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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一直对游牧民族没有好感但国力不足，不好与两大公国开战，只好用“以夷制夷”的方针，即拉拢薛延陀来打压突厥。

在唐朝的支持下，夷男率领的薛延陀国对已成颓势的颉利可汗好一顿穷追猛打，最终彻底消灭了东突厥，并占领了东突厥领地。

东突厥20余旧部也纷纷归顺于他，一时他手下的精兵从7万扩充到了20万之多，牲畜更是数不胜数。

权势已经满足不了夷男的野心，便开始向唐朝求取和亲，娶个公主做老婆。

既然夷男提出了要求，李世民虽然厌恶但也不好拒绝，便邀请大臣商议此事。

李世民是开明的君主，他征求宰相的意见。

首先他亮出了自己的方案，他说，我有两个想法： 其一，集结十万大军，踏平薛延坨部，生擒夷男，可保国家边境百年安定。

其二，答应和亲，吞下耻辱，可保边境三十年安定。

你怎么看? 李世民望着房玄龄。

“陛下，我赞成第二个方案，也就是答应和亲。

这是代价最小见效最快的方法。

房玄龄看了一眼李世民，想从他的面部表情读出些信息。

李世民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房玄龄接着说，发兵消灭夷男时机还不成熟，夷男今年收成不错。

房玄龄说的收成指的是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牛、马、羊等牲畜。

李世民听后若有所思，原来他又想出了第三个办法。

李世民想出的第三个办法就是要“彩礼”，向夷男要四种动物：牛、马、羊和骆驼。

既然丰收了，这四种动物又很普通，对夷男来说不是难事吧。

但是李世民要的数量太庞大了，要五万匹马、三万只羊、四万只牛和三万只骆驼。

虚荣心膨胀的夷男，一心想做唐朝女婿的夷男听说后，不顾众人反对，硬是按李世民的要求。

从各部凑了足够数量的牲畜，并把它们分三次，长途跋涉到了长安，交给了李世民。

只是，由于路途遥远，不少牲畜因为缺少草料和水的缘故，在半途中病饿而死，好不容易到了长安的牲畜，也都饿得瘦骨嶙峋，非常不像样。

李世民以牲口数量不够成色不好为由拒绝和亲，夷男听后大怒。

此时李世勣带着兵马冲了出来，夷男一看中计了，放弃牛羊一口气跑回薛延陀国。

回国之后夷男愤恨不已，下面部落更加轻视他乃至公然嘲笑他，不久就抑郁而终，各贵族为了争夺大汗之位，互相大打出手，争得你死我活。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势力，也就此走向了衰败。

李世民见此，便率10万大军攻打薛延陀国，三下五除二就把偌大的薛延陀国，消灭得，从此绝了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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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来看看，在古代，人们都是怎么做的。

最早的野生动物保护机构和法令 早在几千年前的五帝时代，就非常重视野生动物保护。

当时管理山泽鸟兽的官员被称为“虞”。

大禹治水时，同时派益为“虞”。

现在看来，“虞”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生态保护机构和官职，所以益是世界上第一位生态保护官员。

后来，在儒家经典著作《周礼》中，详细地记述了周代管理山林川泽官员的建制、名称、编制及职责等。

周代设地官，地官大司徒是政府官员中的六卿之一，地位非常重要。

他分管农、林、牧、渔等生产部门。

而下属山、林、川、泽的官吏分别称为山虞、泽虞、林衡、川衡，并按山林川泽的大小制定了大、中、小三类机构，及员工的数目编制。

可见当时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机构是相当健全的，其职责也很明确。

周以后的朝代多数也设置了虞、衡等机构来管理山林川泽等，以保护环境和野生动物。

其中专管禁猎政令的职务叫“迹人”，由“迹人”设立界限、禁令，派人守护。

凡田猎者都必须听从“迹人”的命令。

规定禁止捕杀幼兽，摘取鸟卵及使用有毒的箭射杀禽兽。

那时，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法令也有了雏形。

公元前11世纪，西周颁布的《伐崇令》说：“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

有不如令者，死勿赦。

”违者受到的惩罚很严厉。

春秋时，齐国规定山林水泽按时封禁和开放。

《·地数》载：“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

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

有犯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

”可见其对于违反保护规定处罚更是残酷。

《春秋·士容论·上农》中也记载，当时制定了春夏秋冬的禁令。

禁令规定在生物繁育时期，不准砍伐山中树木，不准在泽中割草烧灰，不准用网具捕捉鸟兽，不准用网下水捕鱼等等。

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法令的逐步完善，为后来各个时期的野生动物保护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的一次成功野保行动 春秋时期，人们对于生物多样性和野生动物的保护有了较深的认识，人们参与保护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日益高涨，所以才发生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在《国语·鲁语上》记载了一个“里革断罟匡君”的故事。

说的是鲁国宣公很爱玩，不顾时令，在夏天的时候，他带人去泗水泛舟撒网捕鱼。

这事让大夫里革知道了，里革不顾君主情面，将宣公的渔网割断，扔到岸上，不仅如此，里革还对宣公讲了古代保护野生动物的制度。

他说：“古时候，大寒以后，冬眠的动物便开始活动，水虞这时才计划用渔网、渔笱，捕大鱼，捉龟鳖等，拿这些到寝庙里祭祀祖宗，同时这种办法也在百姓中间施行，这是为了帮助散发地下的阳气。

当鸟兽开始孕育，鱼鳖已经长大的时候，兽虞这时便禁止用网捕捉鸟兽，只准刺取鱼鳖，并把它们制成夏天吃的鱼干，这是为了帮助鸟兽生长。

当鸟兽已经长大，鱼鳖开始孕育的时候，水虞便禁止用小渔网捕捉鱼鳖，只准设下陷阱捕兽，用来供应宗庙和庖厨的需要，这是为了储存物产，以备享用。

而且，到山上不能砍伐新生的树枝，在水边也不能割取幼嫩的草木，捕鱼时禁止捕小鱼，捕兽时要留下小兽，捕鸟时要保护雏鸟和鸟卵，捕虫时要避免伤害蚂蚁和蝗虫的幼虫，这是为了使万物繁殖生长。

这是古人的教导。

现在正当鱼类孕育的时候，你却不让它长大，还下网捕捉，真是贪心不足啊!” 你还别说，鲁宣公听了之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认为里革是为了帮助自己改正错误，要把这个破网保存起来，作为教训，时刻警醒自己。

由此可见。

春秋时期保护野生动物的法则早已尽人皆知。

正因为大臣都敢管违反禁令的国君，国君也能承认错误，野保行动才获得成功。

颁布最早的保护鸟类法令 到了秦汉时期，法令不断完善，对于进一步保护野生动物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秦代虽然不像周代那样设有专门的生态保护机构，但是也有了一些较为详尽的涉及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而秦代又以“严刑峻法”著称，让保护作用更具刚性。

在《秦律十八种》中有一部《田律》，虽然主要讲的是农业生产方面的法律，但是其中一系列规定是与环境保护有关的，特别是与野生动物保护有关。

其中规定：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河道。

不到夏季，不准烧草做肥料，不准采取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幼虫、鸟卵和幼鸟，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到七月解除禁令。

《田律》中保护的对象包括树木、植被、水道、鸟兽、鱼鳖等，并对捕杀、采集的时间和方法也做了具体规定;对违反规定者还明确了如何甄别情况进行处理的办法，体现了法律易于执行的特点。

因此可以说，《田律》是我国最早的生态环境保护法。

在汉代，山林池泽等国家自然资源是受到政府保护的，平时严禁随意采伐，只有遇到大的自然灾害，才由下令开禁，以使百姓获得救灾活命的物资。

所以汉代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保护得非常好。

汉代还有专门的关于野生动物的保护法令。

据《汉书·宣帝纪》载，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夏六月，诏曰：‘前年夏，神爵集雍。

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

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

具为令。

’”通过这条法令可以看出，当时对于大批迁徙的五色鸟，不准坏鸟巢、掏鸟蛋，甚至飞石打鸟，规定得十分明确，便于执行。

因此也可以说，这条法令是我国最早的保护鸟类的法令。

由于汉政府保护得当，到了第二年春，大批鸟类又一次云集都城。

一条野保法令执行了200年 唐宋时期，对于野生动物的认识和保护不断深入，尤其是宋代曾有一条法令执行了200多年，可见野生动物保护深入人心。

在，出了一个著名的公主，她是因为穿了百鸟裙而蹿红的，因此她应该是史上最不保护野生动物的范例。

她就是在位时的。

她爱穿百色鸟毛织成的裙子，而且在当时引领时尚，一时众人纷纷效仿，各种珍禽飞鸟被捕捉殆尽。

据《·五行志》载：“(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毛裙，合百色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在裙中。

自安乐公主作毛裙，百官之家多效之。

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

”好一个采捕殆尽，“城门失火”，奢靡之风已危及禽兽安全!到了即位后，他接受了宰相姚崇、宋璟禁奢靡的意见，于开元二年(714年)七月下了《禁珠玉锦绣敕》，并对一些奇装异服采取措施，能染色的，“听染为皂”，无益于时的，“并焚与殿前，用绝竞争”。

而对于违者“决杖一百，受雇工匠，降一等科之。

两京及诸州旧有官织锦坊悉停”。

从此采捕百色鸟兽之风渐息。

可见社会风尚淳朴，才是野生动物之福。

宋代十分重视生态保护，专门在工部下设虞部，掌管山泽苑圃之事。

而且，于建隆二年(961年)下达了《禁采捕诏》：“王者稽古临民，顺时布政，属阳春在候，品汇咸亨，鸟兽虫鱼，俾各安于物性，罝罘罗网，宜不出国门，庶无胎卵之伤，用助阴阳之气，其禁民无得采捕鱼虫，弹射飞鸟。

仍永为定式，每岁有司申明之。

”这个禁令是禁止在鸟兽鱼虫的繁殖、生长期采捕的，不仅要求明确，而且最大的特色是法令的延续性，强调此令固定下来，每年都要重申发布予以执行。

到了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又颁布了《二月至九月禁捕诏》，其中规定“禁民二月至九月，无得捕猎及敕竿挟弹，探巢摘卵”，并要求“州县吏严饬里胥伺察擒捕，重置其罪，仍令州县于要害处粉壁，揭诏书示之”。

这一诏书在前面的基础上，更要求基层官吏主动抓捕违禁者，并写在墙上扩大宣传，影响民众，自觉保护野生动物。

徐松《宋会要辑稿》载，到了南宋高宗时期，他仍然记得这一诏令，他说：“比得太宗皇帝尹京日、禁断春夏捕雏卵等榜文，训饬丁宁，唯恐不至。

”并说，“今付三省可申严法禁行。

”可见一条法令，被延续了200多年，表明了大宋的野保决心和力度。

后来大宋王朝还出台了禁捕青蛙、禁食重点保护鸟兽、禁止以鸟羽、兽皮为服饰等法令。

明清皇帝拒食用野生动物制品 在封建社会，王朝统治者们的奢侈与爱好，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或者破坏起着重大的作用，即所谓上行下效。

明清时期，也有部分统治者身体力行，高度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尤其从自身做起，示范天下。

《·食货志》载：“明初，上供简省。

郡县供香米、人参、葡萄酒，太祖以为劳民，却之。

仁宗初，光禄卿井泉奏，岁例遣正官往南京采玉面狸，帝斥之曰：‘小人不达政大体。

朕方下诏，尽罢不急之务以息民，岂以口腹细故，失大信耶!’”由此可见，玉面狸是当时供皇宫馔食用的一种野生动物。

玉面狸在当时也属珍稀野生动物，如果皇帝带头食用，还不带动全社会的跟风!皇帝这一斥不知救了多少玉面狸的性命。

还有记载，明弘治年间(1488年-1505年)，多次放生野生虎、猫、鹰、山猴、鸽等，并禁止各属国进献珍禽异兽。

皇帝也有一些保护野生动物等的诏书与禁令。

皇帝听说广东采珠之风甚盛，危及了百姓，于顺治四年(1647年)冬十月下令禁止;皇帝于康熙二十一年(1712年)五月，免去向皇宫供鹰的指标。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清实录》记载的皇帝禁用象牙制品的事情：雍正看到各地特别是广东进贡到宫里的象牙制品日盛，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于滥杀大象而取得的象牙，颇有感慨，于是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四月谕旨大学士等：“朕与一切器具，但取朴素实用，不尚华丽工巧，屡降谕旨甚明。

从前广东曾进象牙蓆，朕甚不取，以为不过偶然之进献，未降谕旨切戒，今者献者日多，大非朕意。

夫以象牙编织为器，或如团扇之类，具体尚小。

今制为座蓆。

则取材甚多，倍费人工，开奢靡之端矣。

等传谕广东督抚，若广东工匠为此，则禁其勿得再制。

若从海洋而来，从此屏弃勿买，则制造之风，自然止息矣。

”这道谕旨表达了雍正对野生动物的仁爱之心，同时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禁止象牙制品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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