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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中最漂亮的女妖,山海经十大美妖

来源:网络 编辑:小彩 更新:2026-09-16

山海经里的妖怪长得不仅凶残,而且相貌丑陋,有的长得还非常怪异吓人,但是也不乏一些长得好看的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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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个妖怪的容颜,虽然非常的漂亮,但是内心却非常的险恶,杀害了不少的人。

下面跟巴拉排行榜网小编一起来看看山海经中最漂亮的女妖,快来认识一下山海经十大美妖吧。

山海经中最漂亮的女妖

一、流沙仙子洛姬雅

流沙仙子洛姬雅表面上看是一个非常清纯的女人,但是她的内心是一位非常毒辣的女子,经常毒杀了很多男人。

二、千面美人晏紫苏

千面美人晏紫苏一位可以随意改变自己容貌的妖女,因此她利用自己美丽的容颜,祸害了不少豪杰儿女。

三、龙女雨师妾

龙女雨师妾是一位非常爱好色情的女人,她能够在很远的范围内就能够辨别男人位置、男人的年龄以及长相。

四、长留仙子瑰氏

长留仙子瑰氏虽然长相非常的美丽,但是做事非常的果断并且狠毒,一些人想要反抗,却并不是她的对手。

五、火仇仙子淳于昱

这一个美丽的妖女,同样也是一个艺高胆大的女人,她年轻的时候就四处拜师,学会了不少的本领。

六、西海鹿女

西海鹿女是一位特别喜欢跟男人玩耍的女妖怪,但是被她玩腻的男人就被扔到河中进行喂鱼,行为手段特别残忍。

七、蒙沅沅

蒙沅沅是一位非常恐怖的妖女,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很多制毒的方法,一生利用毒药杀死了很多人。

八、北荒拘缨国国主欧丝之野

这位女妖是一位小人国的妖怪,但是这个妖怪虽然身体很小,在杀人方面丝毫不含糊,13岁就杀人无数。

九、虹虹仙子

虹虹仙子虽然外表长得漂亮,但是内心很邪恶,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就不顾他人的性命进行屠城。

十、晏卿离

这是一个行为非常恶劣的女人,一生作恶多端杀人无数,并且这个人还会使一些非常奸诈的阴谋诡计,骗取了很多人为之丧生。

三星堆到底有多神奇,活像直接挖出山海经,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

1986年7月18日,广汉南兴镇第二砖瓦厂的取土作业面上,43岁的杨永成抡起锄头,一锄下去,虎口震得发麻。

锄刃碰到的东西不像石头,石头没有那种韧劲。

他蹲下去,手指扒开湿土,摸到一块边缘锋利的铜片。

铜片表面裹着绿色的锈,断面却泛着暗红。

他把铜片翻过来,土里还有。

一件,两件,越来越多。

旁边的刘光才凑过来看了一眼,扔下锄头就往考古工作站跑。

工作站里坐着的陈德安正整理探方记录,刘光才推门进来时喘得说不出完整句子,只反复比划一个动作——往下挖,有东西。

陈德安和副领队陈显丹赶到现场时,取土坑的断面已经被锄头削掉了一层。

两人蹲在土坎上看了不到半分钟,陈显丹后来回忆,他当时只跟陈德安交换了一个眼神。

探沟里的土层是夯打过的,夯窝清晰,这不是自然堆积。

砖厂当天下午被叫停,但取土已经吃掉了一截坑口。

那天夜里,考古队第一次在三星堆点起了大灯。

7月的四川盆地闷热无风,蚊子成群扑向灯泡,陈显丹的发掘日记里记着,灯光招来的飞虫糊满了纸面,写不了几个字就得用手抹一把。

他们挖到后半夜,坑底露出了一层象牙。

象牙的表面在灯光下泛着湿润的象牙白,一根压着一根,像码好的柴垛。

陈德安用手铲轻轻拨开象牙之间的泥土,底下露出铜器的轮廓。

1号坑的堆积结构从这一刻开始变得清晰:最上层是象牙,中间是铜器和金器,底层是玉石器和骨渣。

这个顺序后来被反复验证,8座坑几乎遵循同一套掩埋逻辑,先放器物,再覆象牙,最后倒灰烬封土。

那根后来被称作金杖的东西,出土时并不起眼。

它被压扁了,卷成一团,金皮表面沾满泥土,只有边缘露出一线暗黄。

现场有人把它叫作金腰带。

清理之后称重,463克,展开长度143厘米,厚度不到0.2毫米。

金皮内侧残留着炭化的木渣,手指一捻就碎成黑粉。

木芯早已不在了,但炭渣的纹理还在,顺着金皮的弧度排列,证明它曾经包裹在一根木杖外面。

杖身靠近一端的位置,46厘米的长度内刻着三组图案:两个戴冠的人头侧脸相对,鸟和鱼背靠背,一支箭穿过鸟颈和鱼头。

线条细如发丝,是用双勾手法錾刻的,刻痕深度不超过0.1毫米,稍一用力就会穿透金皮。

关于这组图案,从1986年到现在,至少有三套不同的读法在并行。

一套读作族徽。

鱼和鸟分别对应两个部族的图腾,箭穿过鱼和鸟,意味着两个部族通过联姻或征服合为一体,鱼凫王朝的名字本身就包含鱼和凫两种动物。

另一套读作通神法器。

鱼代表入地,鸟代表上天,箭是工具,人头是施法者,整套图案描述的是巫师借助鱼鸟之力沟通天地。

第三套读法更晚出现,把它放进古蜀宇宙观里,人头居中,鸟鱼分列上下,箭连接两端,是一个微缩的宇宙结构图。

陈德安在现场没有作判断。

他把金杖连同泥土一起用石膏绷带包好,送到成都的实验室。

清理用了将近一个月,金皮展开后,图案才完整显露。

考古队里有人提出,这可能是王杖,因为同时期中原地区出土的商代金器没有一件比它更重。

也有人反对,理由很直接:中原的权杖传统远不如近东和西亚深厚,三星堆的金杖形制在本地没有先例,反而更像从更西边传进来的观念。

这个判断后来被反复讨论,一直没有定论。

2号坑的发掘比1号坑晚了一个多月。

1986年8月,砖厂在1号坑东南方向继续取土,又挖出了铜渣。

陈显丹带人赶过去时,地面上散落着碎铜片和烧土块,取土坑的断面上能看到铜器的茬口。

2号坑的体量比1号坑大得多。

发掘记录显示,2号坑共出土各类遗物6095件,其中青铜制品736件,黄金制品61件,玉器486件,象牙67根,海贝4600枚。

1号坑的统计是567件,青铜制品178件,金器4件,玉器129件,象牙13根,海贝124件。

两个坑之间的数量差距不是偶然,2号坑埋藏的器物等级更高,体量更大,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纵目面具都出自这个坑。

青铜大立人从坑里取出来的时候,已经从腰部断成两截。

上半身侧倒在泥土里,面部朝下,高冠的一角压碎了。

背部的铜块裂成四五块,底座腐蚀得最严重,铜质已经酥松,手指一按就是一个印。

1987年5月,国家文物局指派傅金凯带4人小组到成都修复。

修复方案讨论了很久,最后决定用锡焊,低温焊接,因为铜质腐蚀太严重,高温会加速金属的氧化。

焊接之前,修复师用竹签一点一点剔掉断口上的泥土和锈层,露出新鲜的铜茬。

背部缺了一小块,他们打磨了一块同样厚度的铜片补上去,焊缝用锉刀修平,再抹上做旧的颜料。

修复过程中,他们在铜像的内壁发现了燕尾槽孔和小圆孔,这是分铸接铸的物证——铜像的头部、躯干、手臂、底座是分别铸造再拼接的。

修复用了将近两年。

1989年,大立人重新站起来的时候,通高2.62米,人体部分1.7米,加上底座和高冠,刚好超过一个成年男子的身高。

180多公斤的重量让搬运成了问题,博物馆不得不专门定制了一个钢制底座。

他双手环抱在胸前,一高一低,掌心相对,握成两个空圈。

两个空圈的圆心不在同一条直线上,连起来是一条弧线。

有人量过空圈的直径,上手的孔径比下手略大,这意味着他握持的东西必须有弧度,而且上端比下端粗。

象牙说的依据就在这条弧线上。

2号坑出土了67根象牙,最长的一根将近1.6米,弧度与大立人双手之间的空间高度吻合。

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玉璋上,刻着一个跪坐的人像,肩上扛着一根弯弯的象牙,姿态和大立人的手势几乎一样。

但孙华提出了一个反驳:大立人的两手掌心并不完全贯通,手窝的直径也不足以穿过一根完整的象牙,而且以他双臂平举的姿态,托举一根几十斤重的象牙站立三千年,从力学上讲不太合理。

权杖说也有问题,金杖的直径只有2.3厘米,大立人的手窝直径比这个尺寸大得多,握不紧。

空着的手,成了三星堆最沉默的谜。

没人能从坑里挖出一件写着答案的器物。

同样出自2号坑的青铜神树,出土时的状况比大立人更糟。

树干断成3截,树枝断成18截,其余的鸟儿、果实碎片装了满满一筐。

修复团队在库房里拼了6年多,光管状碎片就有200多片。

拼对的方法很笨:把断口两两比对,纹路对得上的放在一起,对不上的再换。

有的断口锈蚀严重,截面已经模糊,拼错了好几次,拆了重来。

整个修复用了将近10年,最终拼出一棵高3.96米的树,三层九枝,每根枝条上站一只鸟,树干的侧面攀着一条龙,龙身贴着树干盘旋而下,龙尾一直垂到接近底座的位置。

树刚拼好的时候,龙是没有尾巴的。

龙尾的残件一直没找到,断口留在树干中段偏下的位置。

2021年以后,考古队在3号坑和8号坑的堆积中发现了新的青铜残片,经过拼对,确认其中一部分就是一号神树缺失的龙尾组件。

龙尾接上去之后,整条龙的长度超过了3米,从树顶一直延伸到接近地面的位置。

九只鸟的位置有讲究。

它们不是随意立在枝头的,每只鸟都站在枝头末端稍微上翘的位置,鸟头朝向树干的方向。

九枝的分布是三层,每层三枝,围绕树干均匀展开。

这个数字和《山海经》里“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的记载对得上,但孙华指出,一号神树的九只鸟加上树顶缺失的一只,刚好凑成十日,二号神树则是纯粹的九日结构,两棵树的树枝形态也不一样——一棵上翘,一棵下垂。

他的判断是,上翘的那棵对应扶桑,下垂的那棵对应若木。

扶桑在东,若木在西,两棵树构成一组东西对称的宇宙坐标。

但当年的发掘报告编写者持不同意见。

他们认为一号神树本身就是扶桑,不需要对应另一棵。

社树说、日晕说、通天神树说也在不同论文里出现过。

同一棵树,从不同的角度读,读出的是不同的东西。

树座底下没有刻字的铜牌,树干上没有墨书的题记,一切解读都建立在图像和文献之间的类比之上。

纵目面具的体积比神树小,但冲击力不遑多让。

2号坑出土的这件面具,宽1.38米,重80多公斤,两只耳朵向两侧展开,间距达到138厘米。

眼球呈柱状从眼眶中伸出,外凸长度16厘米。

CT扫描显示,柱状眼球不是整体浇铸的,而是由16组微型榫卯构件嵌套而成,分铸之后再插入面部范模中合铸。

耳部采用嵌铸法,先单独铸好耳朵,再嵌入面部的铸型。

这种分铸插接的工艺在中原的范铸体系中并不常见,是三星堆本地工匠的创新。

面具的方脸、大耳、柱状眼球,在文献里能找到对应。

《华阳国志·蜀志》写蚕丛“其目纵”,一个“纵”字被反复解读了上千年。

有人说纵目就是眼球外凸,有人说纵目是眼睛竖着长,还有人说纵目是额头上的第三只眼。

三星堆的实物出土之前,这些说法都只是文字推演。

面具出土之后,柱状眼球成了最直观的“纵目”形象证据。

另有学者从《山海经·大荒北经》里找到了另一条线索。

那里面写烛龙“直目正乘”,直目被解读为眼球直直地向前伸出,与三星堆面具的柱状眼球形态一致。

烛龙是人面蛇身的神,睁眼为昼,闭眼为夜,掌控天地明晦。

纵目面具与烛龙神话的关联,在多个版本的解读中反复出现,但也始终只是一个类比,没有铭文或文献的直接证据把两者钉在一起。

纵目面具出土时,2号坑还清理出了50多件青铜人头像。

它们排列在坑底,面朝同一个方向,多数戴冠或盘辫,面部表情肃穆。

孙华后来把人头像按发型分成了两类:辫发和笄发。

辫发头像的数量远多于笄发,比例大约是4比。

但在从事祭祀仪式的小型铜人像中,笄发人的形象占了绝大多数,辫发人几乎不出现。

这个分布暗示着一种权力分工:笄发社群掌握宗教祭祀权,辫发社群掌握军事和行政权。

古蜀国家的统治结构,可能从一开始就是神权与军权分立的双头体制。

海贝的分布也能佐证这种跨区域的物资调动能力。

2号坑出土的4600枚海贝,绝大多数是环纹货贝,只产于印度洋北部的深水海域。

这些贝壳的背部被磨平,磨出了穿孔,孔沿光滑,是长期串绳使用留下的痕迹。

印度洋北部的居民用这种贝壳作货币,古蜀人把贝壳磨平穿孔,显然也是在模仿货币的形制。

一个不靠海的盆地,祭祀坑里埋着几千枚从印度洋打捞上来的贝壳,串绳的磨损痕迹说明它们在入坑之前已经被反复流通使用过。

象牙的数量更惊人。

1号坑13根,2号坑67根,8号坑一个坑就出了400根。

8号坑的发掘负责人赵昊说,象牙和青铜器层层叠压,提取一根象牙平均需要两到三天,因为象牙表面已经酥化,接触空气后迅速开裂,必须用石膏和绷带现场加固。

400根象牙的提取工作,从2022年持续到发掘结束,光是清理象牙就花了一年多。

这么多象牙从哪儿来,学界分成了两派。

一派认为来自本地象群。

商代晚期的成都平原气温比现在高2到3摄氏度,植被茂密,沼泽遍布,适合亚洲象生存。

《山海经·中次九经》写岷山“其兽多犀、象,多夔牛”,金沙遗址还出土了亚洲象的头骨和臼齿。

另一派认为象牙是舶来品,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从南亚或东南亚运进来的,因为三星堆和金沙的坑里只见象牙,不见大象的其他骨骼。

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也都缺少决定性的证据。

如果象牙来自本地,为什么只埋象牙不埋象骨? 如果来自外地,运输几百根平均长度超过1米的象牙,翻越蜀道需要什么样的组织能力? 金杖的金料来源也有争议。

三星堆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异常高,这种高放射性成因铅的矿源在中国境内很少见,有学者认为来自云南东北部,也有学者指向更远的西南方向。

金料的来源没有做系统的同位素比对,目前只能确定的是,金杖的金纯度很高,锤揲工艺的均匀度说明古蜀工匠对黄金的延展性有充分的经验积累。

真正让三星堆的埋藏行为变得可读的,是坑本身的形制。

8座坑的轴向都在北偏东30度到36度之间,排列成三组,每组两坑并排。

1号坑和2号坑在东南,3号和4号在北,7号和8号在中间偏西。

碳14测年显示,3号、4号、6号、8号坑的埋藏年代有95.4%的概率落在公元前1201年到公元前1012年之间,1号坑和2号坑的年代稍早,但差距不大,8座坑是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内完成的。

坑内的堆积结构高度一致。

以4号坑为例,考古队还原的埋藏序列是这样的:先挖坑,坑底铺一层薄薄的黄土,然后把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海贝按顺序摆放进去,器物之间留有空隙,有的铜尊里面还装着海贝和玉璧。

器物层之上覆盖一层象牙,象牙的方向基本一致,粗端朝坑壁,细端朝坑心。

象牙之上,从坑的东南角倾倒灰烬,灰烬层厚约20厘米,检测显示其中90%左右是竹子的燃烧残留,其余是木炭和烧土颗粒。

灰烬倒完之后,用黄土逐层回填,每填一层就用夯具打实,夯窝的直径大约5到6厘米,排列规整。

最后在坑口覆盖一层纯净的黄土,与周围地面齐平。

灰烬不在坑内焚烧,坑壁没有烘烤痕迹。

这个细节很关键。

如果是在坑内直接烧,坑壁的泥土会被烤成红色或黑色,但8座坑的坑壁都保持着原来的黄褐色。

灰烬是从别处烧好之后运过来倒进去的。

烧的是什么? 4号坑的竹子灰烬指向一个可能:建筑的屋顶。

三星堆的大型建筑用竹子和木料搭建,屋顶可能是竹编结构,外面涂泥防火。

如果神庙失火,屋顶先烧,竹子在高温下炭化,倒塌后与铜器、象牙混在一起,最后被清扫、装运、倾倒进坑里。

这个解释在2026年被正式提出来,但并没有说服所有人。

7号坑的发掘负责人黎海超坚持敌人毁坏说。

他的依据是象牙的埋藏方式:敌人把象牙压在铜器上面,目的是镇住法器,不让它们重新发挥作用。

在古蜀人的观念里,象牙通神通灵,把象牙压在砸碎的铜器上,等于切断了法器与神灵之间的联系。

这种带有诅咒意味的埋藏方式,和单纯的灾难清理不一样。

还有第三种解释,把两种说法拼在一起:神庙先失火,器物在火灾中受损,然后外敌趁乱进入,对残余的器物进行了二次破坏,最后古蜀人被迫撤离,撤离前把残器集中掩埋,埋的时候举行了最后一次祭祀。

这个说法能解释为什么有的器物是被火烧坏的,有的器物是被砸碎的,破坏方式不统一。

但同样缺少决定性的证据。

袁家院祭祀区废弃之后,三星堆不再有高等级遗存。

相距约40公里的金沙遗址,繁荣期恰好与三星堆最晚阶段前后衔接。

金沙的祭祀区延续了将近千年,祭祀方式包括浮沉、燎祭等多种形式,器物类型与三星堆高度相似,但规模和等级有所下降。

从三星堆到金沙,古蜀的政治和祭祀中心完成了一次整体搬迁。

神庙失火被视为不祥之兆,可能是迁都的直接触发因素,但更深层的原因——资源枯竭、外敌压力、内部权力重组——目前还埋在土里。

青铜大立人的三层衣服上布满了纹饰。

最外层的衣角在身后翘起,龙纹从肩部延伸到下摆,龙首在胸前,龙身盘绕在右臂外侧,龙尾垂在左腿后面。

这件衣服被研究者称为中国最早的龙袍。

龙纹的形态和青铜神树上的龙不一样,神树上的龙是走龙,四肢着地,身体拉长,而大立人衣服上的龙是团龙,身体卷曲成圆形,龙首昂起。

同一个遗址里,龙的形象至少有四五种变体:羊首龙、猪鼻龙、爬龙柱形器上的龙、神树上的走龙、大立人衣服上的团龙。

龙的形象越丰富,说明它越早进入了古蜀人的信仰体系,还没有被固定成单一的标准样式。

联合遗址出土的龙凤纹陶器盖,是另一个方向的证据。

陶盖直径不大,盖顶中央刻画着一只有羽冠的凤鸟,凤鸟昂首站立,翅膀展开。

凤鸟的周围,一条龙卷着尾巴绕了一圈,龙首扬起,龙口张开。

凤鸟和龙共处于同一个圆形构图里,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龙凤组合纹样。

陶盖是平民墓葬的随葬品,不是祭祀重器,说明龙凤崇拜在三星堆文化中已经下沉到了普通人的日常层面,不是贵族垄断的符号。

三足陶炊器的发现,给这种下沉提供了更具体的注脚。

这件陶器高44厘米,盘径大约40厘米,三条中空的足呈鼎立之势,足的底端有烟熏痕迹,是长期生火留下的。

盘底和足的内壁应该残留过食物残渣,但1986年的发掘没有做浮选和残留物检测,锅里的东西已经不可能知道了。

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雨在多次采访中提到这件事,语气里带着遗憾:如果当年做了检测,也许能知道古蜀人吃的是什么,用什么调料,和中原的饮食有没有差别。

三星堆遗址的面积大约12平方千米,核心城址3.6平方千米,城墙用夯土筑成,外侧有壕沟。

东城墙和西城墙横跨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北面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南面以马牧河为界。

城内有大型建筑基址,红烧土块大量出土,证明曾经存在规模可观的宫殿或神庙建筑。

目前发掘的面积不到遗址总面积的千分之一,绝大多数区域还压在农田和村庄下面,没有动过。

考古队从1986年到现在,挖了将近40年,祭祀坑只是整个遗址的一个角落。

金杖上的鱼和鸟,青铜神树上的九只鸟和一条龙,大立人空着的双手,纵目面具上伸出眼眶的柱状眼睛,几千枚从印度洋捞上来又被火烧过的贝壳,几百根从亚洲象头上锯下来、压在铜器上面的象牙——这些东西被砸碎、被焚烧、被夯土封存,然后被遗忘,直到1986年7月18日那个闷热的下午,一把锄头砸在铜片上,震得一个砖厂工人虎口发麻。

那天杨永成挖出来的第一件东西是一块铜片。

他没有留下那块铜片的照片,也没有人记录它的编号。

铜片被考古队收走之后,和后来出土的成千上万件器物混在一起,无法再辨认。

但正是那块说不出形状的铜片,让陈德安在土坎上蹲了半分钟之后,决定叫停砖厂。

那半分钟里他看到了什么,他后来在回忆里没有细说,只提到夯土和探沟。

夯土是人工的,探沟是砖厂挖的,人工的夯土出现在砖厂的探沟里,意味着底下有东西。

就这么简单。

三星堆到底属于谁?真相被误解了几十年,终于说清楚了

那些神秘的面具、高高的祭坛、代表无上权力的权杖,它们的主人究竟是谁?为何被匆匆丢弃、掩埋于地下几千年?争议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它到底是不是中国的?是不是另一个文明?跟四川究竟有什么关系? 1986年7月18日,四川广汉月亮湾的一位农民正在三星堆取土烧砖,忽然被一件硬物震得手疼,扒开土层一看,竟是一块玉石器。

四川考古人员闻讯火速赶到现场。

很快,一件造型奇特的青铜器从土层中显露出来——高高的鼻梁、突出的眼睛、穿孔的耳朵,样貌与人极为相似。

随后,各种造型奇特的人头像接二连三被发掘出来,有表情威严的男性形象,也有端庄俊美的女性形象。

地下深处,赫然埋藏着一个由青铜人像组成的王国。

众所周知,中国最早的礼器出现在夏商周时期,主要以青铜制品为主,陈设于宗庙或宫殿之中,常用于祭祀、朝聘、宴贤等各类典礼仪式。

到了周王朝,礼乐文明空前繁盛,《礼记》中记载的鼎成为周王朝君主权力的象征,九鼎为诸侯之职,七鼎为卿大夫之礼。

然而与中原商周时期青铜礼器的画风不同,三星堆的青铜器多为青铜人像,且五官立体、棱角分明,怎么看都不像面部平平的中原人,反而更近似西方人的样貌。

难道说,在四五千年前,四川地区曾生活着一群拥有西方人面孔的部族? 正因为这种"不像",几十年来关于三星堆的误解层出不穷。

有的说它是外星文明留下的痕迹,有的说是西亚来的流民带来的技术,还有的干脆说它是一个"孤立文明",跟中华文明毫无关系。

这些说法有一个共同点:都不是建立在完整证据链之上的猜想。

结合地理与各类文献,有专家认为,这些器物应属于古蜀国。

但当时的三星堆并未出土任何文字,有关蜀国和蜀王的记载也仅是寥寥数笔,仅凭这些只言片语,无法证明三星堆出土的众多人像就是古蜀国之物。

直到一件名为"纵目面具"的青铜器出土,情况才有了转机。

这件面具素有"千里眼、顺风耳"之美誉,眉尖上挑,嘴角上扬,眼睛向前凸伸达16厘米,面部表情极其丰富。

《华阳国志》中曾有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意思是说,古蜀的第一代国王是长着纵目的蚕丛。

相传,蚕丛氏部落世代居住在岷山一带,依山凿洞而居,条件相当艰苦。

有一天,蚕丛巡视郊野,用自己的纵目望见成都平原地势开阔、沃野千里,于是带领族人历尽千辛万苦,迁徙到今天的成都平原一带。

李白在《蜀道难》中也曾写下"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诗句。

或许真如传说一般,蚕丛凭借自己的纵目带领族人迁徙,后人为了纪念这位蜀王,才特意铸造了这尊纵目面具。

除了纵目面具,最吸引人的莫过于那棵青铜神树。

它高近4米,上面有9只展翅欲飞的鸟,是迄今为止中国青铜器中最为高大的一件。

从造型来看,它和《山海经》中的扶桑树极为相似——上有9只神鸟象征太阳,下有神龙盘绕象征传达天意的使者。

不仅如此,三星堆祭祀坑中还有许多鸟的形象,专家认为这应该与古蜀国第三代君王鱼凫有关,这些青铜鸟很可能是鱼凫王的图腾。

远古蜀国历经三世,到鱼凫王朝时空前繁盛。

相传,鱼凫氏来自岷江流域,早期在那里渔猎,之后迁徙到成都平原的内部河流进行捕捞,最终在此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和繁盛的三星堆古城。

现在的四川万春镇仍保留着鱼凫遗址。

这些线索层层叠加,成为证明三星堆文化属于古蜀国的有力证据。

真正让证据链完整闭合的,是三星堆与后来遗址之间的对应关系。

测量显示,三星堆那张黄金面具高约28厘米,金含量在85%左右,而它与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那张黄金面具几乎一模一样。

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金沙文化,这三段文化时间衔接、地点连贯、文物风格一致,构成了一条完整的"成都平原古蜀文化演化序列"。

这不是推测,而是几十年考古一铲一铲堆出来的证据链。

1986年8月29日,专家在一号祭祀坑的西部边缘,发现了一根由金皮包裹木棍的黄金权杖以及一张黄金面具。

世界上最著名的黄金器物,是覆盖在古埃及第十八代法老图坦卡蒙脸上的那张黄金面罩,而现在埃及某些部落的首领仍拿着类似的黄金权杖。

但用黄金打造的权杖,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

而三星堆不仅有青铜人像、黄金权杖,还出土了73根象牙和总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像——人像本身高1.72米,身材比例夸张,双手呈抱握状,身着三层衣服,有学者把它称为"龙袍"。

在当时青铜比较珍贵的年代,铸造这样一尊青铜大立人像可谓耗费巨资,其地位不言而喻。

而象牙在当时应该是最珍贵、最灵动的祭品。

不少考古学家猜测,这尊人像应该代表神权的大祭司——他身穿法衣,赤脚登上祭坛,双手一高一低、角度错开,高举着象牙举行盛大的祭祀。

新的问题随之出现。

成都平原至今没有发现象生长的证据,而且三星堆除了象牙,还出土了一些海贝。

四川地处内陆、远离海洋,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古蜀国,哪来这么多巨大而珍贵的象牙和海贝?为何在中国四川会出现这些和西亚以及中东地区同种类型的文物?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通使西域,丝绸之路逐渐被打通,这是人们公认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开端。

但种种迹象表明,或许在张骞通使西域之前,古蜀国就已经与西亚、中东地区取得了某种联系。

也就是说,早在5000多年前,三星堆人就已经通过某种通道与外界互通有无。

他们在四周的山川河流中发现丰富的金属矿藏,用精湛的冶炼技术和夸张的想象力,制造出想象中的诸神。

大祭司身穿法衣,赤脚登上祭坛,挥舞法器,祈求神灵保佑。

然而,这些带有神性色彩的青铜人像,下颚却有明显的烧灼痕迹,似乎是被大火焚烧后匆匆丢弃并埋入土中。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结束了三星堆古城的繁荣?是地震,还是洪水? 广汉位于四川成都平原的东北部,同时处在最为活跃的地震带之一——龙门山地震带的边缘。

绵延百里的龙门山地震带在近二三百年间已发生过数十次地震,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就发生在龙门山地震带的中北部。

三星堆古城的消亡,会是一场严重地震所致吗?迄今为止,考古人员还没有在三星堆的文化层中找到由地震引发的断裂带,也就是说,3000年前的三星堆并没有遭到重大地震的破坏。

继续观察地形可以看到,三星堆遗址的北面是水量充沛的鸭子河,水流湍急的马牧河从遗址内部穿流而过,三星堆遗址恰好位于两条河流形成的冲积平原上。

但专家只发现了一小部分红烧土层,也就是说,这里可能曾经发生过一次涝灾,但并不足以毁灭一整座古城。

2001年2月8日,距离三星堆遗址约50公里的成都市西郊金沙村,商周时期的金沙遗址惊现于世。

它规模巨大,不仅出土了大量珍贵的象牙和金器,还有与三星堆极为相似的贵族人像、金冠带和黄金面具。

专家研究发现,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在年代上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

那么,为什么三星堆的政治中心会转移到金沙? 在三星堆众多的青铜人像中,每一尊都有不同的发饰。

一种以大立人像为代表,前额和两鬓削平,后脑勺带有发簪,代表神权;另一种则后脑勺没有发簪,而是垂有一条发辫,为王权所有者。

而在金沙出土的人像中,其姿势、法衣与三星堆一致,但发饰已从簪发变成了辫发。

对此,考古学家推测:或许在3000多年前的某一天,古蜀国发生了一场内乱,双方为争夺权力兵刃相接,那些用于祭祀的器物在战火中被焚烧掩埋,繁华的三星堆古城便在内乱中消失殆尽。

最终,辫发一族战胜了簪发一族,迁都金沙,由辫发一族继续执政。

回过头再看那些争议——所谓"外星文明""西亚流民""孤立文明",之所以能流传几十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三星堆出土器物的造型确实太过独特,与中原礼器的传统面貌相去甚远;二是过去人们对成都平原的考古序列了解不够完整,缺乏可以互相印证的姊妹遗址。

而如今,从三星堆到十二桥再到金沙,一条完整的古蜀文化演化脉络已经清晰浮现,它的根、它的脉、它的归宿,都牢牢扎在成都平原这片土地上。

三星堆不是天外来客,也不是异域飞地,而是华夏多元文明拼图中,独属于古蜀先民的那一块璀璨碎片。

三星堆究竟从何而来,又走向了何处?那些造型诡异的青铜人像,究竟出自上古先民的匠心独运,还是与远方文明有着不为人知的联系?就目前的规模来看,三星堆已发掘的面积仅为整个遗址的千分之一,或许还有更多惊天的秘密,正静静地在地下等待着人们去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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