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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山海经中的十大人面兽,你知道哪几个?

来源:网络 编辑:小彩 更新:2026-09-18

《山海经》中记载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奇禽怪兽,它就像是一个令人拍案惊奇的动物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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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中有一些很有特点,比如人面马身的英招,人面鸟身的毕方,人面豺身的化蛇等,千奇百怪不一而足。

下面巴拉排行榜网小编为大家盘点山海经中的十大人面兽,想了解更多的朋友们一起往下看吧!

盘点山海经中的十大人面兽

1、马身人面的英招

《山海经·西山经》记载,在槐江之山上有一股河水流出,叫做丘时之水,最终注入了泑(yōu)水。

这座山上盛产雄黄,玉石和金银矿藏都很丰富。

山的南坡是一片朱红色的沙石,北坡则是金银遍地。

从槐江之山到整个丘时之水这大片的区域,其实是天帝的后花园。

而看管这座苑囿的正是神兽英招。

英招长着一张人脸,却是马的身子,它的叫声就像辘轳抽水,有鸟一样的翅膀,羽毛上有老虎一样的斑纹。

它的职责就是飞来飞去在山川之间巡逻警戒。

2、人面鸟身的毕方

大海之东青水之西有一种大鸟叫毕方。

它是人面鸟身,木精所生,两翼一足,只要是它出现的地方必然会有火灾,所以人们都很避讳它。

黄帝与蚩尤大战时,曾有赖于毕方出手才破了蚩尤和灵媒组成的亡灵军团,一统四海。

3、人面鸟身的橐蜚(tuo’fei)

橐蜚也是长着一只脚,样子很像猫头鹰,人面鸟身。

它夏天躲在窝里不露面,到了冬天才会出现。

橐蜚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可以抵御雷电的袭击而毫发无伤。

把它的羽毛做成蓑衣就可以躲避天劫,是修道修仙者竞相争夺的宝物。

4、豺身人面的化蛇

《山海经(中次二经)》中记载,化蛇是一种水兽,人面而豺身,背生两翼,走路像蛇一样爬着蜿蜒游动。

化蛇的叫声像是婴儿在啼哭,又像是女人在破口大骂。

和毕方相反,化蛇招水,只要他发出怪叫此地必然要发洪水,大浪滔天,一泻千里。

5、人面的九头鸟九凤

在苍茫的荒野,有一座山,叫北极柜,海水从它的北面注入山中。

有一种神兽,有九个头,俗称九头鸟。

奇特都是,它的这些头都是人的脸。

它是一个人面鸟身的九头神兽。

6、羊身人面的狍鸮

狍鸮是生活在钩(gōu)吾山的怪兽,它的下身像羊,却长着一颗人头,但是眼睛是长在腋下的。

这是一种食人兽,十分凶恶。

7、人面龙身的雷神

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雷泽中有雷神,龙身人头,鼓其腹则雷。

"

雷神是一种半兽人,龙身人头,游弋在雷泽之中,它只要敲一敲肚皮,天上就会雷声隆隆,电闪雷鸣。

8、豹身人面的诸犍

它是一种人面豹身的神兽,尾巴很长,能发出巨大的响声。

行走时就把尾巴咬在嘴中,休息时才盘着。

9、人面虎身的陆吾

人面虎身,虎爪而九尾。

《山海经·西山经》记载,陆吾乃是掌管昆仑山的神兽,司天之九部和天地的苑囿,它是所有看园子的神兽里级别最高的一个。

10、鱼身人面的鲛人

鲛人又叫泉客,是一种人身鱼尾的神秘兽人,生长在水中,与美人鱼有些相似。

《搜神记》记载他们居住在南海之外,像鱼一样居住在水中,整日纺织不辍,只要一哭,眼泪就变成珍珠,传说入水不湿的龙绡就是它们织就的。

三星堆到底有多神奇,活像直接挖出山海经,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

1986年7月18日,广汉南兴镇第二砖瓦厂的取土作业面上,43岁的杨永成抡起锄头,一锄下去,虎口震得发麻。

锄刃碰到的东西不像石头,石头没有那种韧劲。

他蹲下去,手指扒开湿土,摸到一块边缘锋利的铜片。

铜片表面裹着绿色的锈,断面却泛着暗红。

他把铜片翻过来,土里还有。

一件,两件,越来越多。

旁边的刘光才凑过来看了一眼,扔下锄头就往考古工作站跑。

工作站里坐着的陈德安正整理探方记录,刘光才推门进来时喘得说不出完整句子,只反复比划一个动作——往下挖,有东西。

陈德安和副领队陈显丹赶到现场时,取土坑的断面已经被锄头削掉了一层。

两人蹲在土坎上看了不到半分钟,陈显丹后来回忆,他当时只跟陈德安交换了一个眼神。

探沟里的土层是夯打过的,夯窝清晰,这不是自然堆积。

砖厂当天下午被叫停,但取土已经吃掉了一截坑口。

那天夜里,考古队第一次在三星堆点起了大灯。

7月的四川盆地闷热无风,蚊子成群扑向灯泡,陈显丹的发掘日记里记着,灯光招来的飞虫糊满了纸面,写不了几个字就得用手抹一把。

他们挖到后半夜,坑底露出了一层象牙。

象牙的表面在灯光下泛着湿润的象牙白,一根压着一根,像码好的柴垛。

陈德安用手铲轻轻拨开象牙之间的泥土,底下露出铜器的轮廓。

1号坑的堆积结构从这一刻开始变得清晰:最上层是象牙,中间是铜器和金器,底层是玉石器和骨渣。

这个顺序后来被反复验证,8座坑几乎遵循同一套掩埋逻辑,先放器物,再覆象牙,最后倒灰烬封土。

那根后来被称作金杖的东西,出土时并不起眼。

它被压扁了,卷成一团,金皮表面沾满泥土,只有边缘露出一线暗黄。

现场有人把它叫作金腰带。

清理之后称重,463克,展开长度143厘米,厚度不到0.2毫米。

金皮内侧残留着炭化的木渣,手指一捻就碎成黑粉。

木芯早已不在了,但炭渣的纹理还在,顺着金皮的弧度排列,证明它曾经包裹在一根木杖外面。

杖身靠近一端的位置,46厘米的长度内刻着三组图案:两个戴冠的人头侧脸相对,鸟和鱼背靠背,一支箭穿过鸟颈和鱼头。

线条细如发丝,是用双勾手法錾刻的,刻痕深度不超过0.1毫米,稍一用力就会穿透金皮。

关于这组图案,从1986年到现在,至少有三套不同的读法在并行。

一套读作族徽。

鱼和鸟分别对应两个部族的图腾,箭穿过鱼和鸟,意味着两个部族通过联姻或征服合为一体,鱼凫王朝的名字本身就包含鱼和凫两种动物。

另一套读作通神法器。

鱼代表入地,鸟代表上天,箭是工具,人头是施法者,整套图案描述的是巫师借助鱼鸟之力沟通天地。

第三套读法更晚出现,把它放进古蜀宇宙观里,人头居中,鸟鱼分列上下,箭连接两端,是一个微缩的宇宙结构图。

陈德安在现场没有作判断。

他把金杖连同泥土一起用石膏绷带包好,送到成都的实验室。

清理用了将近一个月,金皮展开后,图案才完整显露。

考古队里有人提出,这可能是王杖,因为同时期中原地区出土的商代金器没有一件比它更重。

也有人反对,理由很直接:中原的权杖传统远不如近东和西亚深厚,三星堆的金杖形制在本地没有先例,反而更像从更西边传进来的观念。

这个判断后来被反复讨论,一直没有定论。

2号坑的发掘比1号坑晚了一个多月。

1986年8月,砖厂在1号坑东南方向继续取土,又挖出了铜渣。

陈显丹带人赶过去时,地面上散落着碎铜片和烧土块,取土坑的断面上能看到铜器的茬口。

2号坑的体量比1号坑大得多。

发掘记录显示,2号坑共出土各类遗物6095件,其中青铜制品736件,黄金制品61件,玉器486件,象牙67根,海贝4600枚。

1号坑的统计是567件,青铜制品178件,金器4件,玉器129件,象牙13根,海贝124件。

两个坑之间的数量差距不是偶然,2号坑埋藏的器物等级更高,体量更大,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纵目面具都出自这个坑。

青铜大立人从坑里取出来的时候,已经从腰部断成两截。

上半身侧倒在泥土里,面部朝下,高冠的一角压碎了。

背部的铜块裂成四五块,底座腐蚀得最严重,铜质已经酥松,手指一按就是一个印。

1987年5月,国家文物局指派傅金凯带4人小组到成都修复。

修复方案讨论了很久,最后决定用锡焊,低温焊接,因为铜质腐蚀太严重,高温会加速金属的氧化。

焊接之前,修复师用竹签一点一点剔掉断口上的泥土和锈层,露出新鲜的铜茬。

背部缺了一小块,他们打磨了一块同样厚度的铜片补上去,焊缝用锉刀修平,再抹上做旧的颜料。

修复过程中,他们在铜像的内壁发现了燕尾槽孔和小圆孔,这是分铸接铸的物证——铜像的头部、躯干、手臂、底座是分别铸造再拼接的。

修复用了将近两年。

1989年,大立人重新站起来的时候,通高2.62米,人体部分1.7米,加上底座和高冠,刚好超过一个成年男子的身高。

180多公斤的重量让搬运成了问题,博物馆不得不专门定制了一个钢制底座。

他双手环抱在胸前,一高一低,掌心相对,握成两个空圈。

两个空圈的圆心不在同一条直线上,连起来是一条弧线。

有人量过空圈的直径,上手的孔径比下手略大,这意味着他握持的东西必须有弧度,而且上端比下端粗。

象牙说的依据就在这条弧线上。

2号坑出土了67根象牙,最长的一根将近1.6米,弧度与大立人双手之间的空间高度吻合。

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玉璋上,刻着一个跪坐的人像,肩上扛着一根弯弯的象牙,姿态和大立人的手势几乎一样。

但孙华提出了一个反驳:大立人的两手掌心并不完全贯通,手窝的直径也不足以穿过一根完整的象牙,而且以他双臂平举的姿态,托举一根几十斤重的象牙站立三千年,从力学上讲不太合理。

权杖说也有问题,金杖的直径只有2.3厘米,大立人的手窝直径比这个尺寸大得多,握不紧。

空着的手,成了三星堆最沉默的谜。

没人能从坑里挖出一件写着答案的器物。

同样出自2号坑的青铜神树,出土时的状况比大立人更糟。

树干断成3截,树枝断成18截,其余的鸟儿、果实碎片装了满满一筐。

修复团队在库房里拼了6年多,光管状碎片就有200多片。

拼对的方法很笨:把断口两两比对,纹路对得上的放在一起,对不上的再换。

有的断口锈蚀严重,截面已经模糊,拼错了好几次,拆了重来。

整个修复用了将近10年,最终拼出一棵高3.96米的树,三层九枝,每根枝条上站一只鸟,树干的侧面攀着一条龙,龙身贴着树干盘旋而下,龙尾一直垂到接近底座的位置。

树刚拼好的时候,龙是没有尾巴的。

龙尾的残件一直没找到,断口留在树干中段偏下的位置。

2021年以后,考古队在3号坑和8号坑的堆积中发现了新的青铜残片,经过拼对,确认其中一部分就是一号神树缺失的龙尾组件。

龙尾接上去之后,整条龙的长度超过了3米,从树顶一直延伸到接近地面的位置。

九只鸟的位置有讲究。

它们不是随意立在枝头的,每只鸟都站在枝头末端稍微上翘的位置,鸟头朝向树干的方向。

九枝的分布是三层,每层三枝,围绕树干均匀展开。

这个数字和《山海经》里“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的记载对得上,但孙华指出,一号神树的九只鸟加上树顶缺失的一只,刚好凑成十日,二号神树则是纯粹的九日结构,两棵树的树枝形态也不一样——一棵上翘,一棵下垂。

他的判断是,上翘的那棵对应扶桑,下垂的那棵对应若木。

扶桑在东,若木在西,两棵树构成一组东西对称的宇宙坐标。

但当年的发掘报告编写者持不同意见。

他们认为一号神树本身就是扶桑,不需要对应另一棵。

社树说、日晕说、通天神树说也在不同论文里出现过。

同一棵树,从不同的角度读,读出的是不同的东西。

树座底下没有刻字的铜牌,树干上没有墨书的题记,一切解读都建立在图像和文献之间的类比之上。

纵目面具的体积比神树小,但冲击力不遑多让。

2号坑出土的这件面具,宽1.38米,重80多公斤,两只耳朵向两侧展开,间距达到138厘米。

眼球呈柱状从眼眶中伸出,外凸长度16厘米。

CT扫描显示,柱状眼球不是整体浇铸的,而是由16组微型榫卯构件嵌套而成,分铸之后再插入面部范模中合铸。

耳部采用嵌铸法,先单独铸好耳朵,再嵌入面部的铸型。

这种分铸插接的工艺在中原的范铸体系中并不常见,是三星堆本地工匠的创新。

面具的方脸、大耳、柱状眼球,在文献里能找到对应。

《华阳国志·蜀志》写蚕丛“其目纵”,一个“纵”字被反复解读了上千年。

有人说纵目就是眼球外凸,有人说纵目是眼睛竖着长,还有人说纵目是额头上的第三只眼。

三星堆的实物出土之前,这些说法都只是文字推演。

面具出土之后,柱状眼球成了最直观的“纵目”形象证据。

另有学者从《山海经·大荒北经》里找到了另一条线索。

那里面写烛龙“直目正乘”,直目被解读为眼球直直地向前伸出,与三星堆面具的柱状眼球形态一致。

烛龙是人面蛇身的神,睁眼为昼,闭眼为夜,掌控天地明晦。

纵目面具与烛龙神话的关联,在多个版本的解读中反复出现,但也始终只是一个类比,没有铭文或文献的直接证据把两者钉在一起。

纵目面具出土时,2号坑还清理出了50多件青铜人头像。

它们排列在坑底,面朝同一个方向,多数戴冠或盘辫,面部表情肃穆。

孙华后来把人头像按发型分成了两类:辫发和笄发。

辫发头像的数量远多于笄发,比例大约是4比。

但在从事祭祀仪式的小型铜人像中,笄发人的形象占了绝大多数,辫发人几乎不出现。

这个分布暗示着一种权力分工:笄发社群掌握宗教祭祀权,辫发社群掌握军事和行政权。

古蜀国家的统治结构,可能从一开始就是神权与军权分立的双头体制。

海贝的分布也能佐证这种跨区域的物资调动能力。

2号坑出土的4600枚海贝,绝大多数是环纹货贝,只产于印度洋北部的深水海域。

这些贝壳的背部被磨平,磨出了穿孔,孔沿光滑,是长期串绳使用留下的痕迹。

印度洋北部的居民用这种贝壳作货币,古蜀人把贝壳磨平穿孔,显然也是在模仿货币的形制。

一个不靠海的盆地,祭祀坑里埋着几千枚从印度洋打捞上来的贝壳,串绳的磨损痕迹说明它们在入坑之前已经被反复流通使用过。

象牙的数量更惊人。

1号坑13根,2号坑67根,8号坑一个坑就出了400根。

8号坑的发掘负责人赵昊说,象牙和青铜器层层叠压,提取一根象牙平均需要两到三天,因为象牙表面已经酥化,接触空气后迅速开裂,必须用石膏和绷带现场加固。

400根象牙的提取工作,从2022年持续到发掘结束,光是清理象牙就花了一年多。

这么多象牙从哪儿来,学界分成了两派。

一派认为来自本地象群。

商代晚期的成都平原气温比现在高2到3摄氏度,植被茂密,沼泽遍布,适合亚洲象生存。

《山海经·中次九经》写岷山“其兽多犀、象,多夔牛”,金沙遗址还出土了亚洲象的头骨和臼齿。

另一派认为象牙是舶来品,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从南亚或东南亚运进来的,因为三星堆和金沙的坑里只见象牙,不见大象的其他骨骼。

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也都缺少决定性的证据。

如果象牙来自本地,为什么只埋象牙不埋象骨? 如果来自外地,运输几百根平均长度超过1米的象牙,翻越蜀道需要什么样的组织能力? 金杖的金料来源也有争议。

三星堆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异常高,这种高放射性成因铅的矿源在中国境内很少见,有学者认为来自云南东北部,也有学者指向更远的西南方向。

金料的来源没有做系统的同位素比对,目前只能确定的是,金杖的金纯度很高,锤揲工艺的均匀度说明古蜀工匠对黄金的延展性有充分的经验积累。

真正让三星堆的埋藏行为变得可读的,是坑本身的形制。

8座坑的轴向都在北偏东30度到36度之间,排列成三组,每组两坑并排。

1号坑和2号坑在东南,3号和4号在北,7号和8号在中间偏西。

碳14测年显示,3号、4号、6号、8号坑的埋藏年代有95.4%的概率落在公元前1201年到公元前1012年之间,1号坑和2号坑的年代稍早,但差距不大,8座坑是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内完成的。

坑内的堆积结构高度一致。

以4号坑为例,考古队还原的埋藏序列是这样的:先挖坑,坑底铺一层薄薄的黄土,然后把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海贝按顺序摆放进去,器物之间留有空隙,有的铜尊里面还装着海贝和玉璧。

器物层之上覆盖一层象牙,象牙的方向基本一致,粗端朝坑壁,细端朝坑心。

象牙之上,从坑的东南角倾倒灰烬,灰烬层厚约20厘米,检测显示其中90%左右是竹子的燃烧残留,其余是木炭和烧土颗粒。

灰烬倒完之后,用黄土逐层回填,每填一层就用夯具打实,夯窝的直径大约5到6厘米,排列规整。

最后在坑口覆盖一层纯净的黄土,与周围地面齐平。

灰烬不在坑内焚烧,坑壁没有烘烤痕迹。

这个细节很关键。

如果是在坑内直接烧,坑壁的泥土会被烤成红色或黑色,但8座坑的坑壁都保持着原来的黄褐色。

灰烬是从别处烧好之后运过来倒进去的。

烧的是什么? 4号坑的竹子灰烬指向一个可能:建筑的屋顶。

三星堆的大型建筑用竹子和木料搭建,屋顶可能是竹编结构,外面涂泥防火。

如果神庙失火,屋顶先烧,竹子在高温下炭化,倒塌后与铜器、象牙混在一起,最后被清扫、装运、倾倒进坑里。

这个解释在2026年被正式提出来,但并没有说服所有人。

7号坑的发掘负责人黎海超坚持敌人毁坏说。

他的依据是象牙的埋藏方式:敌人把象牙压在铜器上面,目的是镇住法器,不让它们重新发挥作用。

在古蜀人的观念里,象牙通神通灵,把象牙压在砸碎的铜器上,等于切断了法器与神灵之间的联系。

这种带有诅咒意味的埋藏方式,和单纯的灾难清理不一样。

还有第三种解释,把两种说法拼在一起:神庙先失火,器物在火灾中受损,然后外敌趁乱进入,对残余的器物进行了二次破坏,最后古蜀人被迫撤离,撤离前把残器集中掩埋,埋的时候举行了最后一次祭祀。

这个说法能解释为什么有的器物是被火烧坏的,有的器物是被砸碎的,破坏方式不统一。

但同样缺少决定性的证据。

袁家院祭祀区废弃之后,三星堆不再有高等级遗存。

相距约40公里的金沙遗址,繁荣期恰好与三星堆最晚阶段前后衔接。

金沙的祭祀区延续了将近千年,祭祀方式包括浮沉、燎祭等多种形式,器物类型与三星堆高度相似,但规模和等级有所下降。

从三星堆到金沙,古蜀的政治和祭祀中心完成了一次整体搬迁。

神庙失火被视为不祥之兆,可能是迁都的直接触发因素,但更深层的原因——资源枯竭、外敌压力、内部权力重组——目前还埋在土里。

青铜大立人的三层衣服上布满了纹饰。

最外层的衣角在身后翘起,龙纹从肩部延伸到下摆,龙首在胸前,龙身盘绕在右臂外侧,龙尾垂在左腿后面。

这件衣服被研究者称为中国最早的龙袍。

龙纹的形态和青铜神树上的龙不一样,神树上的龙是走龙,四肢着地,身体拉长,而大立人衣服上的龙是团龙,身体卷曲成圆形,龙首昂起。

同一个遗址里,龙的形象至少有四五种变体:羊首龙、猪鼻龙、爬龙柱形器上的龙、神树上的走龙、大立人衣服上的团龙。

龙的形象越丰富,说明它越早进入了古蜀人的信仰体系,还没有被固定成单一的标准样式。

联合遗址出土的龙凤纹陶器盖,是另一个方向的证据。

陶盖直径不大,盖顶中央刻画着一只有羽冠的凤鸟,凤鸟昂首站立,翅膀展开。

凤鸟的周围,一条龙卷着尾巴绕了一圈,龙首扬起,龙口张开。

凤鸟和龙共处于同一个圆形构图里,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龙凤组合纹样。

陶盖是平民墓葬的随葬品,不是祭祀重器,说明龙凤崇拜在三星堆文化中已经下沉到了普通人的日常层面,不是贵族垄断的符号。

三足陶炊器的发现,给这种下沉提供了更具体的注脚。

这件陶器高44厘米,盘径大约40厘米,三条中空的足呈鼎立之势,足的底端有烟熏痕迹,是长期生火留下的。

盘底和足的内壁应该残留过食物残渣,但1986年的发掘没有做浮选和残留物检测,锅里的东西已经不可能知道了。

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雨在多次采访中提到这件事,语气里带着遗憾:如果当年做了检测,也许能知道古蜀人吃的是什么,用什么调料,和中原的饮食有没有差别。

三星堆遗址的面积大约12平方千米,核心城址3.6平方千米,城墙用夯土筑成,外侧有壕沟。

东城墙和西城墙横跨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北面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南面以马牧河为界。

城内有大型建筑基址,红烧土块大量出土,证明曾经存在规模可观的宫殿或神庙建筑。

目前发掘的面积不到遗址总面积的千分之一,绝大多数区域还压在农田和村庄下面,没有动过。

考古队从1986年到现在,挖了将近40年,祭祀坑只是整个遗址的一个角落。

金杖上的鱼和鸟,青铜神树上的九只鸟和一条龙,大立人空着的双手,纵目面具上伸出眼眶的柱状眼睛,几千枚从印度洋捞上来又被火烧过的贝壳,几百根从亚洲象头上锯下来、压在铜器上面的象牙——这些东西被砸碎、被焚烧、被夯土封存,然后被遗忘,直到1986年7月18日那个闷热的下午,一把锄头砸在铜片上,震得一个砖厂工人虎口发麻。

那天杨永成挖出来的第一件东西是一块铜片。

他没有留下那块铜片的照片,也没有人记录它的编号。

铜片被考古队收走之后,和后来出土的成千上万件器物混在一起,无法再辨认。

但正是那块说不出形状的铜片,让陈德安在土坎上蹲了半分钟之后,决定叫停砖厂。

那半分钟里他看到了什么,他后来在回忆里没有细说,只提到夯土和探沟。

夯土是人工的,探沟是砖厂挖的,人工的夯土出现在砖厂的探沟里,意味着底下有东西。

就这么简单。

三星堆到底属于谁?真相被误解了几十年,终于说清楚了

那些神秘的面具、高高的祭坛、代表无上权力的权杖,它们的主人究竟是谁?为何被匆匆丢弃、掩埋于地下几千年?争议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它到底是不是中国的?是不是另一个文明?跟四川究竟有什么关系? 1986年7月18日,四川广汉月亮湾的一位农民正在三星堆取土烧砖,忽然被一件硬物震得手疼,扒开土层一看,竟是一块玉石器。

四川考古人员闻讯火速赶到现场。

很快,一件造型奇特的青铜器从土层中显露出来——高高的鼻梁、突出的眼睛、穿孔的耳朵,样貌与人极为相似。

随后,各种造型奇特的人头像接二连三被发掘出来,有表情威严的男性形象,也有端庄俊美的女性形象。

地下深处,赫然埋藏着一个由青铜人像组成的王国。

众所周知,中国最早的礼器出现在夏商周时期,主要以青铜制品为主,陈设于宗庙或宫殿之中,常用于祭祀、朝聘、宴贤等各类典礼仪式。

到了周王朝,礼乐文明空前繁盛,《礼记》中记载的鼎成为周王朝君主权力的象征,九鼎为诸侯之职,七鼎为卿大夫之礼。

然而与中原商周时期青铜礼器的画风不同,三星堆的青铜器多为青铜人像,且五官立体、棱角分明,怎么看都不像面部平平的中原人,反而更近似西方人的样貌。

难道说,在四五千年前,四川地区曾生活着一群拥有西方人面孔的部族? 正因为这种"不像",几十年来关于三星堆的误解层出不穷。

有的说它是外星文明留下的痕迹,有的说是西亚来的流民带来的技术,还有的干脆说它是一个"孤立文明",跟中华文明毫无关系。

这些说法有一个共同点:都不是建立在完整证据链之上的猜想。

结合地理与各类文献,有专家认为,这些器物应属于古蜀国。

但当时的三星堆并未出土任何文字,有关蜀国和蜀王的记载也仅是寥寥数笔,仅凭这些只言片语,无法证明三星堆出土的众多人像就是古蜀国之物。

直到一件名为"纵目面具"的青铜器出土,情况才有了转机。

这件面具素有"千里眼、顺风耳"之美誉,眉尖上挑,嘴角上扬,眼睛向前凸伸达16厘米,面部表情极其丰富。

《华阳国志》中曾有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意思是说,古蜀的第一代国王是长着纵目的蚕丛。

相传,蚕丛氏部落世代居住在岷山一带,依山凿洞而居,条件相当艰苦。

有一天,蚕丛巡视郊野,用自己的纵目望见成都平原地势开阔、沃野千里,于是带领族人历尽千辛万苦,迁徙到今天的成都平原一带。

李白在《蜀道难》中也曾写下"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诗句。

或许真如传说一般,蚕丛凭借自己的纵目带领族人迁徙,后人为了纪念这位蜀王,才特意铸造了这尊纵目面具。

除了纵目面具,最吸引人的莫过于那棵青铜神树。

它高近4米,上面有9只展翅欲飞的鸟,是迄今为止中国青铜器中最为高大的一件。

从造型来看,它和《山海经》中的扶桑树极为相似——上有9只神鸟象征太阳,下有神龙盘绕象征传达天意的使者。

不仅如此,三星堆祭祀坑中还有许多鸟的形象,专家认为这应该与古蜀国第三代君王鱼凫有关,这些青铜鸟很可能是鱼凫王的图腾。

远古蜀国历经三世,到鱼凫王朝时空前繁盛。

相传,鱼凫氏来自岷江流域,早期在那里渔猎,之后迁徙到成都平原的内部河流进行捕捞,最终在此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和繁盛的三星堆古城。

现在的四川万春镇仍保留着鱼凫遗址。

这些线索层层叠加,成为证明三星堆文化属于古蜀国的有力证据。

真正让证据链完整闭合的,是三星堆与后来遗址之间的对应关系。

测量显示,三星堆那张黄金面具高约28厘米,金含量在85%左右,而它与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那张黄金面具几乎一模一样。

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金沙文化,这三段文化时间衔接、地点连贯、文物风格一致,构成了一条完整的"成都平原古蜀文化演化序列"。

这不是推测,而是几十年考古一铲一铲堆出来的证据链。

1986年8月29日,专家在一号祭祀坑的西部边缘,发现了一根由金皮包裹木棍的黄金权杖以及一张黄金面具。

世界上最著名的黄金器物,是覆盖在古埃及第十八代法老图坦卡蒙脸上的那张黄金面罩,而现在埃及某些部落的首领仍拿着类似的黄金权杖。

但用黄金打造的权杖,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

而三星堆不仅有青铜人像、黄金权杖,还出土了73根象牙和总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像——人像本身高1.72米,身材比例夸张,双手呈抱握状,身着三层衣服,有学者把它称为"龙袍"。

在当时青铜比较珍贵的年代,铸造这样一尊青铜大立人像可谓耗费巨资,其地位不言而喻。

而象牙在当时应该是最珍贵、最灵动的祭品。

不少考古学家猜测,这尊人像应该代表神权的大祭司——他身穿法衣,赤脚登上祭坛,双手一高一低、角度错开,高举着象牙举行盛大的祭祀。

新的问题随之出现。

成都平原至今没有发现象生长的证据,而且三星堆除了象牙,还出土了一些海贝。

四川地处内陆、远离海洋,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古蜀国,哪来这么多巨大而珍贵的象牙和海贝?为何在中国四川会出现这些和西亚以及中东地区同种类型的文物?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通使西域,丝绸之路逐渐被打通,这是人们公认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开端。

但种种迹象表明,或许在张骞通使西域之前,古蜀国就已经与西亚、中东地区取得了某种联系。

也就是说,早在5000多年前,三星堆人就已经通过某种通道与外界互通有无。

他们在四周的山川河流中发现丰富的金属矿藏,用精湛的冶炼技术和夸张的想象力,制造出想象中的诸神。

大祭司身穿法衣,赤脚登上祭坛,挥舞法器,祈求神灵保佑。

然而,这些带有神性色彩的青铜人像,下颚却有明显的烧灼痕迹,似乎是被大火焚烧后匆匆丢弃并埋入土中。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结束了三星堆古城的繁荣?是地震,还是洪水? 广汉位于四川成都平原的东北部,同时处在最为活跃的地震带之一——龙门山地震带的边缘。

绵延百里的龙门山地震带在近二三百年间已发生过数十次地震,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就发生在龙门山地震带的中北部。

三星堆古城的消亡,会是一场严重地震所致吗?迄今为止,考古人员还没有在三星堆的文化层中找到由地震引发的断裂带,也就是说,3000年前的三星堆并没有遭到重大地震的破坏。

继续观察地形可以看到,三星堆遗址的北面是水量充沛的鸭子河,水流湍急的马牧河从遗址内部穿流而过,三星堆遗址恰好位于两条河流形成的冲积平原上。

但专家只发现了一小部分红烧土层,也就是说,这里可能曾经发生过一次涝灾,但并不足以毁灭一整座古城。

2001年2月8日,距离三星堆遗址约50公里的成都市西郊金沙村,商周时期的金沙遗址惊现于世。

它规模巨大,不仅出土了大量珍贵的象牙和金器,还有与三星堆极为相似的贵族人像、金冠带和黄金面具。

专家研究发现,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在年代上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

那么,为什么三星堆的政治中心会转移到金沙? 在三星堆众多的青铜人像中,每一尊都有不同的发饰。

一种以大立人像为代表,前额和两鬓削平,后脑勺带有发簪,代表神权;另一种则后脑勺没有发簪,而是垂有一条发辫,为王权所有者。

而在金沙出土的人像中,其姿势、法衣与三星堆一致,但发饰已从簪发变成了辫发。

对此,考古学家推测:或许在3000多年前的某一天,古蜀国发生了一场内乱,双方为争夺权力兵刃相接,那些用于祭祀的器物在战火中被焚烧掩埋,繁华的三星堆古城便在内乱中消失殆尽。

最终,辫发一族战胜了簪发一族,迁都金沙,由辫发一族继续执政。

回过头再看那些争议——所谓"外星文明""西亚流民""孤立文明",之所以能流传几十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三星堆出土器物的造型确实太过独特,与中原礼器的传统面貌相去甚远;二是过去人们对成都平原的考古序列了解不够完整,缺乏可以互相印证的姊妹遗址。

而如今,从三星堆到十二桥再到金沙,一条完整的古蜀文化演化脉络已经清晰浮现,它的根、它的脉、它的归宿,都牢牢扎在成都平原这片土地上。

三星堆不是天外来客,也不是异域飞地,而是华夏多元文明拼图中,独属于古蜀先民的那一块璀璨碎片。

三星堆究竟从何而来,又走向了何处?那些造型诡异的青铜人像,究竟出自上古先民的匠心独运,还是与远方文明有着不为人知的联系?就目前的规模来看,三星堆已发掘的面积仅为整个遗址的千分之一,或许还有更多惊天的秘密,正静静地在地下等待着人们去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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