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奇书,其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地理、神话、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

以下是对《山海经》的简要介绍:
• 作者与成书年代:该书作者不详,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可能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编纂和传承。
• 内容与结构:《山海经》分为《山经》《海经》《荒经》三部分,其中《山经》记录了各地山脉、草木、鸟兽等;
《海经》记载了海外异国的风俗、物产等;
《荒经》则包含了更多的神话传说和奇异故事。
• 主要特点:
• 神话色彩浓厚:书中保存了大量的神话故事,如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等,这些神话展现了古人丰富的想象力。
• 内容丰富多样:除了神话,《山海经》还涉及地理、历史、文化、医学等多个方面,是一部古代的百科全书。
• 影响深远:《山海经》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了后世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同时也对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等具有重要价值。
• 版本与研究:由于《山海经》的版本众多,不同版本之间存在差异,因此对其研究也一直是学术领域的重要课题。
学者们通过对不同版本的比较和研究,试图揭示《山海经》的原貌和内涵。
总的来说,《山海经》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它以独特的方式展现了古人对世界的认知和想象,对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山海经》中记载了许多奇珍异兽,以下是一些较为知名的:
1. 凤凰:书中记载,凤凰形状像普通的鸡,全身长满五彩羽毛,头部的花纹是德字的形状,翅膀上的花纹是义字的形状,背部的花纹是礼字的形状,胸部的花纹是仁字的形状,腹部的花纹是信字的形状。
2. 天狗:阴山有一种野兽,形状像野猫却是白脑袋,名叫天狗,它发出的叫声与榴榴的读音相似,人饲养它可以辟凶邪之气。
3. 穷奇:邽山有一种野兽,形状像一般的牛,但全身长着刺猬毛,名叫穷奇,发出的声音如同狗叫,喜好吃人。
4. 狰:章莪山有一种野兽,形状像赤豹,长着五条尾巴和一只角,发出的声音如同敲击石头的响声,名叫狰。
5. 肥遗:英山有一种禽鸟,形状像一般的鹌鹑鸟,是黄身子而红嘴巴,名叫肥遗,人吃了它的肉就能治愈麻风病,还能杀死体内寄生虫。
6. 蛊雕:它是日本三大妖神之一,也是大和民族童年阴影的缔造者。
在《山海经》十大异兽之中实力垫底,这种生物贪食月亮,与饕餮一样都具备吞噬属性。
7. 脩辟鱼:居住在驼山,形状像只癞蛤蟆,却长着白色的嘴巴,发出的声音如同汽车轰鸣声。
传说得了白血病的人若是能吃上它的一块肉,第二天便可痊愈。
《山海经》中记载的部分异兽可能有其现实原型,以下是一些被认为可能是异兽原型的动物:
• 鹿蜀:其原型可能是现今生存在非洲地区的霍加皮。
• 兕:其原型可能是中国宋朝时期曾大量存在的犀牛。
• 鼍:其原型可能是中国境内的珍稀野生物种扬子鳄。
• 当康:其原型可能是生存在非洲地区的疣猪。
• 山魈:其原型可能是生存在非洲地区的豚尾狒狒。
• 犰狳:其原型可能是现存于中美和南美的犰狳。
《山海经》中记载的异兽与古代神话体系密切相关。
《山海经》是一部包含丰富神话传说的古代典籍,其中的异兽形象常常出现在其他古代神话作品中,成为了中国古代神话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古代神话体系中,异兽通常被赋予了神秘的力量和象征意义。
它们可能代表着自然界的力量、神灵的使者、吉祥的象征或邪恶的存在。
这些异兽形象通过神话故事和传说得以传承和发展,丰富了古代神话的内涵。
《山海经》中的异兽形象常常被其他古代文学作品引用和描述,进一步传播了它们在神话体系中的地位和意义。
例如,在《淮南子》《天问》等古代文献中,都可以看到对《山海经》中异兽的提及和描述。
此外,《山海经》中的异兽也对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们成为了古代绘画、雕刻、文学等艺术形式的重要题材,表现了人们对神秘力量和奇幻世界的向往和想象。
总的来说,《山海经》中记载的异兽是古代神话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丰富了古代神话的内容,对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山海经》是我国第一部描绘山川与物产、风俗与民情的大部地理著作,还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神话传说的大汇编,有着巨大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
全书共十八篇,分为《山经》和《海经》两个部分。
然而,对于这样一部体系庞大的怪书的性质归类,却
是各有各的看法。
有一种比较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山海经》是一部巫术之书,记祭祀的礼书和方士之书,是古人行施巫术的参考书。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山海经》……… 盖古之巫书也。
他的观点对中国学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绝大多数人都持此种观点。
班固把《山海经》置于术数略的形法家,是大举九州之势而求其贵贱吉凶,类似后世讲究风水的迷信之书。
这是对《山海经》性质的最早的说明。
后司马迁认为它荒诞不经,难登大雅之堂,认为《山海经》中虽然记载了方位、山川、异域,但那是因为祭祀神灵的需要,如《海外西经》记载的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
此外,《海经》中所记载的海外殊方异域、神人居住的地方、怪物的藏身之处,都是秦汉间鼓吹神仙之术的方士的奇谈。
由于诸多对巫术和祭祀的记载,《山海经》被归类为语怪茅盾从神话学角度把《山海经》归为一部杂乱无章的神话公专记古怪荒诞的神话故事。
这一看法很具有普遍性。
《山海经收的神话故事源自上古历史传说,以及各地诸侯国的报表文书自民间的神话故事。
如我们周知的"女娲补天就来自于《大荒西经还有《大荒北经》中的夸父追日,《北山经》中的精卫填海、后羿射共工怒触不周山、大禹治水、黄帝擒蚩尤等这些神话传说都来自 海经》中的记载。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认为《山海经》是一部自然地理和人文理专著,是第一部有科学价值的地理书,具有极高的军事价和政治价值,它详细地记载了境内山川地貌的距离和里数,还记录了各个地区的山脉、河流,以及草木、鸟兽、矿藏等,还有关于名地的特产和风情的记载。
近世的许多学者,也都认为它是一部既有科学内容、又杂有巫术迷信成分的地理志。
既是历史地理学家又精通古代神话和宗教的顾颉刚颇赞同此观点,或许是为了在巫书与地理志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与融合。
很长一段时间内,《山海经》是地理书似乎成了定论。
但是后来也有人认为,虽然《山海经》记述了山川、异域但是它并不是以讲述地理为目的,不能够把它误认为是一部实用的地理书。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山海经》是根据图画记述的。
在晋代,陶渊明有诗曰: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山海经》中有些文字,如叔均方耕长臂人两手各操一鱼,确实是根据图片来述说的。
根据我国古代很早就有的关于山川地图的记载,可以推测出《山海经》成书时有一种绘载山川道里、神人异物的图画,也就是说最早的《山海经》是图文并茂的,上面既有图形图画,多为一幅幅线描的怪兽人神插图,也有文字,还有大量图画式的文字。
《山海经》是实用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专著,还是杂乱古怪又是奇土编撰的小说、还是巫术和方王之书,它成书者又是谁?谜底仍未解开,还有待于新的发现和进一步
《山海经》中记载的异兽形象对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下是一些具体的方面:
• 文化:
• 丰富神话传说:《山海经》中的异兽形象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许多异兽成为了神话故事中的重要角色,如九尾狐、凤凰、烛龙等。
这些神话传说不仅反映了古代人们对自然现象和未知世界的想象,也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
• 影响文化象征:一些异兽形象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
例如,九尾狐在古代被视为祥瑞之兆,象征着吉祥、繁荣和多子多福;
凤凰则代表着祥瑞、美好和高贵。
这些象征意义在文学、艺术和传统节日中经常被运用。
• 文学创作:《山海经》中的异兽形象激发了古代文人的创作灵感,成为了许多文学作品的重要元素。
例如,屈原的《天问》、左思的《吴都赋》等都对《山海经》中的异兽进行了描述和引用,使其成为了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艺术:
• 绘画:《山海经》中的异兽形象对中国古代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多画家将异兽形象绘制在壁画、屏风和画卷中,如东晋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中就出现了一些异兽形象。
这些绘画作品不仅展示了画家的技艺,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神话世界的向往和想象。
• 雕刻:异兽形象也经常出现在中国古代的雕刻艺术中,如汉代的画像石、唐代的石窟艺术等。
这些雕刻作品通过对异兽形象的塑造,展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和对神话世界的独特理解。
• 工艺美术:在工艺美术领域,异兽形象也被广泛应用于陶瓷、玉器、漆器等制作中。
例如,唐代的三彩骆驼载乐俑中就出现了异兽形象,这些作品不仅具有实用价值,也体现了当时的审美观念和文化内涵。
总之,《山海经》中记载的异兽形象是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也为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山海经》中的异兽形象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以下是一些具体表现:
• 丰富文学题材:《山海经》中描绘了众多奇异的异兽形象,如饕餮、穷奇、凤凰、麒麟等。
这些形象为古代文学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灵感,激发了文人的创作想象力。
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出现了对这些异兽的描写和引用,使作品更具神秘色彩和奇幻氛围。
• 象征与寓意:异兽形象在文学中常被用作象征和寓意的载体。
例如,凤凰常被视为祥瑞的象征,代表着吉祥、美好和高贵;
麒麟则被视为仁德的象征,常与君子、圣贤相联系。
通过对这些异兽形象的运用,文人可以传达特定的情感、价值观和思想。
• 拓展文学想象空间:《山海经》中的异兽形象充满了奇幻和神秘的元素,它们的形态、能力和习性常常超出人们的日常认知。
这些形象拓展了文学的想象空间,鼓励文人突破现实的束缚,创造出更加奇幻、独特的文学世界。

• 影响文学风格:《山海经》的文学风格独特,富有奇幻、夸张和神秘的色彩。
这种风格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在古代神话、仙侠、奇幻等文学类型中表现明显。
后世文学作品在描写异兽时,也常常借鉴《山海经》的表现手法,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 传承文化价值:《山海经》中的异兽形象承载着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
通过文学作品的传承,这些异兽形象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之一,传递着中华民族对自然、神灵、祥瑞等的认知和理解。
例如,在《庄子》中就有对《山海经》中异兽的引用和描写;
屈原的《离骚》中也运用了许多神话传说和异兽形象,以表达其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的追求;
在《西游记》《聊斋志异》等文学作品中,也能看到《山海经》中异兽形象的影响。
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内涵,也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山海经》是中国古代一部富有神话色彩的奇书,其中记载了许多奇异的异兽形象。
这些异兽形象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神话传说、图腾崇拜以及人们对自然现象和未知世界的想象。
在远古时代,人们对自然现象和动物的认知有限,他们通过想象和创造来解释世界。
异兽形象往往是人们对自然力量、神秘现象和未知生物的象征表达。
这些形象可能受到当时的文化、宗教和社会背景的影响,反映了人们对神灵、祖先和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和敬畏。
随着时间的推移,异兽形象在文学、艺术和文化中不断演变和发展。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山海经》中的异兽形象进行了各种解读和再创作。
这些形象在文学作品、绘画、雕塑、影视等艺术形式中得到了广泛的表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涵。
同时,异兽形象也对中国古代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们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符号和象征,代表着吉祥、祥瑞、神秘和力量等寓意。
这些形象在民间传说、节日庆典、艺术创作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并且一直流传至今。
总的来说,《山海经》中异兽形象的起源和发展与中国古代的文化、宗教和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它们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和想象力的结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形象的传承和发展,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涵,也为后人提供了无尽的创作灵感和文化遗产。
《山海经》中的异兽形象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主题和情节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以下是一些具体表现:
• 丰富主题:《山海经》中的异兽形象为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的主题。
这些形象代表着各种神秘、奇幻的元素,如神话、传说、魔法等。
作家们可以借助这些主题来探索人性、命运、道德等深刻的问题,使作品更富有内涵和深度。
• 增添情节:异兽形象可以为文学作品增添情节的趣味性和紧张感。
例如,在小说中,主人公可能会遇到各种奇异的异兽,与它们展开激烈的战斗或冒险。
这些情节不仅能够吸引读者的兴趣,还可以推动故事的发展,增加作品的可读性。
• 象征意义:《山海经》中的异兽形象往往具有象征意义,它们可以代表着某种情感、品质或价值观。
作家们可以通过对这些形象的运用,来传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使作品更具有感染力和表现力。
• 文化传承:《山海经》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异兽形象也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之一。
古代文学作品中对这些形象的传承和发展,不仅有助于保护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还可以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
例如,在《封神演义》中,九尾狐被描绘成妲己的化身,她利用美貌和妖术迷惑纣王,导致商朝的灭亡。
这个故事不仅展现了九尾狐的神秘和魅力,还探讨了人性、欲望和权力等主题。
锄刃碰到的东西不像石头,石头没有那种韧劲。
他蹲下去,手指扒开湿土,摸到一块边缘锋利的铜片。
铜片表面裹着绿色的锈,断面却泛着暗红。
他把铜片翻过来,土里还有。
一件,两件,越来越多。
旁边的刘光才凑过来看了一眼,扔下锄头就往考古工作站跑。
工作站里坐着的陈德安正整理探方记录,刘光才推门进来时喘得说不出完整句子,只反复比划一个动作——往下挖,有东西。
陈德安和副领队陈显丹赶到现场时,取土坑的断面已经被锄头削掉了一层。
两人蹲在土坎上看了不到半分钟,陈显丹后来回忆,他当时只跟陈德安交换了一个眼神。
探沟里的土层是夯打过的,夯窝清晰,这不是自然堆积。
砖厂当天下午被叫停,但取土已经吃掉了一截坑口。
那天夜里,考古队第一次在三星堆点起了大灯。
7月的四川盆地闷热无风,蚊子成群扑向灯泡,陈显丹的发掘日记里记着,灯光招来的飞虫糊满了纸面,写不了几个字就得用手抹一把。
他们挖到后半夜,坑底露出了一层象牙。
象牙的表面在灯光下泛着湿润的象牙白,一根压着一根,像码好的柴垛。
陈德安用手铲轻轻拨开象牙之间的泥土,底下露出铜器的轮廓。
1号坑的堆积结构从这一刻开始变得清晰:最上层是象牙,中间是铜器和金器,底层是玉石器和骨渣。
这个顺序后来被反复验证,8座坑几乎遵循同一套掩埋逻辑,先放器物,再覆象牙,最后倒灰烬封土。
那根后来被称作金杖的东西,出土时并不起眼。
它被压扁了,卷成一团,金皮表面沾满泥土,只有边缘露出一线暗黄。
现场有人把它叫作金腰带。
清理之后称重,463克,展开长度143厘米,厚度不到0.2毫米。
金皮内侧残留着炭化的木渣,手指一捻就碎成黑粉。
木芯早已不在了,但炭渣的纹理还在,顺着金皮的弧度排列,证明它曾经包裹在一根木杖外面。
杖身靠近一端的位置,46厘米的长度内刻着三组图案:两个戴冠的人头侧脸相对,鸟和鱼背靠背,一支箭穿过鸟颈和鱼头。
线条细如发丝,是用双勾手法錾刻的,刻痕深度不超过0.1毫米,稍一用力就会穿透金皮。
关于这组图案,从1986年到现在,至少有三套不同的读法在并行。
一套读作族徽。
鱼和鸟分别对应两个部族的图腾,箭穿过鱼和鸟,意味着两个部族通过联姻或征服合为一体,鱼凫王朝的名字本身就包含鱼和凫两种动物。
另一套读作通神法器。
鱼代表入地,鸟代表上天,箭是工具,人头是施法者,整套图案描述的是巫师借助鱼鸟之力沟通天地。
第三套读法更晚出现,把它放进古蜀宇宙观里,人头居中,鸟鱼分列上下,箭连接两端,是一个微缩的宇宙结构图。
陈德安在现场没有作判断。
他把金杖连同泥土一起用石膏绷带包好,送到成都的实验室。
清理用了将近一个月,金皮展开后,图案才完整显露。
考古队里有人提出,这可能是王杖,因为同时期中原地区出土的商代金器没有一件比它更重。
也有人反对,理由很直接:中原的权杖传统远不如近东和西亚深厚,三星堆的金杖形制在本地没有先例,反而更像从更西边传进来的观念。
这个判断后来被反复讨论,一直没有定论。
2号坑的发掘比1号坑晚了一个多月。
1986年8月,砖厂在1号坑东南方向继续取土,又挖出了铜渣。
陈显丹带人赶过去时,地面上散落着碎铜片和烧土块,取土坑的断面上能看到铜器的茬口。
2号坑的体量比1号坑大得多。
发掘记录显示,2号坑共出土各类遗物6095件,其中青铜制品736件,黄金制品61件,玉器486件,象牙67根,海贝4600枚。
1号坑的统计是567件,青铜制品178件,金器4件,玉器129件,象牙13根,海贝124件。
两个坑之间的数量差距不是偶然,2号坑埋藏的器物等级更高,体量更大,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纵目面具都出自这个坑。
青铜大立人从坑里取出来的时候,已经从腰部断成两截。
上半身侧倒在泥土里,面部朝下,高冠的一角压碎了。
背部的铜块裂成四五块,底座腐蚀得最严重,铜质已经酥松,手指一按就是一个印。
1987年5月,国家文物局指派傅金凯带4人小组到成都修复。
修复方案讨论了很久,最后决定用锡焊,低温焊接,因为铜质腐蚀太严重,高温会加速金属的氧化。
焊接之前,修复师用竹签一点一点剔掉断口上的泥土和锈层,露出新鲜的铜茬。
背部缺了一小块,他们打磨了一块同样厚度的铜片补上去,焊缝用锉刀修平,再抹上做旧的颜料。
修复过程中,他们在铜像的内壁发现了燕尾槽孔和小圆孔,这是分铸接铸的物证——铜像的头部、躯干、手臂、底座是分别铸造再拼接的。
修复用了将近两年。
1989年,大立人重新站起来的时候,通高2.62米,人体部分1.7米,加上底座和高冠,刚好超过一个成年男子的身高。
180多公斤的重量让搬运成了问题,博物馆不得不专门定制了一个钢制底座。
他双手环抱在胸前,一高一低,掌心相对,握成两个空圈。
两个空圈的圆心不在同一条直线上,连起来是一条弧线。
有人量过空圈的直径,上手的孔径比下手略大,这意味着他握持的东西必须有弧度,而且上端比下端粗。
象牙说的依据就在这条弧线上。
2号坑出土了67根象牙,最长的一根将近1.6米,弧度与大立人双手之间的空间高度吻合。
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玉璋上,刻着一个跪坐的人像,肩上扛着一根弯弯的象牙,姿态和大立人的手势几乎一样。
但孙华提出了一个反驳:大立人的两手掌心并不完全贯通,手窝的直径也不足以穿过一根完整的象牙,而且以他双臂平举的姿态,托举一根几十斤重的象牙站立三千年,从力学上讲不太合理。
权杖说也有问题,金杖的直径只有2.3厘米,大立人的手窝直径比这个尺寸大得多,握不紧。
空着的手,成了三星堆最沉默的谜。
没人能从坑里挖出一件写着答案的器物。
同样出自2号坑的青铜神树,出土时的状况比大立人更糟。
树干断成3截,树枝断成18截,其余的鸟儿、果实碎片装了满满一筐。
修复团队在库房里拼了6年多,光管状碎片就有200多片。
拼对的方法很笨:把断口两两比对,纹路对得上的放在一起,对不上的再换。
有的断口锈蚀严重,截面已经模糊,拼错了好几次,拆了重来。
整个修复用了将近10年,最终拼出一棵高3.96米的树,三层九枝,每根枝条上站一只鸟,树干的侧面攀着一条龙,龙身贴着树干盘旋而下,龙尾一直垂到接近底座的位置。
树刚拼好的时候,龙是没有尾巴的。
龙尾的残件一直没找到,断口留在树干中段偏下的位置。
2021年以后,考古队在3号坑和8号坑的堆积中发现了新的青铜残片,经过拼对,确认其中一部分就是一号神树缺失的龙尾组件。
龙尾接上去之后,整条龙的长度超过了3米,从树顶一直延伸到接近地面的位置。
九只鸟的位置有讲究。
它们不是随意立在枝头的,每只鸟都站在枝头末端稍微上翘的位置,鸟头朝向树干的方向。
九枝的分布是三层,每层三枝,围绕树干均匀展开。
这个数字和《山海经》里“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的记载对得上,但孙华指出,一号神树的九只鸟加上树顶缺失的一只,刚好凑成十日,二号神树则是纯粹的九日结构,两棵树的树枝形态也不一样——一棵上翘,一棵下垂。
他的判断是,上翘的那棵对应扶桑,下垂的那棵对应若木。
扶桑在东,若木在西,两棵树构成一组东西对称的宇宙坐标。
但当年的发掘报告编写者持不同意见。
他们认为一号神树本身就是扶桑,不需要对应另一棵。
社树说、日晕说、通天神树说也在不同论文里出现过。
同一棵树,从不同的角度读,读出的是不同的东西。
树座底下没有刻字的铜牌,树干上没有墨书的题记,一切解读都建立在图像和文献之间的类比之上。
纵目面具的体积比神树小,但冲击力不遑多让。
2号坑出土的这件面具,宽1.38米,重80多公斤,两只耳朵向两侧展开,间距达到138厘米。
眼球呈柱状从眼眶中伸出,外凸长度16厘米。
CT扫描显示,柱状眼球不是整体浇铸的,而是由16组微型榫卯构件嵌套而成,分铸之后再插入面部范模中合铸。
耳部采用嵌铸法,先单独铸好耳朵,再嵌入面部的铸型。
这种分铸插接的工艺在中原的范铸体系中并不常见,是三星堆本地工匠的创新。
面具的方脸、大耳、柱状眼球,在文献里能找到对应。
《华阳国志·蜀志》写蚕丛“其目纵”,一个“纵”字被反复解读了上千年。
有人说纵目就是眼球外凸,有人说纵目是眼睛竖着长,还有人说纵目是额头上的第三只眼。
三星堆的实物出土之前,这些说法都只是文字推演。
面具出土之后,柱状眼球成了最直观的“纵目”形象证据。
另有学者从《山海经·大荒北经》里找到了另一条线索。
那里面写烛龙“直目正乘”,直目被解读为眼球直直地向前伸出,与三星堆面具的柱状眼球形态一致。
烛龙是人面蛇身的神,睁眼为昼,闭眼为夜,掌控天地明晦。
纵目面具与烛龙神话的关联,在多个版本的解读中反复出现,但也始终只是一个类比,没有铭文或文献的直接证据把两者钉在一起。
纵目面具出土时,2号坑还清理出了50多件青铜人头像。
它们排列在坑底,面朝同一个方向,多数戴冠或盘辫,面部表情肃穆。
孙华后来把人头像按发型分成了两类:辫发和笄发。
辫发头像的数量远多于笄发,比例大约是4比。
但在从事祭祀仪式的小型铜人像中,笄发人的形象占了绝大多数,辫发人几乎不出现。
这个分布暗示着一种权力分工:笄发社群掌握宗教祭祀权,辫发社群掌握军事和行政权。
古蜀国家的统治结构,可能从一开始就是神权与军权分立的双头体制。
海贝的分布也能佐证这种跨区域的物资调动能力。
2号坑出土的4600枚海贝,绝大多数是环纹货贝,只产于印度洋北部的深水海域。
这些贝壳的背部被磨平,磨出了穿孔,孔沿光滑,是长期串绳使用留下的痕迹。
印度洋北部的居民用这种贝壳作货币,古蜀人把贝壳磨平穿孔,显然也是在模仿货币的形制。
一个不靠海的盆地,祭祀坑里埋着几千枚从印度洋打捞上来的贝壳,串绳的磨损痕迹说明它们在入坑之前已经被反复流通使用过。
象牙的数量更惊人。
1号坑13根,2号坑67根,8号坑一个坑就出了400根。
8号坑的发掘负责人赵昊说,象牙和青铜器层层叠压,提取一根象牙平均需要两到三天,因为象牙表面已经酥化,接触空气后迅速开裂,必须用石膏和绷带现场加固。
400根象牙的提取工作,从2022年持续到发掘结束,光是清理象牙就花了一年多。
这么多象牙从哪儿来,学界分成了两派。
一派认为来自本地象群。
商代晚期的成都平原气温比现在高2到3摄氏度,植被茂密,沼泽遍布,适合亚洲象生存。
《山海经·中次九经》写岷山“其兽多犀、象,多夔牛”,金沙遗址还出土了亚洲象的头骨和臼齿。
另一派认为象牙是舶来品,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从南亚或东南亚运进来的,因为三星堆和金沙的坑里只见象牙,不见大象的其他骨骼。
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也都缺少决定性的证据。
如果象牙来自本地,为什么只埋象牙不埋象骨? 如果来自外地,运输几百根平均长度超过1米的象牙,翻越蜀道需要什么样的组织能力? 金杖的金料来源也有争议。
三星堆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异常高,这种高放射性成因铅的矿源在中国境内很少见,有学者认为来自云南东北部,也有学者指向更远的西南方向。
金料的来源没有做系统的同位素比对,目前只能确定的是,金杖的金纯度很高,锤揲工艺的均匀度说明古蜀工匠对黄金的延展性有充分的经验积累。
真正让三星堆的埋藏行为变得可读的,是坑本身的形制。
8座坑的轴向都在北偏东30度到36度之间,排列成三组,每组两坑并排。
1号坑和2号坑在东南,3号和4号在北,7号和8号在中间偏西。
碳14测年显示,3号、4号、6号、8号坑的埋藏年代有95.4%的概率落在公元前1201年到公元前1012年之间,1号坑和2号坑的年代稍早,但差距不大,8座坑是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内完成的。
坑内的堆积结构高度一致。
以4号坑为例,考古队还原的埋藏序列是这样的:先挖坑,坑底铺一层薄薄的黄土,然后把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海贝按顺序摆放进去,器物之间留有空隙,有的铜尊里面还装着海贝和玉璧。
器物层之上覆盖一层象牙,象牙的方向基本一致,粗端朝坑壁,细端朝坑心。
象牙之上,从坑的东南角倾倒灰烬,灰烬层厚约20厘米,检测显示其中90%左右是竹子的燃烧残留,其余是木炭和烧土颗粒。
灰烬倒完之后,用黄土逐层回填,每填一层就用夯具打实,夯窝的直径大约5到6厘米,排列规整。
最后在坑口覆盖一层纯净的黄土,与周围地面齐平。
灰烬不在坑内焚烧,坑壁没有烘烤痕迹。
这个细节很关键。
如果是在坑内直接烧,坑壁的泥土会被烤成红色或黑色,但8座坑的坑壁都保持着原来的黄褐色。
灰烬是从别处烧好之后运过来倒进去的。
烧的是什么? 4号坑的竹子灰烬指向一个可能:建筑的屋顶。
三星堆的大型建筑用竹子和木料搭建,屋顶可能是竹编结构,外面涂泥防火。
如果神庙失火,屋顶先烧,竹子在高温下炭化,倒塌后与铜器、象牙混在一起,最后被清扫、装运、倾倒进坑里。
这个解释在2026年被正式提出来,但并没有说服所有人。
7号坑的发掘负责人黎海超坚持敌人毁坏说。
他的依据是象牙的埋藏方式:敌人把象牙压在铜器上面,目的是镇住法器,不让它们重新发挥作用。
在古蜀人的观念里,象牙通神通灵,把象牙压在砸碎的铜器上,等于切断了法器与神灵之间的联系。
这种带有诅咒意味的埋藏方式,和单纯的灾难清理不一样。
还有第三种解释,把两种说法拼在一起:神庙先失火,器物在火灾中受损,然后外敌趁乱进入,对残余的器物进行了二次破坏,最后古蜀人被迫撤离,撤离前把残器集中掩埋,埋的时候举行了最后一次祭祀。
这个说法能解释为什么有的器物是被火烧坏的,有的器物是被砸碎的,破坏方式不统一。
但同样缺少决定性的证据。
袁家院祭祀区废弃之后,三星堆不再有高等级遗存。
相距约40公里的金沙遗址,繁荣期恰好与三星堆最晚阶段前后衔接。
金沙的祭祀区延续了将近千年,祭祀方式包括浮沉、燎祭等多种形式,器物类型与三星堆高度相似,但规模和等级有所下降。
从三星堆到金沙,古蜀的政治和祭祀中心完成了一次整体搬迁。
神庙失火被视为不祥之兆,可能是迁都的直接触发因素,但更深层的原因——资源枯竭、外敌压力、内部权力重组——目前还埋在土里。
青铜大立人的三层衣服上布满了纹饰。
最外层的衣角在身后翘起,龙纹从肩部延伸到下摆,龙首在胸前,龙身盘绕在右臂外侧,龙尾垂在左腿后面。
这件衣服被研究者称为中国最早的龙袍。
龙纹的形态和青铜神树上的龙不一样,神树上的龙是走龙,四肢着地,身体拉长,而大立人衣服上的龙是团龙,身体卷曲成圆形,龙首昂起。
同一个遗址里,龙的形象至少有四五种变体:羊首龙、猪鼻龙、爬龙柱形器上的龙、神树上的走龙、大立人衣服上的团龙。
龙的形象越丰富,说明它越早进入了古蜀人的信仰体系,还没有被固定成单一的标准样式。
联合遗址出土的龙凤纹陶器盖,是另一个方向的证据。
陶盖直径不大,盖顶中央刻画着一只有羽冠的凤鸟,凤鸟昂首站立,翅膀展开。
凤鸟的周围,一条龙卷着尾巴绕了一圈,龙首扬起,龙口张开。
凤鸟和龙共处于同一个圆形构图里,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龙凤组合纹样。
陶盖是平民墓葬的随葬品,不是祭祀重器,说明龙凤崇拜在三星堆文化中已经下沉到了普通人的日常层面,不是贵族垄断的符号。
三足陶炊器的发现,给这种下沉提供了更具体的注脚。
这件陶器高44厘米,盘径大约40厘米,三条中空的足呈鼎立之势,足的底端有烟熏痕迹,是长期生火留下的。
盘底和足的内壁应该残留过食物残渣,但1986年的发掘没有做浮选和残留物检测,锅里的东西已经不可能知道了。
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雨在多次采访中提到这件事,语气里带着遗憾:如果当年做了检测,也许能知道古蜀人吃的是什么,用什么调料,和中原的饮食有没有差别。
三星堆遗址的面积大约12平方千米,核心城址3.6平方千米,城墙用夯土筑成,外侧有壕沟。
东城墙和西城墙横跨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北面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南面以马牧河为界。
城内有大型建筑基址,红烧土块大量出土,证明曾经存在规模可观的宫殿或神庙建筑。
目前发掘的面积不到遗址总面积的千分之一,绝大多数区域还压在农田和村庄下面,没有动过。
考古队从1986年到现在,挖了将近40年,祭祀坑只是整个遗址的一个角落。
金杖上的鱼和鸟,青铜神树上的九只鸟和一条龙,大立人空着的双手,纵目面具上伸出眼眶的柱状眼睛,几千枚从印度洋捞上来又被火烧过的贝壳,几百根从亚洲象头上锯下来、压在铜器上面的象牙——这些东西被砸碎、被焚烧、被夯土封存,然后被遗忘,直到1986年7月18日那个闷热的下午,一把锄头砸在铜片上,震得一个砖厂工人虎口发麻。
那天杨永成挖出来的第一件东西是一块铜片。
他没有留下那块铜片的照片,也没有人记录它的编号。
铜片被考古队收走之后,和后来出土的成千上万件器物混在一起,无法再辨认。
但正是那块说不出形状的铜片,让陈德安在土坎上蹲了半分钟之后,决定叫停砖厂。
那半分钟里他看到了什么,他后来在回忆里没有细说,只提到夯土和探沟。
夯土是人工的,探沟是砖厂挖的,人工的夯土出现在砖厂的探沟里,意味着底下有东西。
就这么简单。
四川考古人员闻讯火速赶到现场。
很快,一件造型奇特的青铜器从土层中显露出来——高高的鼻梁、突出的眼睛、穿孔的耳朵,样貌与人极为相似。
随后,各种造型奇特的人头像接二连三被发掘出来,有表情威严的男性形象,也有端庄俊美的女性形象。
地下深处,赫然埋藏着一个由青铜人像组成的王国。
众所周知,中国最早的礼器出现在夏商周时期,主要以青铜制品为主,陈设于宗庙或宫殿之中,常用于祭祀、朝聘、宴贤等各类典礼仪式。
到了周王朝,礼乐文明空前繁盛,《礼记》中记载的鼎成为周王朝君主权力的象征,九鼎为诸侯之职,七鼎为卿大夫之礼。
然而与中原商周时期青铜礼器的画风不同,三星堆的青铜器多为青铜人像,且五官立体、棱角分明,怎么看都不像面部平平的中原人,反而更近似西方人的样貌。
难道说,在四五千年前,四川地区曾生活着一群拥有西方人面孔的部族? 正因为这种"不像",几十年来关于三星堆的误解层出不穷。
有的说它是外星文明留下的痕迹,有的说是西亚来的流民带来的技术,还有的干脆说它是一个"孤立文明",跟中华文明毫无关系。
这些说法有一个共同点:都不是建立在完整证据链之上的猜想。
结合地理与各类文献,有专家认为,这些器物应属于古蜀国。
但当时的三星堆并未出土任何文字,有关蜀国和蜀王的记载也仅是寥寥数笔,仅凭这些只言片语,无法证明三星堆出土的众多人像就是古蜀国之物。
直到一件名为"纵目面具"的青铜器出土,情况才有了转机。
这件面具素有"千里眼、顺风耳"之美誉,眉尖上挑,嘴角上扬,眼睛向前凸伸达16厘米,面部表情极其丰富。
《华阳国志》中曾有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意思是说,古蜀的第一代国王是长着纵目的蚕丛。
相传,蚕丛氏部落世代居住在岷山一带,依山凿洞而居,条件相当艰苦。
有一天,蚕丛巡视郊野,用自己的纵目望见成都平原地势开阔、沃野千里,于是带领族人历尽千辛万苦,迁徙到今天的成都平原一带。
李白在《蜀道难》中也曾写下"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诗句。
或许真如传说一般,蚕丛凭借自己的纵目带领族人迁徙,后人为了纪念这位蜀王,才特意铸造了这尊纵目面具。
除了纵目面具,最吸引人的莫过于那棵青铜神树。
它高近4米,上面有9只展翅欲飞的鸟,是迄今为止中国青铜器中最为高大的一件。
从造型来看,它和《山海经》中的扶桑树极为相似——上有9只神鸟象征太阳,下有神龙盘绕象征传达天意的使者。
不仅如此,三星堆祭祀坑中还有许多鸟的形象,专家认为这应该与古蜀国第三代君王鱼凫有关,这些青铜鸟很可能是鱼凫王的图腾。
远古蜀国历经三世,到鱼凫王朝时空前繁盛。
相传,鱼凫氏来自岷江流域,早期在那里渔猎,之后迁徙到成都平原的内部河流进行捕捞,最终在此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和繁盛的三星堆古城。
现在的四川万春镇仍保留着鱼凫遗址。
这些线索层层叠加,成为证明三星堆文化属于古蜀国的有力证据。
真正让证据链完整闭合的,是三星堆与后来遗址之间的对应关系。
测量显示,三星堆那张黄金面具高约28厘米,金含量在85%左右,而它与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那张黄金面具几乎一模一样。
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金沙文化,这三段文化时间衔接、地点连贯、文物风格一致,构成了一条完整的"成都平原古蜀文化演化序列"。
这不是推测,而是几十年考古一铲一铲堆出来的证据链。
1986年8月29日,专家在一号祭祀坑的西部边缘,发现了一根由金皮包裹木棍的黄金权杖以及一张黄金面具。
世界上最著名的黄金器物,是覆盖在古埃及第十八代法老图坦卡蒙脸上的那张黄金面罩,而现在埃及某些部落的首领仍拿着类似的黄金权杖。
但用黄金打造的权杖,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
而三星堆不仅有青铜人像、黄金权杖,还出土了73根象牙和总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像——人像本身高1.72米,身材比例夸张,双手呈抱握状,身着三层衣服,有学者把它称为"龙袍"。
在当时青铜比较珍贵的年代,铸造这样一尊青铜大立人像可谓耗费巨资,其地位不言而喻。
而象牙在当时应该是最珍贵、最灵动的祭品。
不少考古学家猜测,这尊人像应该代表神权的大祭司——他身穿法衣,赤脚登上祭坛,双手一高一低、角度错开,高举着象牙举行盛大的祭祀。
新的问题随之出现。
成都平原至今没有发现象生长的证据,而且三星堆除了象牙,还出土了一些海贝。
四川地处内陆、远离海洋,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古蜀国,哪来这么多巨大而珍贵的象牙和海贝?为何在中国四川会出现这些和西亚以及中东地区同种类型的文物?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通使西域,丝绸之路逐渐被打通,这是人们公认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开端。
但种种迹象表明,或许在张骞通使西域之前,古蜀国就已经与西亚、中东地区取得了某种联系。
也就是说,早在5000多年前,三星堆人就已经通过某种通道与外界互通有无。
他们在四周的山川河流中发现丰富的金属矿藏,用精湛的冶炼技术和夸张的想象力,制造出想象中的诸神。
大祭司身穿法衣,赤脚登上祭坛,挥舞法器,祈求神灵保佑。
然而,这些带有神性色彩的青铜人像,下颚却有明显的烧灼痕迹,似乎是被大火焚烧后匆匆丢弃并埋入土中。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结束了三星堆古城的繁荣?是地震,还是洪水? 广汉位于四川成都平原的东北部,同时处在最为活跃的地震带之一——龙门山地震带的边缘。
绵延百里的龙门山地震带在近二三百年间已发生过数十次地震,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就发生在龙门山地震带的中北部。
三星堆古城的消亡,会是一场严重地震所致吗?迄今为止,考古人员还没有在三星堆的文化层中找到由地震引发的断裂带,也就是说,3000年前的三星堆并没有遭到重大地震的破坏。
继续观察地形可以看到,三星堆遗址的北面是水量充沛的鸭子河,水流湍急的马牧河从遗址内部穿流而过,三星堆遗址恰好位于两条河流形成的冲积平原上。
但专家只发现了一小部分红烧土层,也就是说,这里可能曾经发生过一次涝灾,但并不足以毁灭一整座古城。
2001年2月8日,距离三星堆遗址约50公里的成都市西郊金沙村,商周时期的金沙遗址惊现于世。
它规模巨大,不仅出土了大量珍贵的象牙和金器,还有与三星堆极为相似的贵族人像、金冠带和黄金面具。
专家研究发现,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在年代上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
那么,为什么三星堆的政治中心会转移到金沙? 在三星堆众多的青铜人像中,每一尊都有不同的发饰。
一种以大立人像为代表,前额和两鬓削平,后脑勺带有发簪,代表神权;另一种则后脑勺没有发簪,而是垂有一条发辫,为王权所有者。
而在金沙出土的人像中,其姿势、法衣与三星堆一致,但发饰已从簪发变成了辫发。
对此,考古学家推测:或许在3000多年前的某一天,古蜀国发生了一场内乱,双方为争夺权力兵刃相接,那些用于祭祀的器物在战火中被焚烧掩埋,繁华的三星堆古城便在内乱中消失殆尽。
最终,辫发一族战胜了簪发一族,迁都金沙,由辫发一族继续执政。
回过头再看那些争议——所谓"外星文明""西亚流民""孤立文明",之所以能流传几十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三星堆出土器物的造型确实太过独特,与中原礼器的传统面貌相去甚远;二是过去人们对成都平原的考古序列了解不够完整,缺乏可以互相印证的姊妹遗址。
而如今,从三星堆到十二桥再到金沙,一条完整的古蜀文化演化脉络已经清晰浮现,它的根、它的脉、它的归宿,都牢牢扎在成都平原这片土地上。
三星堆不是天外来客,也不是异域飞地,而是华夏多元文明拼图中,独属于古蜀先民的那一块璀璨碎片。
三星堆究竟从何而来,又走向了何处?那些造型诡异的青铜人像,究竟出自上古先民的匠心独运,还是与远方文明有着不为人知的联系?就目前的规模来看,三星堆已发掘的面积仅为整个遗址的千分之一,或许还有更多惊天的秘密,正静静地在地下等待着人们去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