎)乃至现代医学、气候学研究,注重辨析不同史料,力图呈现立体、可信的历史图景。
活动参与方式
可就是这个人,用了不到十年时间,从一个不被看好的“青年军官”,变成了雄踞北方的霸主。
今天就来说说曹操创业初期的故事,看看他是怎么用“三件事”完成从零到一的逆袭的。
第一部分:古代故事——曹操的艰难起步公元191年,反董联军已经成立一年了。
可这支声势浩大的联军,因为各怀鬼胎、相互火并,最终分崩离析。
这个时候的曹操,还是一个不被大家放在眼里的青年军官,手里只有一块巴掌大的地盘——东郡。
这一年,黑山叛军攻击东郡,曹操率军迎战,大破敌军。
袁绍卖了一个人情,表曹操为东郡太守。
曹操终于有了自己的根据地。
可这个根据地,跟其他诸侯比起来,简直寒酸得可怜。
袁绍占据了冀州,带甲百万,可支十年;公孙瓒以两万兵力大破黄巾军三十万,威震塞外;就连刘备,也已经在公孙瓒手下当上了平原相。
而曹操呢?手里只有东郡一个郡,兵马不过数千,粮草储备几乎为零。
可就是这样一个“小角色”,后来却成了三国里最成功的创业者。
他凭什么?答案就在三个字——找人、找钱、找方向。
第二部分:曹操的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找人。
曹操最幸运的一件事,就是等来了一个人——荀彧。
荀彧,荀子之后,才华横溢,被称为“王佐之才”。
他先投靠了韩馥,又转投袁绍,发现都不行,最后主动找上了曹操的门。
曹操见到他,大悦,说了一句:“你就是我的张良啊!”这个评价有多高?张良是刘邦建立汉朝的第一谋臣。
曹操把荀彧比作张良,等于是在告诉天下人:我曹操要干的事,是刘邦那样的事业。
荀彧的到来,对曹操的意义远不止一个谋士那么简单。
他后来给曹操推荐了郭嘉、荀攸、钟繇等一大批顶尖人才,还帮曹操建起了以颍川士族为核心的文臣班底。
可以说,曹操的整个文臣团队,都是荀彧一手搭建起来的。
曹操之所以能吸引荀彧这样的人才,是因为他展现出了“创业者的气质”——有理想、有抱负、有战略眼光。
更重要的是,曹操懂得“识人”和“用人”。
你发现,谁来投奔他,他都给人家戴高帽子。
许褚来了,他说“你就是我的樊哙”;郭嘉来了,他说“这就是我要找的人”。
这种“英雄相惜”的姿态,让人才心甘情愿为他卖命。
第二件事:找钱。
公元192年,青州黄巾军攻破兖州,杀死了州长刘岱。
曹操手下谋士陈宫看到了机会,建议曹操接任州长之位。
曹操采纳了建议,从东郡太守一跃成为兖州州长,相当于从市级干部变成了省级干部。
紧接着,曹操率军击败黄巾军,降卒三十余万,人口百余万。
他从中挑选精锐,组成了一支新军,号称“青州兵”。
这一次收编,让曹操兵力大增,有了继续发展的资本。
兖州这个地方,对曹操有多重要?后来荀彧告诉他:“兖州就是你的关中、你的河内。
有了这个根据地,进可以胜敌,退可以休养,哪怕一时困顿,最终都能完成统一大业。
”拿下兖州和收编青州兵,对曹操来说是“里程碑式”的事件。
有了地盘,有了兵,他相当于有了钱,暂时死不了了,可以活下去了。
第三件事:找方向。
有了人、有了钱,下一步就是定方向。
曹操手下一位叫毛介的谋士,给他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战略:“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
”这两句话什么意思?第一,政治上要尊奉天子,取得正统地位,这样你打谁都能师出有名;第二,经济上要发展生产、屯田积粮,保证后方的稳定和粮草供应。
这个战略方向,在当时看来简直是“降维打击”。
其他诸侯想的是什么呢?打!有枪就是草头王,有兵就能占地盘。
可毛介告诉他们:光打仗不行,没有经济基础,没有政治合法性,你打下来的地盘也守不住。
事实证明,毛介是对的。
袁绍的军队穷得摘桑葚吃,袁术的军队饿到人吃人。
而曹操推行屯田制后,粮草供应充足,后方稳定,为他的霸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196年,当汉献帝流落洛阳、形如乞丐的时候,曹操第一个冲到他面前,开始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时代。
同时,他在许县推行屯田制,践行了“修耕植以蓄军资”的路线。
从这一年起,曹操的创业进入了质变式的跨越。
第三部分:创业者如何避免瞎忙?第一,创业初期,别瞎忙,先做好三件事。
找人、找钱、找方向,这三件事是创业者的必修课,一个都不能打折扣。
很多创业者把自己陷入了“工兵”的状态,什么事都亲力亲为,却没有把自己放到“将帅”的位置上。
你要做的,不是把每一件事都干一遍,而是把最核心的三件事——找人、找钱、找方向——做好。
第二,找对人,比什么都重要。
曹操等来了荀彧,整个文臣班底就建起来了。
你在创业初期,如果能把最核心的人才请到手,其他的事都会迎刃而解。
找对人,钱和方向的问题也会随之解决。
就像董明珠找王健林,王健林说“我信他”,五个亿就投了。
第三,方向定了,就别轻易动摇。
毛介给曹操定的方向,他牢记了五年,最终在时机成熟时一举落地。
今天很多创业者,方向变来变去,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结果什么都没做成。
在所有阶段都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定方向”。
方向对了,哪怕走得慢一点,也能到达终点。
第四,别事必躬亲,学会放手。
很多创业者之所以累,是因为“不放心”,觉得别人做不如自己做得好。
可如果你不放手,团队永远成长不起来。
学会管自己该管的事,学会相信别人,你才能从“工兵”变成“将帅”。
第四部分:创业抓重点创业不是拼谁更忙,而是拼谁更会抓重点。
曹操在创业初期,一无所有,却用“找人、找钱、找方向”三件事,完成了从零到一的逆袭。
他找对了人,有了钱,定准了方向,然后等待时机,一举成功。
今天,如果你也在创业,或者正准备创业,不妨想一想曹操。
先问问自己:我找到对的人了吗?我有足够的钱支撑战略吗?我的方向真的对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先别瞎忙,把这三件事做好再说。
创业不是百米冲刺,而是马拉松。
别在起跑线上就耗尽力气,把力气花在最重要的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