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传奇的富二代，半个故宫都是他捐的
10月，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第一期（唐、五代书画）落下帷幕，第二期（两宋书画）于9月30日至11月1日在文华殿展出。说到故宫书画，不得不提张伯驹，可以说，他捐出了故宫书画的半壁江山。
他与夫人潘素还捐出了距今已1700多年的中国第一帖——西晋时期陆机的《平复帖》，杜牧《张好好诗》，范仲淹《道服赞》，赵孟頫《草书千字文》等。
每一件都价值连城，甚至没法用金钱衡量。
张伯驹 张伯驹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他从小记忆力惊人，9岁能作诗，20岁饱读诗书，曾任张作霖、吴佩孚属下军官，卸甲从商后成了一名银行家。
同时，他又是中国一代鉴藏大家、风雅名士，为了收藏绝世的国宝书画，他常常一掷万金，还卖了占地15亩的豪宅，甚至被绑架8个月也不肯卖书画赎身……但最后，他却将历尽千辛收藏的所有国宝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了国家。
后海南沿的庭院 直至1982年逝世，张伯驹晚年一直居住在北京后海南沿的小院中。
一条摄制组曾来到后海的这处庭院，拜访了张伯驹的外孙楼开肇先生。
他陪伴张伯驹先生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也创立了“张伯驹潘素文化发展基金会”。
他为我们讲述了，在他记忆中，平凡但又非凡的外公张伯驹。
自述：楼开肇 编辑：陈星、陈子文 后海南沿26号，外表看上去，非常普通的庭院。
大门前就是后海，风吹得树荫影影绰绰，一条小径直通故居大门，镶在外墙的小牌儿上写着：“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
60多年前，进出这个大门的都是孙墨佛、沈裕君、刘海粟、启功等名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现在，路边常有游人乘坐黄包车游北京后海，车夫经过张伯驹的故居时，都会介绍两句他的生平，“故宫国宝都是他捐的，天下第一藏、一代风雅名士、有钱有文化”，这也是人们对他的印象。
但是在他的外孙楼开肇的记忆中，外公的形象似乎是一个平凡的小老头，又隐约透着不同寻常。
以下是楼开肇的自述： 我是楼开肇，从小就生活在这个院子里，后海南沿26号。
3岁以后，我随父母工作迁移去了西安，但每年暑假，还是会回到这里，和外公外婆共度夏日。
我的外公叫张伯驹，外婆叫潘素。
外公有一首诗：“君子齐名海上闻，辽东红豆两将军。
中州更有双词客，粉墨登场号二云。
”这首诗写的是民国四公子：张作霖之子张学良，袁世凯次子袁克文，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溥侗，还有就是我的外公——张镇芳之子张伯驹。
上图为张伯驹 下图为民国四公子：张学良、袁克文、溥侗、张伯驹 外公外婆是在1956年卖掉承泽园后才搬到后海来的，原来的承泽园占地30多亩，有100多间屋，算是豪宅。
承泽园旧貌 后海南沿的庭院 后海这处院子，外面看起来就是非常普通的小院子，宅院不算大，但雅致宁静。
里面有5间大北房，东边有一个月亮门。
门里面还有一棵200年历史的牡丹树，外公给它取名叫“藕荷裳”，绽放时如丝绸一般莹润，今年春天还开了一次花。
我小时候，看到在这个院子进出的都是一些文人雅士和一些来家里帮忙的邻居，外公会邀请好友们来“雅集”，现在叫聚会。
刘海粟先生每一年都要到我们家来，每年他来北京两会，一散会就到家里来。
当时的前清遗老的后代、民国时期的一些老人，书画、诗词、戏曲名家包括孙墨佛、沈裕君、萧劳、黄君坦、周汝昌等都会来家里作画、下棋、吃饭。
以前没有电话，彼此联系都是靠送鸡毛信那样。
我外公写一个单子，上面有谁有谁，几月几号，要送去哪，我就骑自行车，或者坐公车去送信。
但外公张伯驹从来没有对我回忆过以前的风光和跌宕，从我记事起，他已经是一位被生活和时代磨去一切棱角、和善可亲的老者了。
他说普通话是河南口音，标准中州韵。
他爱猫，家里一共有两只大白猫，其中一只是异色瞳的波斯猫，他常常和猫坐在一个地方，闭目养神。
外公穿的很简单，一年四季就几套衣服，冬天中式棉袄就两套，轮替着穿。
平常在家里吃得很简单，白菜豆腐、清炒油菜就是平常的菜了。
他喜欢吃板鸭，买回来炖汤喝。
在我的记忆里，有时候外公突发奇想，差使我去北京同和居给他买开花馒头吃。
他也会为了想吃一个桃子而没有如愿，就坐在地上耍赖，俨然一个老小孩。
生活虽然简单，但也是讲究的。
他每个星期的作息都很有规律，逢周三有人陪他下棋，周四有人过来弹琴，纵观时政。
外公很喜欢种花，即使那个季节没有鲜花，也要买花插。
当时北京崇文门有一个花店，还有一个菜市场，我和外婆去买菜的时候顺便也买花。
一个月可能有那么一两次，全家人会一起到莫斯科餐厅吃饭，外公喜欢那儿，特别爱吃草莓酱，和黄油一起混着抹在面包上。
经常点的菜是奶油鸡卷、罐焖牛肉、奶油烤鱼、奶油烤杂拌，而且每次去都要喝罗宋汤。
《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 黄永玉 画家黄永玉也画过一幅《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画中题字也写道，张伯驹去莫斯科餐厅，喝红菜汤、买黄油面包带回给夫人潘素的细事。
有时候我也会用自行车载着他去长安大戏院看戏，晚饭吃得早，一吃完就去了，他根本不用买票，一进大门，门房的人都认识他，“哟，张大爷来了。
” 张伯驹和女婿楼宇栋、女儿张传綵、外孙楼开肇 小时候不觉得，但现在回想起来，才体会到外公外婆对我的教育的用心。
他对传统的东西特别尊重，暑假的时候每天都要我背诵唐诗，每天一起来他就抄一首唐诗给我，让我背，背不出来就没有晚饭吃。
我从小就是外婆指点我画画，这些都是在我的启蒙阶段。
以前就是不太了解我外公，随着年龄增大，看一些资料，哇，那我外公这么了不起啊。
光绪二十四年，也就是1898年，外公出生在河南项城，亲生父亲是张锦芳，伯父张镇芳无子，就过继给了张镇芳。
外曾祖父张镇芳是前清进士，曾任清末政府要职，因为和袁世凯有姻亲关系，后任北洋大臣。
也是听家里长辈说，小时候外公和袁世凯的子弟一起长大，后来进入袁世凯的模范团骑兵科学习，开始军队生活。
到了20岁，他一方面已经通读《二十四史》、《古文观止》、《资治通鉴》，一方面也继续着自己的兵戎生活，被派吴佩孚、张作霖部下任官阶做事。
乱世军旅中，他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事件。
直至到28岁那一年，他不满军阀混乱，完全卸甲从商。
外曾祖父那时候创办了盐业银行，是当时中国四大银行之一，他就继承父亲衣钵，1925年开始任职盐业银行总稽核，成了一个银行家。
虽然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个富二代，其实我外公还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公子哥啊，铺张啊，不是。
他不常抽烟、不喝酒、不赌博、穿衣素雅，也从不穿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他的钱都花在收藏上了。
收藏“丛碧山房”，不想让国宝流落海外 30岁那年，是他的转折年，他购得人生第一件藏品——康熙皇帝御笔《丛碧山房》。
他就是闲暇的时候逛北京琉璃厂，忽然看到那幅康熙御笔，当时那幅御笔在琉璃厂古玩店挂了很久，笔墨风格一反常态，许多人都不敢买。
但是我外公断定这是真迹，平生第一次，就给他撞上了。
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几幅真迹，其实这和学识、知识有关，你的学养、学识没有那么深厚，国宝摆在你面前也认不出来。
北京琉璃厂旧照 外公自己写的《春游纪梦·北方四银行》中说到过，北京盐业银行曾受押清朝收藏珍宝，使得他有机会鉴赏到这些以前只秘密收藏在皇宫里不对外展览的宝物，也为之后的鉴宝收藏打下基础。
当时还有一个历史环境是，文物开始外流，各种古董商、收藏家都在“猎取文物”，但同时文物也流失得很严重。
1936年的时候，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被上海古董商叶叔重买去，转卖到英国，外公他写信阻止但是已经没办法了。
当时我外公说：“当时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
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
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
” 唐 韩干《照夜白图》 卖15亩豪宅，买下《游春图》 1945年日本投降后，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皇宫，带了一大批字画走，“东北货”从长春小白楼流出，大批的国宝以很低的价格流落民间。
其中就有一幅《游春图》，是现在中国山水画中最古老的一幅独立卷轴山水画卷，隋朝展子虔画的。
《游春图》被北京一个古玩商马霁川买走了。
我外公得到消息后，立刻建议故宫博物院回购，但因经费问题没有得到响应，他就决心自己个人花钱买下来。
隋 展子虔《游春图》 《游春图》当时开价很高，800两黄金，他们讨价还价，后来变成200两黄金。
我外公根本就掏不出这么多钱，他就把弓弦胡同李连英的宅子卖给了辅仁大学，现在讲都是叫豪宅了，那宅院以前是李莲英旧居中最厉害的一座，占地15亩，当时换来2.1万美金，后来变换成黄金200两，才购得此画卷。
之后，一旦有珍贵字画有流失海外的危机，他都会慷慨解囊。
因国宝被觊觎而遭遇的惊险绑架 外公张伯驹也因收藏这些国宝字画，遭遇惊险。
1945年，他经历了他前半生中最惊险的绑架，这个绑架案我也是听老人们说的。
当时绑架案惊动了整个上海，《大公报》、《申报》都作了报道。
我外公他照往常一样去盐业银行上班，半路被绑匪劫走，歹徒说要300万赎金。
到底是谁绑架了他，现已无从考究。
汪伪政府，银行系统里头的人可能都参与了这个绑架。
外公被足足软禁了8个月，他呢脾气也很倔，进去故意绝食，让外婆潘素前来探望，他看到我外婆，说千万不能动家里的这些宝物，“宁死魔窟，决不变卖所藏古代书画赎身”。
后来绑匪没辙了，把赎金一降再降，最后降到40万元。
我外婆潘素多方奔走，最终凑够钱，才把人给救出来。
我的父亲楼宇栋也回忆，“怪的是我岳父堂叔去大中华旅馆交钱给土匪代表时，警察局和租界的特务正陪着他们打牌，这是什么世界！” 从绑架案之后，外公外婆就离开了上海，之后因为要躲避抗战战乱，还把《平复帖》缝入被褥和棉衣之中，躲过搜查，顺利去了西安。
关于那次绑架原因，一直有说法是因为有势力想要变相勒索《平复帖》。
西晋 陆机《平复帖》局部 《平复帖》是现存法帖中年代最早的，人称“墨皇”，是西晋时期陆机作品，距今1700多年，比王羲之的《兰亭序》还要早六七十年。
当时我外公三次才购得《平复帖》。
原来藏有《平复帖》的人是前清皇族溥心畲，开价20万大洋。
据坊间有人换算当时的20万大洋，可以买大米1800吨。
当时介绍我外公买《平复帖》当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是民国时期的教育总长傅增湘先生，后来我有幸跟他的孙子傅熹年先生认识，据他跟我说，他小时候看到过我外公跟他爷爷在那数钱，3、4个麻袋的伪币。
唐 李白《上阳台贴》局部 宋 范仲淹《道服赞》 向右滑查看完整的杜牧《张好好诗》 一本线装油印的《丛碧书画录》，汇总了我外公一生中所收藏的书画。
数了一下里面的数目，在1960年前，他收藏了隋朝、晋朝、唐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共118件书画。
这么多年其实我也一直在研究我外公，就是他为什么把东西最后都捐给国家？ 从解放初期，陆陆续续的，一直到1956年，把收藏的国宝文物全部无偿捐献。
包括1954年的时候，把《上阳台帖》转赠给毛主席；1955年，捐赠千辛万苦收购回来的《平复帖》，还有《诸上座帖》、《道服赞》，包括《张好好诗》，赵孟頫的《千字文》，8件法帖。
1961年去东北，他把随身带去的最后几十件文物，全部捐给东北的吉林博物馆。
他当时“捐献国宝”，还收到一张文化部的褒奖状，褒奖状写道“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奖”。
褒奖状 有一个说法，我从小也那么听说过，一个外部原因是当时要购买公债，外公外婆已经没有钱了，就捐出珍藏的文物。
还有一个重要的插曲，解放初期的时候，有个琉璃厂的商人带了一批书画去台湾，其中有两件国宝：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后来他生意失败，把字画抵押给好像是香港汇丰银行，要被拍卖。
我外公知道这个事情后，一直在呼吁。
后来，周总理亲自委托人，把它给拍卖回来了。
外公得知这个消息，无比地高兴，觉得新政府如此地开明，也给了他一个信心。
1981年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展览时当场作画 张伯驹与萧劳（右一）、外国友人 过去我们传统式的文人收藏，都是家传，但是很多时候事不过三代，最后就被变卖，一大部分东西就流失到海外。
他当时呢，确确实实是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物。
他在《丛碧书画录》中也写到：“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
”收藏者只是历史的暂时保管者，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你控制不了；文化瑰宝应该永存吾土，只有放到国家，那国家的力量是无穷的啊，也会把宝物们拿出来向公众展示。
张伯驹绘《楚泽流芳》 张伯驹绘《垂杨飞絮》 外公这一生，人生浮沉，他经历了包括清朝复辟，五四运动，抗战，还有社会主义运动——他一生都在乱世中，但这并不妨碍他作为文人的风雅生活。
张伯驹书信 毛主席词句条幅 张伯驹 书 他学戏、学古琴、下棋、写诗词，办雅集诗会、游历山水，参加民主同盟会，“反迫害、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一件不落。
包括他31岁跟余书岩学京戏，余书岩那是一代泰斗了，余书岩讲了就是，他一辈子会54出戏，教了张伯驹呢，也教了50出。
余叔岩（左）、张伯驹（右） 他有雅士的“雅量”。
40岁那年，正是家乡河南的旱灾，他便在庆生会演了一出《空城计》来赈灾。
袁世凯之子袁克定晚年家道中落，身处困顿，外公一直接济他直到他1958年逝世，整整十年，承担他所有的日常花费。
文革刚开始，他作了词《鹧鸪天·丙午除夕》两首，被认为是反动诗句，后来被批斗，北京的住宅也被抄家了，还被挂牌子游街。
之后他再写《金缕曲》词，痛斥林彪、江青，再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八项罪名加身。
张伯驹、潘素游护城河 但是外公在回忆起自己被打为右派时是这样说的，“此事太出我意料，在清醒的时候也能告诫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 外公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是在后海这处院子里度过的。
反右和文革期间，这个小院曾经住进了4户人家，外公外婆被挤到了院子最里面的小房间里。
后来，文革结束了，房子全部退还给外公。
养花种树，养猫画画，下棋，写书法，看戏，朋友雅集，是他的晚年生活。
不过他的身体也逐渐差下去。
1980、1981年，正是改革开放起头的时候，日本大使馆想邀请外公去使馆讨论受邀探访的事情。
那时冬天，家里取暖不好，非常冷，而使馆里是有暖气的，特别暖和。
但他从使馆回到家后，不适应家里的温度变化就感冒了，加之当时有一个中日合拍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剧组昼夜在院子里拍戏，影响了外公的睡眠。
后来他感冒一直没好，熬过了那个年，在84岁时逝世。
外公一生中见过许许多多昂贵之物，但他的这一生，我觉得比他捐献的宝物更生动。
鸣谢：张伯驹潘素文化发展基金会 图片由张伯驹潘素文化发展基金会提供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题图来源：故宫博物院
一个女人在罗布泊马兰基地的工作证，竟藏着彭加木神秘往事？
周末的旧物地摊，在一堆泛黄的粮票、老旧搪瓷杯与褪色的黑白照片之间，一本红塑料封皮的工作证，一下子抓住了我的目光。烫金的“工作证”三个字，在斑驳的地摊光影里，带着上个世纪独有的厚重质感。
翻开证件，照片上是一位短发朴素的女性，姓名孟昭艳，1950年出生，籍贯河北卢龙石门公社，文化程度高小，工作单位一栏手写着：新疆马兰地区分厂。
发证时间定格在1981年，鲜红的五角星印章，沉淀着戈壁深处一段尘封的往事。
我拿到这张证的时候，第一反应便是马兰。
马兰基地，屹立在罗布泊边缘，是我国两弹事业的摇篮。
很多人只知道戈壁滩上有核试验的惊天巨响，却很少知道，在核试验宏大叙事的背后，还有无数像孟昭艳这样的普通职工，扎根荒漠，为国防事业默默托底。
马兰不仅仅是科研人员、军人的营地，还配套了集体所有制的工厂、后勤保障体系，分厂就是服务基地职工的后勤单位，为驻守戈壁的科研人员、官兵服务，在荒芜大漠里撑起一方人间烟火。
罗布泊，这片被称为“死亡之海”的荒原，既是我国原子弹、氢弹试验的试验场，也是无数科考工作者奔赴的地方。
提到罗布泊，绕不开彭加木。
1980年，彭加木带队进入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为寻找水源独自走进荒漠，再也没有归来。
几十年来，彭加木失踪的故事被不断演绎，衍生出无数猎奇传言。
可褪去所有离奇传闻，彭加木本质上是一位为国探索荒漠的科学家。
他数次深入罗布泊，目的是勘探资源，为西部开发、荒漠研究收集宝贵数据，他的失踪，是一场发生在严酷自然环境下的科考悲剧。
这张马兰分厂的工作证，发证时间1981年，距离彭加木失踪仅仅过去一年。
持证的孟昭艳，作为马兰基地的后勤职工，生活在距离罗布泊不远的戈壁绿洲。
当年的马兰，实行严格的保密管理制度。
在这里工作的每一个人，都要恪守保密纪律，不能随意向外透露基地的工作、试验相关信息。
所有与核试验相关的内容，都属于国家秘密。
基地里的普通职工，哪怕不直接参与核试验，也生活在严格的保密氛围之中。
地摊老板说，这本证是从旧物收来的，我拿起来仔细看了看，发现夹在证件夹层里，还有一张泛黄的手写纸条。
我小心翼翼展开纸条，字迹已经褪色，是孟昭艳本人的随手记录。
但纸条上，并没有网络上流传的那些离奇阴谋。
只是一段朴素的个人回忆：“80年夏，基地传来消息，科考队彭教授在罗布泊走失。
戈壁无情，风沙无眼。
我们厂里连夜赶制防风衣物，送给后续搜救队伍。
大漠茫茫，人进去就像一粒沙子，愿能找到踪迹。
守好马兰，守好这里的秘密，守好家国。
” 短短几行字，褪去了网络上关于彭加木失踪的各种猎奇幻想。
这不是什么惊天秘密，只是一个马兰普通女工，在当年听到消息之后，留下的个人感慨。
马兰的所有建设者，都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中坚守。
罗布泊夏季酷热、冬季严寒，风沙常年肆虐，淡水稀缺，物资匮乏。
核试验的科研人员在前线攻坚克难，而分厂这类后勤单位，就是大后方。
孟昭艳和同事们，在戈壁厂房里一针一线缝制衣物，保障基地人员的衣食所需。
他们同样要遵守保密规定，不能对外谈论基地情况，不能和家人细说自己在新疆究竟做什么。
很多马兰人，一辈子默默守着戈壁的秘密，把青春献给大漠。
在那个年代，保密是马兰所有人刻在骨子里的准则。
核武器试验，是立国之本，相关的一切信息都需要严格管控。
马兰基地的一草一木，人员往来，都有着严格管理。
像孟昭艳这样的集体所有制职工，虽然不直接参与核爆炸试验，但身处这个特殊的国防社区，深知守密的重量。
彭加木失踪事件发生之后，基地组织力量参与搜救。
荒漠的环境远超想象，巨大的戈壁滩，没有道路、缺少水源，大风会快速抹去脚印。
无数搜救人员开进罗布泊，在茫茫沙海反复搜寻，最终一无所获。
这件事，也成了当年马兰地区所有人心中一件沉重的事。
买回这张小小的红皮工作证，发现全网出现的马兰地区工作证仅此一张，显得无比珍贵，它就是历史的微观切片。
宏大的两弹伟业，不只有响彻世界的惊天试验，还有千千万万普通人无声的付出。
他们不是站在聚光灯下的科学家，只是戈壁工厂里的女工、食堂炊事员、维修工人，在荒漠之中，撑起整个国防基地运转。
如今，马兰基地已经部分解密，当年的故事慢慢走进大众视野。
我曾到访过彭加木故居、彭加木公园和罗布泊，可当我在地摊上淘到这本小小的工作证，看见照片上孟昭艳沉静的面孔，读到纸条上简短的文字，才真切感受到：宏大的历史，是由无数普通人的人生构成。
罗布泊的风沙吹过数十年，核试验的巨响早已远去，但马兰人扎根戈壁、为国奉献的精神，永远不会被黄沙掩埋。
很多人热衷于挖掘罗布泊、彭加木故事里的猎奇秘闻，可真正的历史，往往藏在这些平凡物件里。
一张老旧工作证，一页泛黄纸条，记录下的不是神秘阴谋，而是一代人在荒漠里的坚守，是对国土、对家国的赤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