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亭水怪，时隔20年后再次现身，水怪究竟是什么？
北京南城有一处陶然亭，亭子本身并不算宏大，但在北京的民间记忆里，它的名气却一直不小。
奇怪的是，这种名气并不是来自什么如画的风景，也不是文人雅士的吟咏赞叹，而是源于一个带着几分诡异色彩的传闻——这里曾闹过水怪。
更让人疑惑的是，陶然亭附近不过只有一个占地半亩的小池塘，四周又是北京城最热闹、最市井的地带之一，人声鼎沸、烟火不断，这样一个地方，怎么会凭空冒出所谓的水怪呢？ 关于水怪的说法究竟从何而起，是民间以讹传讹的想象，还是历史上确有其事？答案要追溯到清光绪甲午年间。
那一年，陶然亭一带怪事接连不断，不少史料都有零星记载。
《清稗类钞》中就曾写道：光绪甲午三月，京师宣武门外南下洼，陶然亭畔苇潭中，忽有怪声如牛鸣，其声呜呜然，人名之曰大老妖。
人们既惊惧又困惑，只能给它起了个颇具想象力的名字——大老妖。
更诡异的是，这个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存在，并未就此消失，一个月之后竟再次出现，反复扰动着周围居民的神经。
在另一部晚清史料中，文廷式的日记也留下了类似的记录：甲午四月，京师玄武城南陶然亭苇丛之中，忽有鸣声如牛如驴，鸣必三声，东西互疑，莫有定处。
甚至还有传言称，夜间有人隐约看见其形，竟似牛首蛇身。
消息越传越玄，越传越广，大老妖的名声很快从苇塘边扩散到京城的大街小巷，成了茶余饭后最令人不安的话题之一。
为了安抚民心、挽回京师形象，当时清内府甚至派出大学士翁同龢前往查探。
他曾担任同治、光绪两代帝师，两度入军机处，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同时还长期执掌工部、刑部、户部等要职。
这样一位位高权重的人物亲自介入水怪事件，自然让外界充满期待：这场扑朔迷离的怪声之谜，是否终于要被揭开？ 他的日记也确实留下了调查过程的痕迹。
在尚未亲临现场之前，他曾写下初步判断：南城外下洼子苇蒲丛杂，近数日闻有若牛鸣者，声大而远，寻之不见形，余也，此也。
他认为，这所谓的大老妖，极有可能是一种水生动物——鼍，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扬子鳄，一种体型不大的淡水鳄类。
登陶然亭高阁，闻如牛鸣盎中者三次，每鸣以三为截，听其声必脰短而鳞之，非鼍而何。
从记录来看，他更加确信，这种声音来源正是扬子鳄。
于是，翁同龢以鼍为结论，试图给百姓一个合理解释。
而不久之后，陶然亭一带的怪声也真的突然消失了，仿佛一夜之间被风吹散。
轰动一时的水怪事件，就这样暂时平息下来，只留下街头巷尾仍未散尽的议论。
只是没人想到，二十多年后，这个消失的水怪，竟会以另一种方式再次出现，并且这一次，人们甚至真的见到了所谓的真身。
他本身学习动物学，对各种生物习性颇为熟悉，也长期对水怪类传闻抱有兴趣。
陶然亭的传说他早有耳闻，但他并不完全认同翁同龢的结论。
在他看来，扬子鳄主要分布于长江下游一带，与北京相距甚远，从生物分布角度来看，这种解释并不严谨。
后来他偶然看到一本名为《京城怪事》的书，其中提到：1916年，也就是所谓水怪消失二十多年后，它再次现身，一时间旧日传闻被重新唤醒，水怪再度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为了平息民众恐慌，当时的北洋政府组织人员对苇塘进行围控，占据制高点后埋伏观察。
次日清晨，待水怪再次出现之时，士兵们对着芦苇荡进行扫射，试图将其彻底消除。
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所谓的水怪，竟然从芦苇中飞出两只大鸟，一只约三尺长，一只约两尺长，在枪声中迅速被击落。
如果只看表面，这一幕确实有些荒诞，甚至带着几分讽刺意味：如此大动干戈，最终却只是两只鸟。
但《京城怪事》中却明确记载，正是这两只鸟被击毙之后，那种如牛鸣般的怪声也随之彻底消失。
由此来看，这两只大鸟极有可能就是长期被误认为水怪的真正来源。
按照书中的说法，它们后来还被制成标本，送往当时的中央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展出。
从那之后，陶然亭水怪的记载便逐渐淡出历史视野，最终归于沉寂。
那么回头再看这一段流传百年的传闻，你是否曾听说过陶然亭的水怪？你又是否见过那两只被认为是真身的大鸟标本？这些问题，或许仍然值得在今天的讨论中继续被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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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柳丝；视频：王沛）
为什么明朝没有如同汉、唐那样积极经营西域？因为没有动力
在中国历史上，汉、唐、宋、明，算是汉人王朝最典型的四个代表。其中汉、唐、明都是大一统王朝。
但是有意思的是：为啥汉和唐都选择积极经营西域，而明朝却并没有？ 哈密卫不等于整个西域 当然历史圈里的很多网民地理知识很差：比如以偏概全问题。
比如说起我们东北地区，很多人会说战国时期，燕国就经营辽东，借此证明关内势力对东北的开发很早，但问题是：整个东北不光辽东，还包括吉林和黑龙江。
来自长城以南的势力对吉林、黑龙江地区的开发，其实很晚了。
同样，很多人提起明朝时期的西域，往往会说明朝在西域设立哈密卫。
但问题是，整个西域地区太大了，哈密地区只是西域的很小一部分。
以上认知换个说法就好比：占领好望角就等于占领整个非洲，占领佛罗里达就等于占领整个美洲一样荒诞。
其实，我个人觉得， 明朝之所以没有如同汉、唐那样积极经营西域，根本原因在于动力和时机问题。
边患问题 汉朝、唐朝和明朝对西域的态度差异，和自身所处环境影响很大。
汉朝（这里指的是西汉）时期，汉主要的外患是匈奴。
汉朝是建立在秦末战乱基础上建立的。
所以汉朝初年需要休养生息。
不过到了汉武帝在位时期，汉朝虽然有了本钱反击匈奴，但此时匈奴的势力范围已经涵盖阴山南北、西域甚至原东胡故地，势力和体量很大。
这一点汉武帝也很清楚。
所以汉武帝在军事上和匈奴交战的同时，也派人到西域经营，目的是切断匈奴对西域、中亚地区的物资获得，削弱匈奴的实力——毕竟没了西域支持（包括西域通过中亚的商路获得的资源），匈奴啥也不是。
唐朝面临的边患主要是突厥和吐蕃。
当时西域在西突厥的控制之下。
唐朝为了避免西突厥对唐造成长期威胁，也担心西域落在吐蕃手里，会对唐朝的关中地区产生危害，于是唐才需要积极经营西域。
而明朝情况和汉唐截然不同。
明朝之前是元朝。
元和西域的统治者虽然都是蒙古人，但不是一波蒙古人：元的统治者（指的是忽必烈之后）是托雷的后代，而西域长期是察合台的后人当家。
元时期，元和察合台之间战争不断。
明朝建立初期，明主要的外患是北元及其后继者：朱元璋在位期间，明朝多次出击北元朝廷。
到了朱棣在位期间，朱棣为了证明自己做皇帝比朱允炆合适，也曾多次北伐蒙古各部。
对于明朝来说，最大的隐患是长城以北的蒙古人，而不是西域的蒙古人。
而西域的蒙古人也没有对明朝产生威胁。
所以明也不愿意节外生枝，在和长城以北蒙古人干仗的同时，平白无故增添一条战线。
3、交流问题 此外，交流问题也影响了三个朝代的态度不同。
汉、唐对外态度相对开放：尤其是唐朝。
所以汉、唐在军事因素之外，考虑到对外交流问题，汉和唐也积极乐意联络西域，沟通和外界的联系——西汉甚至还计划取道西南夷找到通往印度的道路。
而明朝相对内敛。
所以对打通西域的态度并不积极。
同时，因为明时期，海运比起汉唐也相对发达很多，所以和西亚的联系也并不高度依靠西域。
这些也是明朝对统治西域的热情约等于没有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